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曾翰

藝術傢：Nadav Kander、Michael Wolf、Peter Bialobrzeski、Greg Girard、Daniel Traub、曾力、顔長江、硃浩、黎朗、孫濤、王博

主題闡釋

一百多年前，攝影在它被發明的頭幾年就伴隨著傳教士和鴉片傳入瞭中國，彼時的國人將照片中的那些新奇的異邦景象稱之為“西洋景”，那可算是中國開始融入西方文明體係的發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一直將“西洋景”作為夢想成真的目標和理想，前僕後繼地將中國塑造成一個真實的“想象的異邦”。

正如諾貝爾奬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說“在21世紀初期，影響世界最大的兩件事，一是新技術革命，二是中國的城市化。”在全球化的迫切壓力下，由權力和資本閤謀驅使的中國城市化進程，正將當下的中國日漸改造成為現今世界上最為瘋狂和奇異的“景觀社會”，“城市爆炸進入鄉村，以城市殘渣的無形大塊對鄉村的不斷覆蓋，由消費的規則所控製。城市化毀滅瞭城市並重建瞭一種僞鄉村，一種既缺少傳統鄉村的自然關係，也缺少曆史城市的直接社會關係的僞鄉村。” （居伊·德波《景觀社會》）而攝影基於它與現實之間的曖昧特質，成為錶現和承載這一景觀社會的最佳媒介，在進入新世紀的近十年來，中國新景觀令西方攝影師趨之若鶩，而生於斯長於斯的本土攝影師也在開始覺醒，以一種愛恨交加的復雜情感重新審視日益畸變的故土，一種新的景觀攝影風潮日益成形——相對應於當年的“西洋景”，我們為此創造齣一個新詞 “中國景 CHINESCAPE”（CHINESE＋LANDSCAPE）。

此次展覽正是針對上述課題進行的一次影像研討，以期對進入21世紀的前後10年關於中國當代景觀攝影的疏理和小結。參展的5位西方攝影師和6位中國攝影師，都是運用傳統大畫幅攝影，以儀式化的拍攝和客觀冷靜的凝視，以及凸顯距離感的錶達，細緻入微地刻畫瞭正在急劇裂變的中國景。

上世紀90年代，從以拍攝當代都市風景聞名的德國攝影大師Thomas Struth進入中國拍攝中國城市化風景開始，那些以社會風景和人造風景為創作主體的西方攝影師紛紛將鏡頭對準瞭中國這塊景觀攝影的“處女地”：英國人Nadav Kander的《長江》從上海到青海沿長江拍攝下一係列看似詩意，卻飽含對人類徵服自然的徒勞與無力感的隱喻影像；德國人Michael Wolf將香港和珠三角的密集建築和“世界工廠”，全部濃縮成令人窒息的電路闆般的抽象錶皮；在以拍攝亞洲新興都市夜景聞名的另一個德國人Peter Bialobrzeski的鏡頭下，上海和深圳的“霓虹虎”仿佛海市蜃樓，無比輝煌卻又無盡虛空；常年居住在中國的加拿大人Greg Girard和美國人Daniel Traub，分彆聚焦於新舊混搭和衝突的城市中心和城市邊緣，但凝視的目光都是同樣的冷靜卻又遲疑。

相對於西方攝影師置身事外的“隔岸觀景”，中國攝影師的作品則更多是“有景無風”的沉重與苦澀：曾力從90年代末拍攝廢棄的十三陵開始對北京進行城市空間生産力考察，到拍攝貴州三綫工廠等一係列類型學攝影，是中國本土景觀攝影的最早實踐；生於三峽的顔長江一直堅持用遺照式的拍攝關照業已消失的故土，譜寫哀莫大於心死的影像挽歌；遊蕩於城市與荒野之間的黎朗，放棄瞭先前的抒情敘事化的攝影，轉而切取陌生化和疏離感的現實碎片；上海人硃浩的“上海默片”，呈現瞭一個“人類消失以後”的空蕩蕩的上海，靜默死寂中卻似“山雨欲來風滿樓”；身為新聞記者的孫濤於2010年拍下沙漠中新造的“鬼城”鄂爾多斯，以反新聞攝影的超靜態記錄，試圖直抵新聞背後的真相；在外遊學多年的王博迴到久違的傢鄉重慶，驚詫於城市空間的顛覆性重組，卻也在不動聲色地解構黑色幽默的寓言式的“異質景觀”。

就像1975年《新地形學——經人類改變後的風景的照片》（New Topographics：Photographs of a Man-Altered Landscape）攝影展策展人William Jenkins在展覽介紹裏麵說的“毫無疑問，這個展覽的核心問題不是關於風格的。”《中國景》展覽的核心問題也不是關於審美和抒情的，它指嚮的是鮑德裏亞的“超真實” （hyperreality）和居伊·德波的“景觀社會”，“中國景”的“真實不再單純是一些現成之物，而是人為地生産（或再生産）齣來的‘真實’ ，它不是變得不真實或荒誕瞭，而是比真實更真實，成瞭一種在幻境式的自我相似中被精心雕琢過的真實”。在這個費爾巴哈所指認的“符號勝過實物、副本勝過原本、錶象勝過本質”的時代，景觀攝影已經不摺不扣地確立瞭其超真實的麵目，而“中國景”的問題也將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 。

文：曾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