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与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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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余英时
出品人:
页数:356
译者:
出版时间:2012-4
价格:45.00元
装帧:精装
isbn号码:9787108040145
丛书系列:余英时作品系列(精装)
图书标签:
  • 余英时
  • 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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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增订版)》讲述了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两大高峰,他们的出现,在作者看来代表了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是儒家学术思想由“尊德性”向“道问学”这一学术转向的表征与逻辑结果。作者从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关系入手,细致地分析了清代儒学从理学转入考证并进而出现戴、章二大家的内因。

《戴震与章学诚》 这部著作深入探讨了清代两位重要的思想家、史学家的学术思想、哲学贡献及其在乾嘉学术史上的地位。戴震与章学诚,尽管学术路径与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并在考据学、史学、文字学等领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戴震:求是务实的启蒙思想家 戴震(1735-1783),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他被誉为“清代学术的巨擘”,其思想深具启蒙色彩,对后世影响深远。 反对空谈性命,倡导实学: 戴震生活的时代,宋明理学盛行,形而上学的空谈与道德说教占据主导。戴震对此深感不满,他认为理学“失其本源”,脱离了孔孟之道的根本。他主张回归《诗》、《书》、《礼》、《乐》等先秦经典,强调“求诸实事,必求诸古”。他认为,人之所以为善,在于其“情”,而“情”并非指感官欲望,而是指人的自然本性和情感需要,是“欲”的合理表达。他反对以“理”压抑“情”,认为“情”是人性的基础,而“理”是规范“情”的,二者并非对立,而是辩证统一。 文字训诂的卓越贡献: 戴震在文字学上的造诣极高。他认为“文字者,所以形言也”,文字的意义必须从其原始形态和演变过程中去理解。他撰写的《水经注疏》、《方言疏证》、《古今字辨》等著作,在文字的音、义、形等方面的考证都极为严谨,为后世文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他特别重视“训诂”,认为“训诂”是“明人之辞,所以明天下之理也”。 史学观的进步: 戴震对史书的编纂与史学理论也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历史的记载应当“明其是非,辨其得失”,而不是简单地罗列事件。他强调史料的辨伪与考订,主张“实录”,反对虚饰与主观臆断。他的史学思想,体现了乾嘉学派注重实证的精神。 对“仁”的理解: 戴震对儒家核心概念“仁”的理解也独树一帜。他认为“仁”不是一种高不可攀的道德范畴,而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相互理解的自然情感的流露。他强调“仁”在“爱人”之中,而“爱人”的根本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及人。 章学诚:史学体系的构建者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他是一位集史学、经学、文学、校勘学于一身的大学问家,尤以其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著称。 “六经皆史”的史学观: 章学诚最著名的论断便是“六经皆史”。他认为儒家经典,如《诗》、《书》、《礼》、《易》、《春秋》,其内容皆源于历史事实,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方面面。因此,研究经学,必须以史为依据;研究史学,也要借鉴经学的义理。这一观点极大地拓宽了史学的研究视野,将史学与经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乾嘉学术的一个重要转向。 “有史必有史官”与“史官之职”: 章学诚强调史官在历史记载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史官者,天子之史官也”,史官负有记录历史、鉴戒后世的责任。他提出了“有史必有史官”的观点,认为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专门的史官来记录历史事件,确保历史的连续性和准确性。他详细论述了史官的职责,包括“辨其真伪,察其是非,稽其成败,察其善否”,认为史官应当“不饰虚美,不隐恶而求其是”。 “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的哲学观: 章学诚的哲学思想,虽然不如戴震那样直接挑战理学,但也体现了对传统哲学体系的反思。他区分了“道”与“器”,认为“道”是抽象的、普遍的原则,而“器”是具体的、事物的表现。他强调“形而下”的“器”的重要性,认为“器”是“道”的载体,脱离了“器”,“道”就成为空洞的学说。这种思想也体现在他对史学的重视上,他认为历史事件(“器”)是理解历史发展规律(“道”)的关键。 史学著作的编纂: 章学诚一生致力于史学著作的编纂,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史通义》。这本书是他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史学理论,包括史料的辨伪、史书的体例、史官的职责、历史的变迁等。此外,他还编纂了《永清县志》、《常州府志》等地方志,并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义例”的重要性,认为史学研究应当遵循一定的规范和原则。 与戴震的比较与联系: 尽管戴震和章学诚在学术上有各自的侧重,但他们都属于乾嘉考据学派,都强调实证精神,反对空疏之学。他们都对传统经典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阐释,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学术思想,共同构成了乾嘉学术繁荣的重要篇章。 《戴震与章学诚》 一书,正是致力于梳理和分析这两位伟大学者的思想脉络,探究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内的原创性贡献,以及他们对乾嘉学术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本书的写作,力求在尊重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辨析与学术评价,以期读者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戴震与章学诚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不朽价值。

作者简介

余英时(1930-),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73年-1975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目录信息

增订本自序自序内篇 一、引言 二、章实斋与戴东原的初晤 三、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从清初到戴东原 四、章实斋的史学观点之建立 五、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 (一)“六经皆史”说发微 (二)“朱、陆异同”论的心理背景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涵义 六、戴东原与清代考证学风 (一)“博雅”与“成家” (二)“狐狸”与“刺猬” (三)有志闻道 (四)义理的偏爱 (五)考证的压力 (六)紧张心情下的谈论 (七)论学三阶段 (八)最后的归宿 七、后论 八、补论: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外篇 一、戴震的《经考》与早期学术路向——兼论戴震与江永的关系 (一)《经考》与《经考附录》 (二)戴东原之早期学术路向 (三)戴东原与江慎修 二、戴东原与伊藤仁斋 三、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 引言 (一)中国史学中的人文传统 (二)史学中言与事之合一 (三)笔削之义与一家之言 (四)结语” 四、章实斋与童二树——一条史料的辩证 五、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 (一)引言 (二)宋明理学中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对立 (三)经典考证的兴起与儒学的转向 六、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 (一)为什么要重新解释清代思想史? (二)宋代儒学及其内在问题 (三)从“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 (四)“经世致用”与颜李学派 (五)清代儒学的新动向——“道问学”的兴起 (六)经学考证及其思想背景 (七)戴东原和章实斋 (八)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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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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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剩了一点点没读完,而且断断续续地读的。 余英时是我很佩服的一个学者,然我于是书则不大感冒滴。。。 首先,戴震与章学诚的联系,真有他叙述的那么大? 其次,他在一个引文中提及“已(疑当作以)前”,其实他不知道以和已二字古音同,可以通假的,《汉书》中即有二字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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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延续不在于史官的地记叙,也不仅仅是朝代的相继更替,我想更多的该是历史作为意识的一类在知识精英中的映射,这种映射会因为时代久远而显得苍白,但绝不会消亡。 余先生旨在以戴震和章学诚为切入点论述清代中期的思想史的发展,但其中的许多剖析反而又能从后辈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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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在讨论戴震时的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两点,一为戴震善于考证,并被目为考证学的领袖(“群狐之首”)但他自己却醉心于义理之学(“刺猬”),用余先生的话来说:“乾隆时代有两个戴东原,一是领导当时学风的考证学家戴东原,另一个则是与当时学风相背的思想家戴东原。” 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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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余英时由汉代研究向学术思想史研究进发的转型之作。乾嘉时期双峰并峙的戴震与章学诚是此书的主角,为了勾勒出两人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对峙局面,余英时运用的思想史手法恰如太史公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一方面结合十八世...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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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论戴震与章学诚》这本书,在刚拿到的时候,我曾有些担心它会过于晦涩难懂,毕竟涉及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和史学领域两位重量级人物。然而,实际的阅读过程却完全打消了我的顾虑。作者的语言风格虽然严谨,但并不失流畅和可读性。他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和生动的叙述,将抽象的学术概念具象化,让普通读者也能逐渐领略其中的精妙。比如,在介绍戴震的“理”与“欲”的关系时,作者仿佛在为我们描绘一幅古老的哲学画卷,让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理”如何在“欲”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又如何反过来规范和升华“欲”。同样,在解读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时,作者并未停留在理论的表述,而是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文本分析,展现了这一理论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又如何指导了具体的史书编纂。我尤其对作者对于两人在“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上的探讨感到振奋。他们是如何在实践中体悟学问,又如何通过学问指导实践,这种知行合一的精神,对于我们当下构建学习型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本书并非高高在上地宣扬学术,而是将两位先贤的思想,与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问题,巧妙地联系起来,引发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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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戴震与章学诚》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深刻印象,是作者在梳理和比较两位大师思想时,所展现出的那种“辩证的眼光”。他并没有简单地将他们视为“对立面”或“传承者”,而是更侧重于揭示他们思想中潜在的联系与张力。比如,在探讨两人对于“天理”的理解时,作者就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在不同的语境下,对这一中国哲学中的核心概念进行阐释的。戴震更侧重于从人性内在的“情”出发,来理解“天理”的自然性;而章学诚则更倾向于从历史的演变和社会的秩序出发,来理解“天理”的规范性。这种细致的辨析,让我对“天理”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丰富内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而且,作者在分析过程中,也大量引入了同时代其他学者的观点,将戴震和章学诚的思想置于更广阔的学术图景中进行考察。这种“对话式”的研究方法,使得本书的内容更加饱满,也更具学术价值。读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了作者本人,正是在这样一种开放、包容、辩证的心态下,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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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阅读体验,让我深切感受到作者在学术研究上的“匠人精神”。他对待戴震和章学诚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都仿佛在用放大镜仔细审视,力求挖掘出最原始、最真实的含义。我之前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字面意思,但本书的解读,则让我看到了其背后深厚的史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作者详细梳理了章学诚是如何将《周易》、《诗经》等经典,从纯粹的哲学著作,转化为具有历史叙事价值的文本,以及这其中涉及到的方法论创新。而戴震关于“性即情”的论断,在书中也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层次。作者并非简单地将其视为对程朱理学的否定,而是深入分析了其如何从对“情”的重新认识出发,构建起一套更为通达的人性论和伦理观。我尤其欣赏作者在阐述两人思想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同情”的理解。他不仅仅是站在学者的角度去分析,更是试图去理解两位先贤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和所做出的努力。这种“同情之理解”,是任何优秀学术著作都不可或缺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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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并非仅仅是堆砌史料和观点,而是作者在其中注入了一种“思考的灵魂”。他不仅仅在告诉我们戴震和章学诚说了什么,更在引导我们思考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以及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有何启示。在分析戴震关于“理”和“欲”的辩证关系时,我被作者深入浅出的讲解所打动。他并没有回避“欲”的复杂性,而是将其视为人性的一部分,并探讨了如何在社会规范下,使“欲”得到合理的引导和升华。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欲望和矛盾,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哲学视角。而章学诚关于“史”的理解,在书中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作者不仅梳理了他对史官制度和史料运用的独到见解,更强调了其“史”的实践意义,即历史的叙事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是对现实的启示和对未来的借鉴。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学术研究并非是枯燥的象牙塔内的活动,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与时代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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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戴震与章学诚》这本书,我才读了一小部分,但已经深深被它所吸引,迫不及待地想与同样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感兴趣的朋友们分享一些初步的感受。首先,作者在梳理这两位乾嘉时期思想巨擘的学术脉络时,展现出的那种严谨细致的考证功夫,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他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两人在哲学、史学、文字学等方面的观点,而是通过大量的史料引证,将他们的思想置于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我尤其喜欢作者对于两人“求是”精神的探讨,这种精神在当今信息爆炸、真假难辨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研究,都应该回归文献,力求真实,不被表象所迷惑。这种对学术本源的坚持,在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而且,作者并没有将戴震和章学诚割裂开来,而是着力于发掘他们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张力,这种“对话”式的研究方法,使得原本可能显得枯燥的学术比较,变得生动而富有启发性。读到此处,我仿佛看到两位跨越时空的智者,在作者笔下,就各种学术问题展开了一场智慧的交锋。我一直在思考,这种对“求是”的推崇,是否也折射出作者自身的一种学术态度和人生追求?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戴震和章学诚的,更是关于如何做学问,如何认知世界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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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与先贤思想的深度对话,而非简单的信息获取。作者在阐述戴震和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时,极其注重细节的挖掘和逻辑的梳理。我之前对这两位学者的了解,大多停留在一些零散的观点和标签化的评价上,例如戴震的“性即情”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更宏大、更精微的图景。作者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循序渐进地引导读者进入他们的学术世界。在探讨戴震关于“理”与“欲”的辨析时,我深受触动。他如何将宋明理学中被压抑的“情”与“欲”重新纳入合理的学术视野,并赋予其积极的意义,这种思想的解放,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颠覆性的。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理论,在书中也被赋予了全新的解读。作者不仅解释了其历史渊源,更深入剖析了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之处,以及对后世史学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两人思想异同之处时,那种审慎的态度。他不会简单地将一方视为另一方的对立面,而是试图在差异中寻找联系,在对立中发现互补。这种“和而不同”的分析,体现了一种高超的学术智慧和包容精神。阅读此书,让我对乾嘉学派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更加认识到,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的思想总是在与前人、与同时代的思想进行着复杂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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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阅读,与其说是学习知识,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的启迪。作者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并没有简单地将两位思想家置于“二元对立”的框架下进行比较,而是致力于发掘他们思想中可能存在的共通之处,以及在不同问题上的侧重点差异。我尤其被作者对“名教”和“人情”之间微妙关系的探讨所吸引。戴震如何挑战传统名教对人情的压抑,而章学诚又如何在维护名教秩序的同时,也关注到人情的实际需求,这种 nuanced 的分析,让我对乾嘉时期思想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学术研究,恰恰在于对这种复杂性的揭示,而不是简单的二分法。而且,作者在梳理两人学术思想演变的过程中,也充分考虑到了外部环境的影响,例如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化、文化思潮的流转等。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视角,使得本书的分析更加立体和深刻。读完关于戴震对《诗经》的解读,我才真正理解了他为何会如此强调“情”在诗歌中的地位,以及这与他的人性论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而章学诚对史学的强调,也并非仅仅是史料的堆砌,而是试图构建一种贯穿古今的“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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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戴震与章学诚》这本书,读起来更像是一场与两位伟大学者的智慧对话。作者通过对他们学术思想的深入剖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思想的殿堂,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地感受他们的学问魅力。我尤其被作者对戴震“真儒”形象的塑造所打动。他如何从一个民间的学者,凭借着对学术的热爱和对真理的执着,挑战当时的学术权威,并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这本身就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而在解读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时,作者也并非简单地将其作为一种理论口号,而是深入探讨了其在史学方法上的创新,例如他对史料的辨伪,对历史事件的联系,以及对史书编纂的规范。这种对细节的关注,恰恰是体现了两位学者严谨治学的态度。而且,作者在进行比较时,也展现出了一种“尊重差异”的智慧。他不会强求戴震和章学诚的思想完全一致,而是试图在他们的不同之处,发现更深层次的联系,或者说,是他们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做出的精彩回答。这本书,无疑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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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戴震与章学诚》这本书,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收获,更是一种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深深体悟。作者在叙述戴震对于“道”的理解时,那种从日常生活中发掘真理的精神,让我深受启发。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脱离现实的哲学家,而是脚踏实地,从对具体事物的观察中提炼出普遍的道理。这种“由小见大”的研究方式,在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章学诚关于“文”与“道”的论述,也并非仅仅是文字上的游戏,而是与他对“道”在世间实践的重视紧密相连。我尤其对作者在分析两人关于“学习”的目的时,所展现出的不同侧重感到有趣。戴震更侧重于解放个体思想,追求内心的自由,而章学诚则更强调知识的社会功能和传承。这种差异,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思想界多元化的面貌,也为我们理解中国思想史的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线索。而且,作者在探讨两人对“学问”的态度时,并没有回避他们思想中的局限性,而是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展现了他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学术努力。这种不回避争议、不回避局限的学术勇气,正是本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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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论戴震与章学诚》,给我最大的震撼,并非是书中具体解决了某个学术难题,而是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所展现出的那种“返璞归真”的学术态度。在如今各种速食文化的冲击下,学术研究似乎也变得越来越浮躁。但这本书,却像一股清流,提醒我们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作者对戴震和章学诚思想的解读,不是基于某种预设的理论框架,而是从大量的原始文献出发,一点点地剥茧抽丝,还原思想的本来面貌。我特别欣赏他对“文字狱”对学术研究的压制作用的分析,以及戴震如何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下,依然坚持“独立之见”。这对于我们理解那段历史,理解那两位学者的学术勇气,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视角。而章学诚关于“史”的论述,作者也并非仅仅停留在其“六经皆史”的宏大命题上,而是深入到其对史官制度、史料运用等具体环节的考量。他如何看待历史的真实性,如何处理史料中的矛盾,这些精微之处,都展现了章学诚作为一位史学大家的深邃思考。我仿佛看到了作者自己,也正是在这样的“求实”精神的指引下,深入田野,爬梳文献,才得以构建起如此宏大的学术图景。这本书,是对两位先贤的致敬,更是对学术精神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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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料。待《朱熹的历史世界》看完一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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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向和“内在理路”说就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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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痛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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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此书,感受颇多。总体概括的高明,细节描画的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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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一遍。文史至道与经学至道(两种道之不同),智识主义的兴起(尊德性到道问学),六经皆史(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六经皆器;道是人性中祈求文明生活的一种潜能。道为活的现在)。义理和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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