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黃超顯，原籍廣東順德，祖居佛山市，生於香港。1935年考入清華大學中國文學係，熱情地參加瞭一二九抗日救亡活動。1936年10月參加中國共産黨。1937年在上海《藝文綫》雜誌第3期發錶處女作報告文學《礦穴》，真實地報道瞭門頭溝煤礦工人的生活。抗日爆發後，迴到南方在八路軍辦事處工作。30年代後期，發錶過報告文學、散文和雜文。1941年起先後參加編輯《青年知識》周刊、《新建議》、《學園》等期刊。抗戰勝利後，一度在軍調處執行部做聯絡參謀，後去香港教書，利用業餘時間寫作和翻譯。解放後，先後在《南方日報》、新華通訊社和中國新聞社當記者和編輯。1954年鞦調中國作傢協會任《文藝學習》編委。1959年初到《文藝報》工作。1971年任廣東省齣版事業管理局副局長。現任作協廣東會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國廣州中心會長、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廣東分會副理事長等職。近年作品偏重於評論和散文、雜文，文筆清新、分析透徹，受到讀者歡迎。

《人到黃昏》主要內容：“恒生號”輪船在上海停泊瞭十八個小時，丁夢嵐上岸遊覽瞭大半天，他不敢去找什麼熟人，也沒有把現款和文件帶在身上。從市容上來看，上海比北平和廣州都繁華、擁擠得多，但政治氣氛卻顯得比北平和廣州還要險惡。在華界，街頭上還貼著“安內然後攘外”，“打倒犯上作亂的新軍閥張學良、楊虎城”（這一條有點說不過去，難道“西安事變”前的張、楊不是軍閥，“西安事變”後纔變成軍閥的嗎？），“三個月剿滅共匪”等殺氣騰騰的標語。在租界，看不到標語，但幾乎每個馬路口都有一組武裝和便衣的“巡捕”攔截著過路的行人“抄靶子”（搜身）。丁夢嵐走過白渡橋前往虹口的時候，有一組巡捕盤問他是什麼人，他答道是過路的遊客，還齣示“恒生號”的船票，又問他在上海有熟人沒有，他說有一個親戚林慶祥是新亞大酒店的總經理，住在虹口密勒路15號，巡捕看到他衣冠楚楚，對答如流，在上海又有當大老闊的親戚，沒有抄他的“靶子”，揮揮手就讓他走過橋瞭。說也奇怪，上海的政治形勢雖然險惡，但書報攤上和書店裏的進步書刊，比之北平和廣州要多得多，丁夢嵐隨手買瞭好幾種進步書刊，當然也買瞭些中間性的《良友畫報》、《論語》和“為藝術而藝術”的徐誌摩、戴望舒的詩集，滿載而歸。順便還到城隍廟吃瞭一些灌湯包之類的風味小吃，喝瞭兩杯紹興花雕老酒。他沒有發現有特務跟蹤他，也沒發生什麼意外事故。他感覺到，乾地下工作也並不太可怕，隻要身上不帶什麼足以構成犯罪證據的東西，膽大心細，從容不迫，碰到盤問時麵不改色心不跳，又沒有叛徒和內奸齣賣，提供綫索，誰的額頭上都沒有刻上“共産黨”三個字，人海茫茫，特務分子難道有什麼“特異功能”，一眨眼就能看得齣每個人的政治麵目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