重广会史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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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齊魯書社
作者:周延良
出品人:
页数:1574
译者:
出版时间:2010-4
价格:450.00元
装帧:精装
isbn号码:9787533323813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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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重广会史笺证(繁体竖排版)(套装共2册)》内容简介:据此大致可以肯定《皇览》所集辑书,主要是汉代以来确定的经学和经学的传注,经世济用是目的所在。此风即成,便延续下来,直到清代仍然编撰了为数可观的类书。但自六朝以来,类书编撰所采取的文献则不限于经、传气特别是唐代以后,除去专门性的类书,一般意义上的类书则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比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白氏六帖》、《太平御览》、《记纂渊海》、《玉海》、《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御定渊鉴类函》等等。就类书的编撰主体而言,既有官修,也有私家撰修者。

类书,在历史发展中的产生、形成,其意义在于适用,就今天看来,却不限于此。除了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工具书价值,还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首先,类书产生本身,就暗示着相应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观念,是文化现象、文化形态,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其次,就历史文献论之,类书本身就是文献,同时,为我们今天获知亡佚的文献提供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参照条件;其三,校勘或整理古籍。类书中或有残存的文献和保有某今仍可见文献的部分数据,是校勘古籍的重要参考。当然,类书的学术价值不仅限于此,这裹,唯撮其要亟口之。

《重广会史》隶在类书,为研究唐前思想史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比较集中的部分数据,对于研究思想文化史,应该肯定它的价值和意义,做古籍整理中的校勘,该书也有一定的价值,但其价值并不能估计过高。下就笺证中所关涉的问题做概要论列。

今见《重广会史》一书,无编者名氏,宋代的目录之书亦未见着绿,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类书类》着录《会史》一百卷、《广会史》二十五卷」,未着撰人,编者为谁氏?不可详。郑樵所著录的《会史》、《广会史》与《重广会史》是怎样的关系?亦不得而知。是书之名,始见于元代。《宋史·艺文志·艺文》六着录:《重广会史》一百卷。未着撰人。以理推之,《会史》在前,《广会史》次之,《重广会史》又次之。三书是否次第出之?是否出于一人之劳?自亦无由考实,犹不可妄断。

未知是书撰人,其成书与刊刻也不甚了了。我们今天见到的《重广会史》是从日本传人,在传人日本之前,藏于高丽国国,一九二八年,日本育德财团根据前田氏尊经阁宋刊孤本影印,此书才又流传于世③。」国内所见的《重广会史》便是从日本传人的影印本。

好的,这是一本名为《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经济思想与实践》的图书简介: 《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经济思想与实践》 导论:时代的风云与士人的责任 本书聚焦于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变革性的时期——明清易代之际的江南地区。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结构正经历深刻的调整,传统士绅阶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他们既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肩负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同时,他们也是拥有大量土地、资本和人脉的精英群体,其经济决策直接影响着地方乃至区域的繁荣与稳定。 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深入剖析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江南士人如何理解、诠释并实践其经济哲学。我们不仅关注他们对“义利之辨”、“重农抑商”等传统观念的继承与发展,更着眼于他们在面对白银货币化、商业扩展、手工业专业化等新趋势时的实际行动与思想变迁。 第一章:士绅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角色重塑 在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士人的经济基础依然以农业为主,但其结构已然复杂化。本章首先梳理了江南地区土地兼并的态势、佃农与雇工关系的演变,以及士绅在水利、漕运等公共工程中的经济角色。 更重要的是,我们探讨了士人身份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张力。传统士大夫理论上应保持“淡泊名利”的姿态,但实际生活中,通过科举获取的政治权力往往被用来巩固甚至扩张其经济利益。本章通过对地方志、士人日记和家谱的细致考察,描绘出一幅士人如何平衡其道德理想与经济现实的复杂图景。 第二章:重农抑商的观念在江南的“变异” “重农抑商”是贯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流范式,但在明清江南这一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区域,其内涵发生了微妙的“变异”。本书认为,这种变异并非是对传统的彻底抛弃,而是在既有框架下的灵活适应和实用主义的转向。 我们分析了士绅如何看待棉纺织业、丝织业的兴盛。一方面,他们赞扬这些手工业为地方带来的财富;另一方面,面对社会动荡,他们对商业的风险保持警惕。本章将重点分析“寓商于士”的现象:一些士人家族通过联姻、资助或直接投资,深度介入了商业领域,这反映了他们对传统经济伦理的实用性修正。例如,对“积德行善”与“资本积累”之间关系的探讨,揭示了士人试图将商业活动纳入儒家道德框架下的努力。 第三章:货币、信贷与地方金融网络 白银的持续流入极大地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本书将目光投向了地方金融领域,考察士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明清时期,地方性的票号、钱庄等金融机构初具雏形,士人阶层在其中扮演了担保人、重要投资者或决策者的角色。 本章详细分析了士人在家族内部及士绅群体中构建的非正式信贷网络。这些网络不仅服务于日常的经济周转,更成为士绅在政治和商业领域进行资源整合的关键工具。通过分析当时的契约文书,我们可以看到士人如何运用其社会信誉(“面子”)来保证商业往来的信用基础,这比纯粹的法律约束更为有效。 第四章:士人的社会投资与地方公共福利 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要求士人在富裕之后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在明清江南,这主要体现在地方公益事业的投资上。本章系统梳理了士人热衷于资助的领域:兴修水利、赈济灾荒、设立义学、资助文教活动等。 这些“社会投资”并非完全脱离经济考量。例如,对水利设施的投入,直接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安全,从而维护了士人主要的经济来源;设立义学则确保了家族后备人才的稳定供给。本书认为,士人的慈善行为是一种将私人财富转化为公共声望,并最终回馈到家族政治资本和社会控制力的有效机制。他们通过这些实践,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地方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中介者”。 第五章:家族传承与经济资本的代际转移 对于士人家族而言,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往往不是最大化的商业利润,而是家族地位的延续和“永续经营”。本书最后聚焦于家族内部的经济安排和遗产继承制度。 我们探讨了明代以来的“不动产祭田”制度在江南士人中的具体实践,以及在清代日益普及的“分家析产”对家族经济结构的影响。士人如何运用法律工具(如契约、遗嘱)和家族规范(如族规、家训)来维系经济资产的完整性,特别是对土地、书院、以及商业资本的分配策略,是本章的核心议题。通过对特定家族档案的个案研究,本书展示了经济思想如何在家族的日常决策中得以体现和固化。 结论:实践中的儒家经济学 本书总结认为,明清之际的江南士人并非简单的传统卫道士,也不是盲目逐利的资本家。他们的经济实践是一种在传统伦理约束下,对新兴商业环境做出的复杂而务实的反应。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共同塑造了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儒家实用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推动了区域经济的转型。通过对这些历史细节的还原,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早期现代性的复杂性与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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