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　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1902年12月13日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 ，1979年5月8日卒于德国。1920年入美国阿默斯特学院学习，1924年获文学士学位。后赴欧洲，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复又转到海德堡大学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1927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在哈佛大学从事教学与理论研究工作。先任哈佛大学经济系讲师 ，从1931年开始在社会学系讲授社会学，1944年成为社会学教授，1946年出任社会关系系主任，1973年退休 。曾于1949年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

简介：

当代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社会学结构功能学派的巅峰之作。在这本书中,塔尔科特·帕森斯通过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帕雷托、涂尔干与韦伯的分析和吸收,重建了“一般社会行动理论”体系。本书把以目的—手段为成分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不仅确立了一门规范的社会学学科,而且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作了经典的规定。

导读：

序 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对社会理论方面一些作者的著述的第二手研究。但是,“第二手研究”有好几种,在本书中将要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种,也许是不为人所熟知的一种。

本书的基本目的,不是要确定和概述这些论者就他们研究的论题说了什么和有什么看法,也不是要根据当代社会学知识和相关的知识,直接探讨他们的“理论”中所提出的每一命题是否站得住脚。我们会反复地提出这些问题,但重要的不是提出甚或回答这些问题,而是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背景。

本书的副标题似乎已经说明了它的要旨:它是研究社会理论,而不是对各种社会理论的研究。本书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论者的著作中那些孤立且无联系的命题,而在于对他们以及他们的某些前辈的著作加以批判性分析就能看出其发展脉络的一个单一却又自成体系的理论加以推理论证。把这些论者集中到一本书里论述,其一致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学派”,也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时期或时代,而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从不同方面对这个单一却又自成体系的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他们的著作进行分析,是阐述这个理论体系本身的结构及其在经验方面的实用意义的便利途径。

这个理论,即“社会行动理论”,不单单是一些在逻辑上互相关联的概念。它是一种经验科学理论,其中包括的那些概念关联到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东西。如果在探讨某个理论体系的发展的时候,不去涉及这个理论赖以建立及其所应用于的经验问题,就会成为一种最无谓的论证。真正的科学理论不是呆滞的“冥思苦索”的结果,也不是把一些假设中所包含的逻辑含义加以敷衍的结果,而是从事实(fact)出发又不断回到事实中的观察、推理和验证的产物。因此,本书在每个关键之处都包含有对于有关作者所研究的那些经验问题的明白论述。只有把理论与经验问题和事实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加以论述,才能充分理解这个理论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以及它对科学有什么意义。

本书是作为一部前述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著作发表的。然而,通过探讨这四个人(指马歇尔、帕雷托、涂尔干和韦伯——译按)的著作来找出一个理论体系的发展始末,却不是作者细致研究他们的著作的本意。因为,无论是作者还是其他研究他们著作的人,都没有认为能够从他们的著作中发现一个单一的和融贯的理论体系。把他们放到一起研究是出于经验方面的原因,即他们每一个人都对解释现代经济秩序——被不同地称之为“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经济个人主义”——的某些主要特征所涉及的经验问题的范围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关注。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即使从如此相互迥异的观点出发,也会涉及到一个共同的概念体系——这一点只是逐渐地明确起来的。这样,兴趣的焦点也正是因此而逐步地转移到阐明这个体系上来的。

从问题的脉络上说,这项研究工作早在作者的大学时代就开始了。在这漫长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得到别人的教益极多,而且常常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很多是无法致谢的,谨对其中与写成本书直接有关的最重要者鸣谢如下:

在这些有直接关系的教益中,有四个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最难以估量、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是埃德温·F.盖伊(Edwin F.Gay)教授的教益。多年来,他一直积极关注这项研究。在这漫长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沮丧的进程中的许多关键时刻,盖伊教授的指点使作者受到鼓舞,不断激励作者使这项研究达到力所能及的最高质量标准。其次,作者的同事奥弗顿·H.泰勒(Overton H.Taylor)教授同作者接连多次讨论问题(特别是与经济理论有较直接关系的问题),对本书贡献良多,难以一一列举。以上二位教授也都阅读了本书部分原稿,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第三,劳伦斯·J.亨德森(Lawrence J.Henderson)教授对原稿进行了非常彻底的批判性审查,从而使我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关于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对帕雷托的著作的解释两个方面作了重要修正。最后,还要对一批批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们表示感谢。在本书酝酿阶段的大部分时间,作者一直与他们一起就社会理论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在这些生动的、互相交换意见的讨论中形成了许多富有成果的思想,并使许多模糊的问题明确了。

还有两位批评家对本书特别有所助益,他们是诺克(A.D.Nock)教授和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博士。他们在阅读原稿后提出了建议和批判。诺克教授尤其对有关宗教的章节提出了建议和批评。此外,还有其他人阅读了原稿,或校订了全书或部分章节,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和批评,其中包括: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教授,约瑟夫·熊彼特(Josef Schumpeter)教授,弗兰克·H.奈特(Frank H. Knight)教授,亚历山大·冯·塞廷(Alexander von Schelting)博士,克拉克洪(C.K.M.Kluckhohn)教授,丹农(N.B.DeNood)教授,伊丽莎白·诺丁汉(Elizabeth Nottingham)女士,埃米尔·B.斯马里安(Emile B.Smullyan)先生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先生。斯马里安先生和本杰明·哈尔彭(Benjamin Halpern)博士对研究工作提供了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以上人士在有关本书的专门内容方面提供了帮助。但是,对于完成这样一部著作来说,得到的帮助绝非仅限于此。在其他方面,我特别要对两件事情表示感谢。一要感谢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由于它的惠准,本书在研究问题当中得以在书目和参考文献方面得到某些有价值的帮助,并且在撰稿过程中在速记方面得到帮助。二要感谢我的父亲、玛丽埃塔学院(Marietta College)荣休院长爱德华·S.帕森斯(Edward S.Parsons),他承担了通读原稿的重担,在文字上加以润饰。在这样一本不可避免地比较难读的书中,任何通达流畅之处大多要归功于他。

承担原稿打印工作的是伊丽莎白·沃尔夫(Elizabeth Wolfe)小姐、艾格尼丝·汉内(Agnes Hannay)小姐和马里恩·B.比林斯(Marion B. Billings)小姐。伊莱恩·奥格登(Elaine Ogden)小姐帮助草拟了文献目录,我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塔尔科特·帕森斯

马萨诸塞,剑桥

1937年10月

第二版序言

自《社会行动的结构》初版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十二年。战后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相关领域内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产生了广泛兴趣,但不幸地发现此书已脱销,因此自由出版社将此书再出新版的决定就广受欢迎。

出于很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决定按原书重印而不作任何改动。这样的决定并不是说,此书不可能通过修订而取得实质性的改善增色。此书的精神实质和其中许许多多的明确表述都离此甚远。作者本人的理论思考并未止步,而且倘若他此时又再来写这本书,那将会有实质性的不同,我们还可以期望,他会写得更好。

要弄出一个像是1949年新写出来的修订版,任务实在过于繁重。不仅要有许多实际改写的地方,而且在此之前,先得对本书所依据的主要素材进行仔细的重新研究和重新评价。这样做当然会大有收获,然而问题却在于,要对这样一本著作的收获的判断与这样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所可以有的其他用处之间,怎样作出平衡。

此种平衡中所包含的最为重要的考虑,就是将对于此前一两代人所作的理论工作的批判分析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提炼,与推进和当前经验研究的兴趣相关的理论问题的直接分析(而不再加工提炼批判取向)所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比较,看看怎么做更为有利。不对此书进行全盘修订的决定,就表明了这样一个判断:就社会科学的现状而论,后一种做法对于一桩重大的时间和精力的投资而言,是一个成果更为丰硕的渠道。

《社会行动的结构》旨在主要成为对于系统化的社会科学的、而非对于社会思想史的贡献。它对于其他著作家的研究工作的批判性取向之所以有其合理性,就是因为这是澄清问题和概念、涵义和关联的方便之门。这是一种充分利用我们的理论库存的方法。在当下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它使我们暂时停步,重新考虑那些对于在科学研究和其他领域中有助于我们的原则所做出的根本决策,也就是说,“知道你在做什么是件好事”;再就是,在我们沉浸于日常工作的情形中,可能有些资源和潜能是往往被我们所忽视了的。从汲取库存中得到的清晰明澈,为更大范围内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开启了可能性,它给人的激励是不会穷尽的。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如此,我们也可以合情合理地认定,对于其他人而言,也必定是如此。

《社会行动的结构》分析了一个殊途同归的理论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构成了对于社会现象的科学分析中的一场重大革命。这一研究中所讨论的三个主要人物绝不是孤立的,他们都为这个发展的“社会学”方面做出了贡献。我们的视野中又多了十年,但这并没有降低他们在这个运动的高峰上所处的相对位置。在达到一定高度的范围内,不止有三个高峰,然而这三个高峰比之别人要高上许多。

在社会学方面就是如此。本书的一个主要偏向,就是它相对而言忽视了整体概念体系的心理学方面——全面的修订当然会致力于在此取得平衡。在这里,至少同一代人中有一位,也即弗洛伊德,在发展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他的研究起点和经验关注对象有所不同,必须认为他的工作构成了同一个一般思想运动的一个关键部分。在第二流的重要人物中,或许心理学比之社会学方面要丰富得多,但没有任何别人能够赶得上弗洛伊德那么要紧。情况既然如此,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发展置于“社会行动理论”的背景中进行全面的分析——并把本书的其余部分按照这样一种研究的结果进行调整——对于应该进行的那样一种修订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显然必定会令一部篇幅已经足够庞大的书更加冗长。

对于是否还有什么大致被划分为社会人类学家或文化人类学家的人物具有类似的理论重要性,也许人们意见不一。我的看法是没有。尽管比如说博伊斯(Boas)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或许有着类似的一般的重要性,而且同样是一位伟大人物,但他在同一个发展潮流中对于系统化的理论分析所做出的贡献,与涂尔干和弗洛伊德等人不是同一性质的。在某种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人类学思想的贡献有着头等的重要性,应该得到比之《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显然更多的强调。对于社会行动的结构与“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而言尤其如此。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澄清,乃是当前基本的社会科学最迫切的要求之一。

这一根本性的理论发展就其紧要之处而论,我们可以说,在二十五年前就已经发生了。但是,这些著作家所围绕的参照系、他们充满争议的趋向、经验兴趣和思想传统,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这就使得他们研究工作的统一性,只有在经过艰苦的批判性诠释之后才能看到。实际上,比这还糟的是,他们之间所确实存在的差异,由于人们第二手的阐释与误解所造成的纷乱扰攘,而变得重重叠叠,难以厘清。《社会行动的结构》的主要作用之一,在我看来,就是清除了很多这种“杂乱之物”,使得某种理论体系的大致框架能够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对弗洛伊德的工作和人类学思想的分析所可能带来的、对于心理学方面和文化方面的更好的理解,是我们所需要的。即使表述起来有些为难,想必也是人们所能够容忍的。但是纵然有了这类限定,本书仍然还可以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利用它所提供的某些解释方式,就可以更加不受拘束、也更加富有成效地来利用原著。一句话,一个理论体系的纲要和它某些主要创造者的贡献,更多地成为了一个专业群体的公共财产,而不是一小群帕雷托、涂尔干和韦伯学者——他们极可能是相互竞争的不同团体——所能独占的。

假如说,《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所发展起来的基本理论纲要大体上是健全的,它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提炼过程,它的意义要从一个更好的视角来进行观察,那么,我们就得谈谈立足于它的发展所应具有的性质和方向。

我们强调过,这一体系是在与经验兴趣和那些著作家所提出的问题的直接关联中发展起来的。这是实情,而且这一实情有着头等的重要性。然而,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我们才可以说,这一经验取向在此阶段接近了“操作上具体化(operationally specific)”的层面。这其中最著名的例证之一(尽管还很粗糙),就是涂尔干对自杀率的分析。在全然不同的层面上的另一个例证,就是韦伯通过对于一系列不同社会中相关因素之间关系的比较分析,而对宗教观念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的尝试。但就总体而言,在经验问题上总的做法还是一种宽泛的“澄清问题”,驱除混乱和站不住脚的解释,开启各种新的可能性。

因此,过去和现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尤其在使用了技术上更加精致的观察工具以及对于观察数据的整理和经验分析之时,如何使得这种理论更加接近于有可能为专门研究提供指导,对专门研究进行检验,并使之得到提升。

至少在很多地方,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一系列重要步骤,似乎也因为在理论层面上的一个转移——由对于社会行动的结构本身的分析,转向对于社会体系的结构—功能分析——而成为可能。这些“说到底”,当然就是社会行动的诸体系。但是,这些体系的结构在较新的情形中,不是直接借助行动来进行研究,而是作为在接近于某个已被描述和检验过的经验概括层面上的“制度化模式(institutionalized patterns)”来进行研究。这反过来,又使得将具体的和可以处理的行动过程孤立出来进行深度的动态研究成为可能。这样一些过程,要作为与制度化角色相关联的行动来进行研究。对它们的研究,要依据他们在符合与偏离社会所裁可的角色界定的预期(expectations of the socially sanctioned role definitions)之间所取得的平衡,要依据施之于个人身上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角色预期,以及在这样的平衡和冲突中的各种动力和机制的汇集。

在结构—功能理论体系的框架内,要将这些问题孤立出来,达到可以在经验上加以处理的地步,这可以在一个能够获得一般化动态分析所具备的种种好处的相对较高的层面上得以实现。将动态问题置于它们与体系结构的关系中、以及过程与要将其维持下去所必需的功能性前提之间的关系中来加以研究,这就为判断一桩发现的一般意义、以及系统地弄清它与其他问题和事实之间的相互关联,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在社会学以及与其最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尤其是心理学和文化学的领域中,最有希望的理论发展的路线看来是双重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是对社会体系的结构—功能分析(包括相关的动力问题及其与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加工和提炼。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行动的结构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它的各个方面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都有着直接的实质性重要意义。这样,主要的理论任务,就不止是对于目前重印的这本书的概念体系进行提炼,而是蕴涵着要转变和过渡到一个不同的层面和理论系统化的焦点。对于这个焦点及其相关问题的更加充分的论述,见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学疗法论集》(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rapy, The Free Press, 1949),第一、二章。

第二个主要的方向,是就理论上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发展做专门的操作性的表述,并对其进行适应性调整。经验研究方面技巧的发展,在较近一段时期以来发展异常迅猛,在将来更会是这样。这些技巧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纵然对它们的使用进行指导的理论不过就是常识。但是这对于它们所允诺的、如果它们能够被整合到一个专门的一般化的理论体系中就能具有的理解力来说,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已。

正是沿着这些方向的发展能够取得累累硕果的期望,促使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对《社会行动的结构》进行全盘的修订。实际上,这样的修订看来并非真的必要。自从本书初版以来,作者本人所能够取得的理论进展,都已经坚实地奠定在它的基础之上,当然,这是以研究本书分析了他们的著作的那些伟大理论家而获得的见解为起点的。似乎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不会仅仅是我自己的癖好。这些贡献的进一步传布,即使是以它们目前的形式,也会帮助人们提高理论理解力的一般水准,使我们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更加称职,并激发其他参与者发展起社会科学理论进步的最富成果的路线,使之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以实现世纪之交他们的伟大先驱者们在其研究中所提出的宏愿。

塔尔科特·帕森斯

马萨诸塞,剑桥

1949年3月

平装本序言

对于一个运气颇佳、在他的著作初版后还活了这么长时间的作者来说,平装本能够在初版之后三十年印行,可以说令他心满意足了。自由出版社的决定和财务方面的问题并非全然无关,这可以由1966年只卖出了1200本精装本的事实得到说明。那只是原先麦克格罗—希尔出版社的版本所售数量的大约八成,而那一版本只在大约十年后就已售罄。

当然,销量的上升,部分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巨大增长,这其中,包含了对于社会科学书籍的需求的巨大增长。这本书的“余留价值”在众多的评论看来,难以归结为它具有什么引人入胜的文采,或者说它是把一些名声卓著的欧洲著作家的论著通俗化了——而有很多人是希望不必投入太多的智力上的努力,就能对他们有多一点了解。

因而,或许可以有一个较为公平的推论,那就是此书之所以能够留存至今,是有其实质性的依据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用人们所熟稔的“知识社会学”来部分地加以解释。随着社会科学的普遍上升,社会学在现代知识共同体中,变成了相对“时尚”的学科。然而,它理所当然地是追随着经济学、心理学和政治科学,才达到它目前的显赫地位的。正如尼斯比特最近所表明的,它的上升与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整合问题的新的关注有着莫大的关联——而那种关注在十九世纪和本世纪早期的经济和政治思想中,却是引人注目地付诸阙如的。由于致力于研究世纪之交那一代人中关注这些问题的一些鼎鼎有名的著作家——尤其是涂尔干和韦伯,《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或许有助于向范围狭小的一些高度专业化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和为数不多的其他知识分子,引介对于该领域内某些问题的分析。本书当然有益于此种关注的持续增长。换言之,社会学的发展,不仅仅与其躬行者的贡献的纯粹科学价值相关,而且也与所处时代更加浩大的思想潮流相关,而那一潮流部分地“在存在上(existentially)”是被决定的。情况既是如此,作者显然就是在一桩“好事”的相对较早的阶段“赶上了趟”,因而有了成功的好运。

对于本书的命运而言,重要的是它从经验上研究了现代工业社会性质的某些最为广泛的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而且,此项研究的开展,适逢俄国革命、大萧条、法西斯主义运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逼近等等事件和现象,提出了很多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就理论方面来说,此书集中讨论了经济学理论的边界和限度的问题。它讨论这一问题,既不是以“经济个人主义”的既定路线的方式,也不是以与之相对立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方式——甚至于不是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更不用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了。此书比较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些取向也许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许多知识分子觉得自己陷入了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的两难困境,而经济学在当时似乎是最为重要的理论性社会科学。

近些年来情况好像不再是这样,至少程度不同了。经济学理论在这个时期更加专门化了,在经济学家对他们的专门理论和对经济政策事务的特殊关注的兴趣,与他们对于别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兴趣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裂隙。只是在近来,通过各个学科在涉及到所谓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上的携手合作——在这些问题上,甚至于一个社会的经济方面,也要勉为其难地才能在分析性理论的意义上被作为纯粹的经济问题来加以研究——这两种兴趣之间具有的某种新的密切关联才得到恢复。

如果刚才所说的这些实质性的考虑——这些考虑既有经验层面的,又有理论层面的,它们都多少超出了那种被以比较愚笨的方式来理解的意识形态之外——对于本书之具有余留价值而言起了一些作用,那么,就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饶有兴味的问题。在本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如果不是在此之前的话),美国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中都有一种想要与严格科学看齐的强烈愿望。这种趋向往往走得很远,以至于产生出科学哲学上相当极端的经验主义观点,实际上把所有理论都贬低为是“软心肠”的结果。这种倾向是美国各门行为科学的文化所独有的;确确实实,人们还能够听到,关于最纯粹不过的经验主义(特别是那种量化的经验主义)的优长之处和对于理论思辨(特别是如果会创造出什么“宏大理论”来的话)所带来的危险的喧哗之声。

我一直认为,《社会行动的结构》在双重意义上乃是经验性的研究。首先,它关注于西方社会人所共见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从此书所讨论的四位主要理论家的角度来看的那些问题。其次,它在对于社会思想的分析方面乃是一项经验性的研究。它所研究的著述就像中世纪采邑法庭上的名册一样,乃是提出了需要我们去理解和阐释的问题的文献档案。涂尔干《劳动分工论》中的某一个阐释是否可被证明为合理,就如同涂尔干关于新教与高自杀率之间的关系的观点是否正确一样,都同样是经验性的问题。

无论如何,《社会行动的结构》本身乃是、而且也一直旨在成为一本理论性著作。此书的撰写得力于与对于严格科学所独具的长处的顽固坚持——尤其是或许在对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Bridgmans operationalism)更为通俗的解说中所表达的那种——正相反对的、科学哲学中的一个复杂的运动。在我看来,这一捍卫理论的运动的主要先知乃是怀特海(A. N. Whitehead),他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一直是一个对此无比重要的阐述。这背后则是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的著作《理性与自然》。更加直接的影响,则来自L. J.亨德森(L. J. Henderson,他本人是一个作为严格科学家而言,具有良好背景的生理学家)关于一般而言理论的重要性和特殊而言体系概念的重要性的著作——这后一方面在他看来,乃是柏拉图最为重要的一项理论贡献。

正如此书中所说,我还受到了反对心理学中行为主义运动的经验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两种运动——格式塔心理学和托尔曼(E. C. Tolman)的“目的性(purposive)”行为主义——的影响。最后,柯南特(James B. Conant)在科学普及的一般领域中的著述,也鼓励了我。柯南特的一个尤为突出的观点认为,对于某一门科学的推进过程的最佳衡量标准,乃是“经验主义程度的减低(reduction in the degree of empiricism)”。

本书的主要论点是,马歇尔、帕雷托、涂尔干和韦伯的研究(这些研究以种种复杂的方式与其他许多人的研究相联系)所表述的,并非径直就是有关人类社会的四种特别的观察和理论,而是在理论思维结构上的一个主要的运动。与功利主义的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根本传统的背景相反对,这一运动代表了关于人与社会问题的欧洲——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就等于是西方——思想的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回过头去看,这种对于思想史的阐释中最严重的缺陷,就是它低估了特殊的法国传统的独立意义,以及法国传统中“自由派”(卢梭、圣西门和孔德)和保守派(博纳尔【Bonald】)、梅斯特【De Maistre】以及[并非最不要紧的]托克维尔)思想观念的复杂的、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将对于社会现象的分析以最为宽泛的方式推向一个新的轨道,由此出现的提纲要领显然就会是“宏大的理论”。从英语民族、尤其是功利主义的角度,我个人的经历就能表明它的新颖性。1924—1925年,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研习社会学,在我记忆中,我那时从未听说过马克斯·韦伯的名字,尽管他所有最重要的著作在那时均已发表。当然,涂尔干在英国和美国都已知名,但对他的讨论是一面倒的贬低;他被认为是“神智不清的群体精神” 理论的传道人。在一定范围内,我想我们可以说,这种“宏大的理论”的视野,最为重要的是它对年轻人(尤其是研究生)而言,有着某种感染力,尽管它逐渐广泛地传播开来了。

然而,有关“宏大理论”的得失之争并没有平息下来的迹象。1948年美国社会学会的会议上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插曲: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开始提出要把注意力放在“中层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上的计划。《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ci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8,第146—148页;又见其《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第二、三章。回过头看,这似乎是一个要将专注于经验研究者与更加注重理论者整合起来所必需的一个极具建设性的动议。然而,这一评价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抛弃在一般理论领域继续工作的研究计划。相反地,在相当漫长的生涯之中,我持之以恒地致力于这样一种研究计划。

我致力于此,是以我认定当时的通行见解——特别是索罗金的《当代社会学理论》(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 注意,“理论”是复数)中所表达的那种——令人无法接受为起点的。索罗金认为,我所研究的三位社会学家——帕雷托、涂尔干和韦伯——分属于迥然相异的学派,而马歇尔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属于一个更加不同的思想领域。我不把他们的研究视为四种互不相关、相互不同的可供选择的理论,而是认为它们属于一个理论思维的融贯整体,是以那一时期思想史中的主要运动来加以理解的。

这种双重的关切——一方面是作为一种分析图式的经济学理论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阐释——带来了成果丰硕的共同涵义,也即,每一种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图式,必定构成为一个更加庞大的、更加一般化的理论工具(theoretical organon)的一个部分。因此,马歇尔——他那代人中最为杰出的经济学理论家——就必定具有一套如果不是明言的、也是暗含的社会学。帕雷托显然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他提供了一座最有用的桥梁。韦伯作为对于“资本主义”有着深厚兴趣的德国风格的“历史的”经济学家,也可以纳入其中。最后,在完成了对涂尔干“群体精神”理论的讨论之后,我由于把握了这一事实——他的出发点(至少就某一主要方面而言)在于他对于古典经济学传统的核心概念、即劳动分工的批判(因而他也就使其相对化了)——而开始真正地理解了他。

我并不想在这里再重复一番本书的理论观点。我是想要使人们注意到我以下的决定所产生的结果:我不是想要提纲挈领地表述社会学理论四个学派的领军人物的著述内容,而是想要证明,在他们的著述中出现了一个单一的、基本上自成一体的(如果说还有些零碎的话)理论运动。这就使得我有必要独立地构建出这一理论体系的主要结构,以证明该思想运动的统一性。构成本书框架的关于“社会行动的结构”的一般理论——以及为其正名所作出的努力——并不单单是那四位理论家著述的一个“提要”而已。它乃是一项独立的理论贡献,虽然尚不完备、缺陷不少,但绝非在任何简单的意义上是“第二手的”。我以为,本书之所以还具有余留价值,是与此分不开的。

然而,还有着更进一步的重要含义。这样一种情形——任何这种起初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表述出来的一般化理论体系,被证明是或者号称是最终定案——是最不可能出现的,而且一旦出现也是最自相矛盾的。如果它不想被别人只看做是表明所论述材料之内容的陈列表,它就得经历一个自身内在发展和变化的持续不断的过程。我想,我有足够的理由宣称,这样一个过程确实持续不断地发生了,而且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将要完结的迹象;实际上,它肯定会在笔者自身不再涉足其中之后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将《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出版以来三十年里的这一发展过程区分为三个阶段,或许不无裨益。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结构—功能(structuralfunctional)”理论的阶段。这一阶段最充分地体现于两本著作——《一般行动理论试探》(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与希尔斯等人合著)和《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 两书均出版于1951年)——之中。这些著作完成了在体系概念中从来自经济学和物理学的(经由亨德森、帕雷托和熊彼特)一种模式的主导地位,向主要来自生物学、其次来自人类学(尤其是在坎农【W. B. Cannon】的著作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对涂尔干的解释中)的另一种模式的主导地位的重点转移。就狭义上的“行动”概念而言,这种理论更大程度上是涂尔干式的,而不是韦伯式的,因此这就使得马丁戴尔(Martindale)断定我放弃了全部的韦伯立场,这显然与实情不符。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标志,那就是它致力于与两门关键性的紧邻的学科——也即与人格理论特别相关的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和谐共处。首先,这导致了对于弗洛伊德著述涵义的严肃思考,这在1949年《社会行动的结构》第二版(自由出版社第一版)的序言中提到过。在理解作为人格之一部分的文化规范和社会客体的内化(internalization)时,我赋予了涂尔干和弗洛伊德的殊途同归以极大的重要性。此种殊途同归的发展在较轻的意义上延伸到了韦伯,而对于美国社会学中的社会心理学、尤其是米德(G. H. Mead)而言则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其次,我开始强调后期涂尔干(尤其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时期的涂尔干)与整合的社会—文化体系理论(theory of an integrated sociocultural system)的关联,因为这一点是为英国社会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或许尤其是伊万斯—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佛特斯(Fortes)和格鲁克曼(Gluckman)所强调的。我与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以及(多少离得更远些)弗思(Raymond Firth)——我在伦敦求学时的老伙伴,在这些问题上达到了某种既部分一致又部分分歧的“辩证”关系。

这一时期还有另一条主线,只是部分地与社会学同社会人类学以及人格心理学的整合有关。这就引向了一条走出旧有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的两难困境——它主宰了关于现代社会的思想——的道路。这条主线关注各种职业现象、它们在现代社会中所处地位以及它们与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的关系。在其他别的兴趣之外,它还为模式—变量图式(patternvariable scheme)提供了温床,而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这一图式仅仅有了萌芽。它还是使得对于经济理论的地位问题提出新的攻击得以可能的那种观点的源泉;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社会行动的结构》之后一般理论发展的第二个主要阶段,是由以上所提及的那本《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与斯麦尔塞合著,1956)发端的。这背后是《行动理论研究报告》(Working Paper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 与贝尔斯【R. F. Bales】等人合著),此书极大地修正了模式—变量图式。《经济与社会》(其原本是我1953年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主要内容)由帕雷托这一观点出发:经济学理论是抽象的,并且部分地与一种关于社会体系整体的理论相关。然而,此书进一步表明,经济乃是一个社会中可以清楚准确地加以界定的次级体系(subsystem),是与其他次级体系系统关联着的。这一分析的关键,是要将“四功能范式(fourfunction paradigm)”应用于关于生产要素和相应的收入份额(地租、劳动工资、资本利息、组织利润)的旧有的经济学概念。

这种把经济视为一个社会次级体系的看法,已证明是可以一般化(generalization)的。首先,此种一般化开启了一种对“政治(polity)”进行理论分析的新方法,将其视为与经济严格平行的、在分析上界定明确的一个社会的次级体系。这就消除了有关社会体系的一般理论中所存在的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之间那种极为严重的不对称情形。这些发展与对于社会互动中的一般化中介的分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以货币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模型,而扩展到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的范围。而这种扩展反过来又促使人们提升对于另外两种主要的社会的功能性次级体系——整合的(近来被称为“社会的共同体”)和模式—维系的(patternmaintenance)——的分析研究。恰恰就是在建立起这些发展框架的背景中,《经济与社会》不仅仅是《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关于经济理论与社会学理论关系的讨论的重述,而是代表着一个新层次的起点。

认为我的理论研究在其“结构—功能”的阶段未能恰当地说明政治结构和过程,这可能是一个颇有道理的批评,尽管我希望刚才所扼要说明的那些发展能够多少缓和这种批评。对于这一阶段关于社会及其相关的文化和心理体系中的变化的说明,也可以提出合情合理的反对意见。我的“后—结构(postStructure)”的理论发展的第三个主要阶段,集中考虑了这些问题领域。其特点是返回到了有别于涂尔干的韦伯式的兴趣上来,因为韦伯毫无疑问乃是后线型社会进化论者(postlinear social evolutionists)中最重要的一位。在最早在《经济与社会》中成型、尔后又由斯麦尔塞在他的《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中大大发展了的那些方面,不仅出现了一个相当一般性的进化图式,而且还出现了一种范式,用来分析极为具体的模式化的变迁过程。这种范式主要与分化、包容、上升和价值一般化(valuegeneralization)的过程中的各种关系相关。几篇论文和两本小书——一本已经出版,一本已接近完成——记录了这一发展阶段。

《社会行动的结构》首要地并不是想要成为一项思想史的研究。我给它选择的是一个相当狭窄的时间段,并且,除了作为背景之外,没有提及此前的贡献。回过头去看,在相关的思想发展的广阔范围里,似乎有两位在我的书中不大受重视的人物,在当今的思想舞台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两位人物都属于比我的四位主人公那一代人更早的阶段;他们是托克维尔和马克思。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尤其是着眼于作为社会体系关键类型的社会来看,对我而言,涂尔干和韦伯乃是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主要奠基者。这两人都公然反叛了经济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鉴于彻底科层制的“理性化”的前景,大概韦伯更首要地是对后者的反叛,在某种意义上,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的立场,构成了不同的两翼。马克思传播了这样的福音:可以通过理性化在社会主义中的完成,来超越片面的“资本主义”理性化形式的局限性。正如尼斯比特(前引书)所指出的,这是把启蒙运动的教义推向了一个彻底的结论。而另一方面,托克维尔则代表了对于Ancien Regime[旧制度]的满怀忧虑的乡愁,以及对于它的消逝所带来的损失将无从弥补的恐惧。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托克维尔乃是一个完全贵族化的社会的辩护士。

这两位著作家在当前的讨论中变得非常重要,他们乃是《社会行动的结构》所研究的那代人的前驱,并没有得到相当层次上的专业性的理论分析。对于托克维尔的贡献的恰当描述,似乎更应该是洞见卓识而非理论上的准确严密。马克思专门的经济理论现在必须看做是大体上要被取代的了,尤其是被像马歇尔和凯恩斯这样的人所取代。他的历史“规律”和阶级斗争往少里说,也需要根据现代社会理论和现代社会这两者的发展来加以修正。

因而,我仍旧坚持这样的立场:考虑到欧洲的和宏观社会学的背景,我所作出的包含在《社会行动的结构》的目录中的选择,事实上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发展线索而言还是恰当的。尽管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确很重要,但他们的影响看来仍然属于两翼而非核心。我希望可以说,前面所概述过的我自己在一般理论上的工作,从这一核心所包含的潜能中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进展,这些进展足够宽宏广大,不至于因为我积极的偏好和消极的偏见而过于剧烈地扭曲了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种种可能性。

塔尔科特·帕森斯

马萨诸塞,剑桥

1968年1月

编 后 记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是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之一,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即有出版社致力于出版此书的中文本。但由于各种原因,中文本的翻译出版却颇费周折,由张明德、夏翼南两位先生翻译并经相关学者校订的译稿,竟经历了近十年的辗转。鉴于此书重大的学术价值,以及原有译稿的实际情况,特约请彭刚先生对原译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订。彭刚先生历时数年,做了大量订正、补漏、改译的工作,并新译出了该书三个序言,编制了全书索引,使译稿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完善和提高。这里我们要向三位译者和所有参与此书译事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帕森斯此书篇幅庞大,学理繁复深邃,涉及到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帕森斯的文字又是以晦涩难懂著称(英语学界也经常有人抱怨说,帕森斯有的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有上帝和他自己知道)。虽然翻译工作的几位参与者都付出了辛勤劳动,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译本中一定还有错谬不妥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指正,以使译本质量能够进一步提高。

编 者

200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