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黄超显，原籍广东顺德，祖居佛山市，生于香港。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热情地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在上海《艺文线》杂志第3期发表处女作报告文学《矿穴》，真实地报道了门头沟煤矿工人的生活。抗日爆发后，回到南方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30年代后期，发表过报告文学、散文和杂文。1941年起先后参加编辑《青年知识》周刊、《新建议》、《学园》等期刊。抗战胜利后，一度在军调处执行部做联络参谋，后去香港教书，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和翻译。解放后，先后在《南方日报》、新华通讯社和中国新闻社当记者和编辑。1954年秋调中国作家协会任《文艺学习》编委。1959年初到《文艺报》工作。1971年任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现任作协广东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广州中心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广东分会副理事长等职。近年作品偏重于评论和散文、杂文，文笔清新、分析透彻，受到读者欢迎。

《人到黄昏》主要内容：“恒生号”轮船在上海停泊了十八个小时，丁梦岚上岸游览了大半天，他不敢去找什么熟人，也没有把现款和文件带在身上。从市容上来看，上海比北平和广州都繁华、拥挤得多，但政治气氛却显得比北平和广州还要险恶。在华界，街头上还贴着“安内然后攘外”，“打倒犯上作乱的新军阀张学良、杨虎城”（这一条有点说不过去，难道“西安事变”前的张、杨不是军阀，“西安事变”后才变成军阀的吗？），“三个月剿灭共匪”等杀气腾腾的标语。在租界，看不到标语，但几乎每个马路口都有一组武装和便衣的“巡捕”拦截着过路的行人“抄靶子”（搜身）。丁梦岚走过白渡桥前往虹口的时候，有一组巡捕盘问他是什么人，他答道是过路的游客，还出示“恒生号”的船票，又问他在上海有熟人没有，他说有一个亲戚林庆祥是新亚大酒店的总经理，住在虹口密勒路15号，巡捕看到他衣冠楚楚，对答如流，在上海又有当大老阔的亲戚，没有抄他的“靶子”，挥挥手就让他走过桥了。说也奇怪，上海的政治形势虽然险恶，但书报摊上和书店里的进步书刊，比之北平和广州要多得多，丁梦岚随手买了好几种进步书刊，当然也买了些中间性的《良友画报》、《论语》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徐志摩、戴望舒的诗集，满载而归。顺便还到城隍庙吃了一些灌汤包之类的风味小吃，喝了两杯绍兴花雕老酒。他没有发现有特务跟踪他，也没发生什么意外事故。他感觉到，干地下工作也并不太可怕，只要身上不带什么足以构成犯罪证据的东西，胆大心细，从容不迫，碰到盘问时面不改色心不跳，又没有叛徒和内奸出卖，提供线索，谁的额头上都没有刻上“共产党”三个字，人海茫茫，特务分子难道有什么“特异功能”，一眨眼就能看得出每个人的政治面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