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会昌，1947年生，河北昌黎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中国心理学会儿童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亚洲和太平洋语言与听觉》杂志编委。现在正从事的研究课题有《儿童早斯气质发展与家庭影响因素的追踪研究》（中家自然科学基因金）、《以济转型期儿童的个性民展与教育》（国家教育科学规划“九五”重点研究项目）、《儿童面临的心理压力及应对策略》（国际合作项目）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过论文200余篇，在国内发表儿童心理和教育方面的科普作品400余种，主编有《中国学前教育百科全书（心理发展卷）》、《儿童心理学百科词典》等。

《德育忧思》前言

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对中国人民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在这10年里，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在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下，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这一时期的首要时代特征，也成为构建时代精神的基本出发点。这是中华民族走出低谷，走向腾飞的1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所有领域发生巨大革命性变化的10年。在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迅速的变化中经受了严峻考验。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教育，在这10年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科教兴国”已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而对社会变迁中我国教育的研究工作，则成为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科学研究永远应该走在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沿。在新时期的变革中，我国教育工作者面临着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新情况，社会变化使他们兴奋，也使他们困惑。在经济转轨、与先进国家接轨过程中，各种价值观念相互碰撞，迫使教育工作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观念的转变，理念的重新构建，行为方式的调整每天都在发生着。非如此，他们就不能适应急风暴雨般变化着的时代。研究这些新情况，摸索学校教育中的新规律和新特点，就成为教育研究者的迫切任务。

从1997年开始，笔者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重点研究项目《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小学生的品德发展和教育》。研究工作之初，我们对所要研究的问题并不十分清楚，只是隐约地感觉到探索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之所以艰巨，首先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现成的理论作为指导，我们所研究的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变化中的学校教育过程，而这种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给学校德育工作带来的挑战远远大于对智育工作的挑战。我们学校的德育工作几乎是处于社会政治、思想、法律、哲学、伦理、心理、宣传、媒介等上层建筑各领域变化的焦点上，其复杂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我国教育研究工作者多年来一直没有突破一个窠臼，就是对这种具有广泛社会背景、对所考察问题不十分清楚的课题究竟采用什么方法最有效。幸好，笔者于1996年8月参加了由国际心理学会和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组织的一个“定性研究方法高级讲习班”，并从这个讲习班获益非浅。

大约从80年代起，国际上各个学科，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卫生学、医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种志学（或称民族学）及一些相关的跨界学科，如文化人类学、心理语言学、认知人类学、健康教育学等学者开始意识到，唯有采用生态效度更高的定性研究方法，才能更有效地发现人类认识、行为的规律，也才有助于把所获得的研究成果从较小的样本向更大的群体推广。因此，最早由一些社会学家、人种志学家创立的各种定性研究方法，如参与观察、现场研究、无结构和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各种定性研究技术，也随着研究设备的发展（特别是录像设备的运用）越来越得到发展，如对观察资料、录像资料和文本资料的编码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本很难进行系统分析的资料，也能得到量化处理。而定性研究的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我国过去出版的教育学、心理学研究方法教科书中，定性研究被认为是“质的研究”，是一种分析性、描述性的研究，而定量研究则是“数量化的研究”。现在，国际上各学科的学者们已经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定性研究并不是只进行非量化的研究，它照样可以得到数量化的资料。

那么，究竟什么是定性研究呢？现在国际上很多学者认为有以下三个标准：首先，定性研究是站在被研究的人们的角度，描述和分析人和人类群体的文化和行为；第二，定性研究强调对所研究的社会背景作出全面的、整体的理解；第三，定性研究的研究方法是灵活而可重复的①。

怎么理解定性研究的这个概念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从被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来描述和分析人们的认识、行为、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等。这一条是完全符合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说，教育研究者在没有获得确实的证据之前，绝不能先入为主，绝不能从主观想象、推测、臆断出发，而必须深入到被研究的人群中间去，看他们怎样做，听他们怎样说，对他们的说法、作法加以描述和分析，找出规律。

相形之下，定量研究就不同了。定量研究一定要在获得了确切的规律性东西之后，在理论指导下，通过编制量表、问卷和实验程序等，要么对某个人群进行测查，从样本向总体推论；要么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干预，把经过实验证实的有效干预措施向更大的范围推论。也就是说，定量研究是从研究者出发的，而之所以能够从研究者的“主观”出发，就是因为研究者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了对所研究人群的了解工作，曾经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研究过他们，知道了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心理规律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教育的任何研究，都必须从定性研究开始，特别是当我们对问题不十分清楚时，就更是如此。

为此，我们采用了定性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访谈法作为我们第一步工作的基本方法，目的是获得关于所研究问题的效度较高的、深层的资料。这种方法看似简单－只要设计好问题，选好研究对象，去谈话、录音、转写就行了。但是实际上，问题远远没有这样简单。我们在1997～1998年对500多名教育工作者和中小学生的访谈结束后，获得的录音转写材料多达近百万字，要对这些资料采用新的编码技术进行量化处理，其工作量和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说，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对这样大规模的课题进行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

第三，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课题组成员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最初，我们凭借经验和日常观察提出了研究假设，但随着资料的获取，我们发现原来的假设不能得到验证，也就是说，我们原来的观念是不符合现在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实际的。取得资料、处理资料、正确描述资料的过程，也正是我们产生新思想、新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艰苦，但是却令人兴奋，特别是当我们把这些发现和我们的新观念拿到实际中去，不断受到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和认可的时候，我们就更感到鼓舞。理论可以用来指导实践，这永远是研究工作者的追求。

本书是从实践中来的，我们也希望它再回到实践中去，帮助广大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解决他们在教育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把德育的新理论、新思想、新观念与当前最热门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是本书的突出特色。

在此，我要感谢我们课题组的所有成员。最初的访谈调查工作，只是由岑国桢、王新荣、王庆芝、郝春东和我本人完成的，以后课题组人员逐渐增多，目前已经是包括全国各地20多所实验学校、400多名参与者的庞大课题组了。其中，参与本书资料收集工作的人员有：岑国桢、王新荣、王庆芝、郝春东、杜慧琦、江修文、姜尔诚、朱炜、张建卫、王秋虎、陈姬、尚悦、陈蕾、单杰、唐薇、刘燕妮，陈萍、徐扣官、李万华、张自福、张春玲等。对接受并协助我们进行访谈的北京、上海、河南、黑龙江、江苏、山东等省市50多所学校500多名师生，也表示特别的感谢。

陈会昌

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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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udelson Patricia M.,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Health Programmes, Division of Mental Health,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