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曾翰

艺术家：Nadav Kander、Michael Wolf、Peter Bialobrzeski、Greg Girard、Daniel Traub、曾力、颜长江、朱浩、黎朗、孙涛、王博

主题阐释

一百多年前，摄影在它被发明的头几年就伴随着传教士和鸦片传入了中国，彼时的国人将照片中的那些新奇的异邦景象称之为“西洋景”，那可算是中国开始融入西方文明体系的发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将“西洋景”作为梦想成真的目标和理想，前仆后继地将中国塑造成一个真实的“想象的异邦”。

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在21世纪初期，影响世界最大的两件事，一是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在全球化的迫切压力下，由权力和资本合谋驱使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将当下的中国日渐改造成为现今世界上最为疯狂和奇异的“景观社会”，“城市爆炸进入乡村，以城市残渣的无形大块对乡村的不断覆盖，由消费的规则所控制。城市化毁灭了城市并重建了一种伪乡村，一种既缺少传统乡村的自然关系，也缺少历史城市的直接社会关系的伪乡村。”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而摄影基于它与现实之间的暧昧特质，成为表现和承载这一景观社会的最佳媒介，在进入新世纪的近十年来，中国新景观令西方摄影师趋之若鹜，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摄影师也在开始觉醒，以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重新审视日益畸变的故土，一种新的景观摄影风潮日益成形——相对应于当年的“西洋景”，我们为此创造出一个新词 “中国景 CHINESCAPE”（CHINESE＋LANDSCAPE）。

此次展览正是针对上述课题进行的一次影像研讨，以期对进入21世纪的前后10年关于中国当代景观摄影的疏理和小结。参展的5位西方摄影师和6位中国摄影师，都是运用传统大画幅摄影，以仪式化的拍摄和客观冷静的凝视，以及凸显距离感的表达，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正在急剧裂变的中国景。

上世纪90年代，从以拍摄当代都市风景闻名的德国摄影大师Thomas Struth进入中国拍摄中国城市化风景开始，那些以社会风景和人造风景为创作主体的西方摄影师纷纷将镜头对准了中国这块景观摄影的“处女地”：英国人Nadav Kander的《长江》从上海到青海沿长江拍摄下一系列看似诗意，却饱含对人类征服自然的徒劳与无力感的隐喻影像；德国人Michael Wolf将香港和珠三角的密集建筑和“世界工厂”，全部浓缩成令人窒息的电路板般的抽象表皮；在以拍摄亚洲新兴都市夜景闻名的另一个德国人Peter Bialobrzeski的镜头下，上海和深圳的“霓虹虎”仿佛海市蜃楼，无比辉煌却又无尽虚空；常年居住在中国的加拿大人Greg Girard和美国人Daniel Traub，分别聚焦于新旧混搭和冲突的城市中心和城市边缘，但凝视的目光都是同样的冷静却又迟疑。

相对于西方摄影师置身事外的“隔岸观景”，中国摄影师的作品则更多是“有景无风”的沉重与苦涩：曾力从90年代末拍摄废弃的十三陵开始对北京进行城市空间生产力考察，到拍摄贵州三线工厂等一系列类型学摄影，是中国本土景观摄影的最早实践；生于三峡的颜长江一直坚持用遗照式的拍摄关照业已消失的故土，谱写哀莫大于心死的影像挽歌；游荡于城市与荒野之间的黎朗，放弃了先前的抒情叙事化的摄影，转而切取陌生化和疏离感的现实碎片；上海人朱浩的“上海默片”，呈现了一个“人类消失以后”的空荡荡的上海，静默死寂中却似“山雨欲来风满楼”；身为新闻记者的孙涛于2010年拍下沙漠中新造的“鬼城”鄂尔多斯，以反新闻摄影的超静态记录，试图直抵新闻背后的真相；在外游学多年的王博回到久违的家乡重庆，惊诧于城市空间的颠覆性重组，却也在不动声色地解构黑色幽默的寓言式的“异质景观”。

就像1975年《新地形学——经人类改变后的风景的照片》（New Topographics：Photographs of a Man-Altered Landscape）摄影展策展人William Jenkins在展览介绍里面说的“毫无疑问，这个展览的核心问题不是关于风格的。”《中国景》展览的核心问题也不是关于审美和抒情的，它指向的是鲍德里亚的“超真实” （hyperreality）和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中国景”的“真实不再单纯是一些现成之物，而是人为地生产（或再生产）出来的‘真实’ ，它不是变得不真实或荒诞了，而是比真实更真实，成了一种在幻境式的自我相似中被精心雕琢过的真实”。在这个费尔巴哈所指认的“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本质”的时代，景观摄影已经不折不扣地确立了其超真实的面目，而“中国景”的问题也将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

文：曾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