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这部著作的面世经历了艰辛的劳动。“虽然中外学者对‘文学史学’研究有些成果可资借鉴,但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的建构却少有人问津。‘拓荒’的任务实难承担,几次想撂挑子,几次又挑了起来……适逢贾振勇博士敢挑重担,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走完了这段不平之路”(出版“后记”)。因其“拓荒”故艰难,也因其艰难而成就其厚重。学界认为,此著集朱先生近40年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精髓,具有“缜密其思,磅礴其势,激情其思,史哲其质”的品格,足当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学科的奠基力作。 “缜密其思”在于其体系性。现在学界已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传统方法划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种断裂的文学观,是机械阶级论的产物,规定着当代作家的命运,也束缚着研究者的视野。当新时期到来时,思想解放也为学术研究进行了精神松绑。打破一元话语对文学史研究的操纵,摆脱机械二元对立思想的束缚,使文学史回到学术本位,成了“重写文学史”的必然要求。于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新文学六十年”、“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等文学理念与文学史写作实践使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出现了多元并存的局面:主流意识形态研究、民间化研究如谢冕、个人化研究如洪子诚等。但是“自由”造成的“失语”与众声喧哗,又呼唤思想者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观”进行梳理与整合,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的学术体系,并提出一种具有共性的高屋建瓴的指导思想。于是,朱德发先生打理了从1951年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成果,提出了现代性与民族性并举的研究尺度,将“人的文学”奉为文学史研究的圭臬,在《评判与建构》一书中,从学科意识、核心理念、“三大板块”、主体思维、收敛型思维、视野转换、价值规范、审美阐释、经典文本解读、话语实践、框架与格局,到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趋向、现代性想象、非智因素及“重写文学史”的文本审视等方面,探讨了“文人学者对文学史研究或书写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学科概念、文学史观、价值范畴、逻辑框架等的科学性、有效性、普适性和独创性”(绪言),生成了“文学史学”作为“文学史哲学”的体系。 “磅礴其势”在于其统摄性。朱先生说:“研究就是一种命名。”朱先生的理论创新性首先在于其“现代中国文学史”理念的提出。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区别,绝不是文字顺序上的变化游戏,而是包含着巨大的思想性与科学性内涵的。这一文学观念避免了传统方法文学史写作以政治事件为标志、按《新民主主义论》的要求对文学史进行硬性分期所带来的时空局限,也扩展了“中国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六十年”、“百年中国文学”等理念的内涵和外延,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相融,与人的现代化共生,形成了一个“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开放型的文学史时空,包容了更广大的文学子系统:中国新文学、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澳文学、传统体式文学、民间文学等。这是一个整体的、共生的,而非排斥性的体系。由于这一个基础,也带来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系统内相应部分的变化。我个人认为,“宽容性”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朱先生的文学史观也如其为人、为学一样,因其宽容而大气磅礴。 “激情其气”在于著作所显示的文学诗性。朱先生认为“文学本身就是历史”。在我读来,他的文学史学研究又何尝不是一种诗性文章呢。朱先生善属长文,气涌滔滔,文采飞扬,一气呵成。然而一般学人读来却并不吃力。有人曾专门对他的文风进行过研究,认为其著述耐人品读的原因有三:一是文章逻辑性强,每一个主题一段,层层推进,步步为营,“从哪里而来”“向哪里去”的指向性很明确。二是,他常以诗性语言在说理最深处做一形象譬喻,在读者思想齿轮可能发生磨损的地方加入了润滑剂一般。三是如梁任公一样“笔端常带感情”,尤其是当行文至他钟爱的作家和思想者时,他常知人论世,虽三五言点评,却切中肯綮,让人心动不已。 “史哲其质”在于其史识与哲思。真正的学者从不排斥过往的经典,而是以“发现理性”去寻其最优秀的部分。在新著中,朱先生就取用人文理性、科学理性、马克思主义理性乃至非理性的精神,化解一些庞然磊然的大物,评判一些进退失据的现象,目的只有一个——反对“反智主义”,从而建构一个科学的学科。朱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有近40年的功底,坚实深沉自不待言;就其“哲思”看,文艺复兴以来西哲大师的相关经典论述,他都如数家珍,左右逢源地“拿来”为我所用。这是一般文学史研究者难以做到的。让人由不得慨叹:史笔使先生著作如巨渊,能包容;“哲思”使先生钟情“人学”核心,能高瞻。勃兰兑斯有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我们也认识到:“所有的文学史都是当代史”。那么研究现代中国的“灵魂史”,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人的灵魂历史:我们曾在哪里闪烁“人”的精神光辉,我们在哪里、因何而发生了“异化”,我们的“现代性”标准是什么,我们如何重写文学史……因此,朱先生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让人明确:“现代”“中国”“人”的“文学”的“历史”,如何可能?指向何处?无疑,《评判与建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整理“学术史”思潮与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时,时代又把朱先生推到了整理“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的前沿。他以其胆识集结了这部著作,其中观点或可商榷,然其“拓荒”之举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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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说,这本书的文笔和叙事节奏实在是一绝,读起来完全没有学术著作的沉闷感。作者的语言风格时而如一位老练的辩手,逻辑缜密,层层递进,将那些晦涩的认知科学概念娓娓道来;时而又像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用富有画面感的比喻和排比句,将“建构”过程中的张力描绘得淋漓尽致。有一段描述“意义的碎片如何在互动中被重新焊接”的文字,我反复读了好几遍,那种感觉就像是看了一场精妙的默剧,每一个手势、每一个眼神的交流,都在无声地构建着共同的现实。它不是那种读完就能合上书本,把知识点背下来的书,它更像是一种**思维的体操**,需要你不断地调动自身的经验去与之对话、去与之搏斗。全书结构宏大,但细节处理得极其精巧,那种智力上的满足感,是很少有书籍能给予的。
评分这本《评判与建构》真是让我深思良久。书里对“评判”这个日常行为的剖析角度相当新颖,它并没有简单地将评判视为一种对错的裁决,而是深入挖掘了评判背后复杂的心理动因和社会建构过程。作者似乎花了大量篇幅去解构我们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归入某种预设的框架中的,那种对“标准”的追逐和对“异类”的排斥,读起来让人感到一种隐秘的共鸣。特别是在探讨文化差异对评判体系的影响时,书中的论述非常扎实,引用了大量的案例研究,让抽象的理论变得鲜活起来。我尤其欣赏作者处理复杂性的态度,它不像某些理论著作那样非黑即白,而是承认评判本身的**必要性**,同时又警惕其可能带来的**破坏力**。读完后,我发现自己看待身边事物的眼光都变得更加审慎了,不再轻易下结论,而是会先去追问那个“评判”的根源在哪里。这不仅仅是一本哲学或社会学的书,更像是一本教人如何更**清醒地活着**的指南。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最大的震撼在于它处理“价值中立”与“积极参与”之间的微妙平衡。作者并没有落入虚无主义的陷阱,他没有说既然一切都是建构的,那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相反,他清晰地指出,正是因为我们明白评判和建构的机制,我们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去设计**更合理的社会结构和更具人文关怀的互动模式。书中的后半部分,关于“未来社会可能形态的设想”,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辉,但这种光辉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建立在前面所有严谨的分析基础之上。读到最后,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被动接受既有规则的旁观者,而是一个被赋予了**设计蓝图权力**的潜在参与者。这种从批判到建设的华丽转身,令人振奋。
评分老实讲,这本书的深度对我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挑战,但也是一种馈赠。它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认知耐受力**,因为它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许多“确定性”其实都是脆弱的“共识性建构”。比如书中分析权威的产生机制,不是基于神授或天赋,而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互动和心理暗示的结果,这让我对许多社会现象产生了全新的理解。我感觉作者像一个拆解钟表的匠人,把社会运行的每一个齿轮都小心翼翼地拆开,展示给你看,然后让你自己去思考这些齿轮应该如何重新组合。虽然有些章节的论证链条非常长,需要集中精力去梳理,但一旦跟上了作者的思路,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这本书绝对不是用来消磨时间的,它是需要你投入时间和心力去“耕耘”的。
评分作为一名长期关注认知心理学和符号学交叉领域的爱好者,我必须赞扬这本书在跨学科整合方面的努力。它成功地搭建了一座桥梁,连接了看似不相关的领域。你会看到社会学中的权力分析被用来解读日常的家庭对话,而神经科学中关于模式识别的理论又被用来解释艺术品鉴赏中的“审美评判”。这种**融会贯通**的能力使得全书的论证立体且丰富,避免了单学科视角带来的局限性。书中对于“语言如何固化评判”的分析尤其精妙,它展示了我们日常用语中那些看似无害的词汇,是如何在不经意间强化了某种社会等级或偏见。这本书读起来像是一场盛大的知识探险,它引人深入,步步为营,最终让你对“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成熟和复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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