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中國美學力圖覆蓋廣博的研究範圍，同時對中西美學及實用美學作瞭深入的研究。為紀念康德逝世200周年，特設瞭一個德國美學，康德美學專題；並集中發錶瞭一批研究中國美學學傢蔡元培、硃光潛、蔣孔陽等人的論文，突顯岀中國美學在當今美學研究中的地位。

二百年前，偉大的德國哲學傢、美學傢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走完瞭自己一生的“哲學傢之路”，逝世在他畢生度過的東普魯士首府哥尼斯堡(今俄羅斯加裏寜格勒)。

　　二百年來，在西方，在東方，“康德”這個名字一直無法為熱愛思想、追求學術的各路人士忘卻，以至於“迴到康德”成瞭20世紀哲學和美學開啓的迴歸步伐。如果說，在西方，作為啓濛運動的最後一名偉大導師，康德張揚瞭人“通過知識而自我解放”的觀念，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以及《道德形而上學基礎》等偉大著作直接確立瞭其作為德國古典哲學第一位重要代錶的曆史地位；那麼，在東方，特彆是對於20世紀的中國學人來說，就像梁啓超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一文中所指齣的，康德則同時是“黑暗時代之救世主”，是“百世之師”：康德以及康德學說不僅直接啓發瞭20世紀中國學人對於知識價值的現代性認識，更開啓瞭20世紀中國學術界對於人的問題的新的思想之途。

　　就美學的發展而言，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20世紀中國美學走嚮現代理論建構的道路，也正是從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康德學說，尤其是他關於審美無功利性、無目的性思想開始的。一個世紀以來，“康德”這個名字深深嵌刻在瞭現代中國美學學者的思想記憶當中，康德美學成為中國美學開啓自身現代性道路、構築“美學中國”現代理論圖景的最重要的知識根據——把無功利性、無目的性確定為審美本質規定的康德美學，不僅在20世紀初推進瞭中國美學的現代發韌，引起當時許多中國美學學者對美學、文藝問題的新的理論反思，同時也成為現代中國美學建構自身與中國古典美學不同理論形態的最核心、最基本的話語。正因此，我們看到，從梁啓超、王國維、蔡元培，到硃光潛、宗白華，再到李澤厚等，20世紀中國美學的理論大師們幾乎都把康德學說及其美學觀念當作瞭自己進行美學思考的特定資源。即如宗白華，便曾最早在中國報刊上撰文介紹康德哲學，先後於1919年5月在《晨報》副刊發錶《康德唯心哲學大意》和《康德空間唯心論》兩文。現代中國美學先驅者王國維的很多論述，反復強調瞭審美無功利性和無目的性的基本立場，甚而在《 評論》中將這種康德主義的美學態度提升為一種抵禦現實苦難、超越權欲利益的生活態度，極力標榜“離此生活之欲之爭鬥，而得其暫時之平和，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至於蔡元培，更是具體地在美育理論中直接吸收、發揮瞭康德的審美超功利性思想，將之用於人心、社會、文化的改造以及中國人精神價值的重建設計，視美育的根本任務在於培養、發展人的無個人利害計較的情感並以此去除私欲而達緻人與自然、社會的和諧。及至80年代，李澤厚“主體性”理論的提齣，明顯基於他對以“三大批判”構築起來的康德批判哲學的深入理解，其《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便具體錶明瞭“主體性實踐美學”與康德思想的這種內在聯係。而從李澤厚美學在20世紀後二十年中國美學進程中産生的巨大影響，我們當可以發現直至20世紀末中國美學與康德、康德學說之間關係的密切性。

　　在這裏，我們同樣不能不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即在美學史上，康德第一次集中而明確地把美學的探討重點移嚮瞭對主體審美能力的考察。他藉助先驗綜閤方法，強調審美判斷力作為美和美感的共同本源，把對美和美感的理解定位於人的主體能力，提齣瞭諸如審美經驗、審美意象、想象、天纔等一係列美學命題與問題，從而在美學領域實現瞭一種人本主義的立場轉嚮。這一重大變化，不僅直接帶來瞭20世紀西方美學的深刻轉型，同樣也對20世紀以來中國美學現代理論建構意義深巨，具體影響瞭現代中國美學研究嚮心理學領域的拓展。不僅像硃光潛在《文藝心理學》一書中圍繞“美感經驗的特徵”這一核心問題，詳細論述瞭想象、情感、美感、意象等在康德《判斷力批判》中被創造性提齣並有深入探討的概念；而且，正由於對康德美學的自覺或不自覺接受，從20世紀20年代以後，中國美學學者有關審美心理學的研究開始同中國古典美學重視藝術經驗的研究傳統發生結閤，包括宗白華、硃光潛在內的一批現代中國美學學者對各門傳統中國藝術的審美特點、藝術價值進行瞭大量精闢分析，形成瞭20世紀中國美學進程中的藝術研究高峰，極大地推進瞭現代中國美學在藝術理論、藝術批評領域的學術深入。

　　毫無疑問，康德以及康德哲學、美學與20世紀中國美學的關係既是直接具體的，也是內在深刻的。也因此，今天，在我們考察、探討20世紀中國美學學術進程及其現代理論建構訴求之時，康德及其學說的影響問題必定作為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麵而齣現。隻要我們意欲承續中國美學百年來的學術努力，繼續推進美學在未來中國的理論建構和思想深化，則我們又必定不能越過或無視康德——就像康德以後西方美學的現代主義話語總是牽連著康德美學內在的現代性訴求一樣，中國美學的現代建構也同樣有必要認真檢視、探究康德學說及其對於中國美學的現代意義問題。

　　值此康德逝世二百周年之際，我們特彆發錶瞭《康德美學思想的發展曆程》、《“美是道德的象徵”》、《康德美學中的自由》三篇文章，以此作為對這位偉大哲學傢、美學傢的誠摯紀念，同時也錶達我們對康德美學的崇高敬意和對康德思想的真誠探尋。

　　本輯中，有關中國美學(包括20世紀中國美學傢思想)的研究占瞭相當篇幅。雖然本刊所發錶的文章不限於“中國美學”的研究，但我們也始終主張，作為中國的美學學者，努力發現並深刻探究中國文化、中國美學的自身問題，在理論上緻力於美學追問、美學理論建構的中國特性，應是一個基本的立場。這樣一種“中國特性”的呈現，當然脫不開對中國美學理論、美學曆史的全麵深入探討。全球化時代，我們的美學視野是世界的，與此同時，麵嚮世界的當代中國美學同樣需要保持對於自身思想曆史、理論資源的深刻發掘，並以此作為當代中國美學理論深化的內在根基。如此，則我們今天的美學和美學研究纔可能真正産生齣建構性的價值。基於此，我們希望，《中國美學》以後能夠在這方麵做更多具體的工作，也希望得到美學界朋友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