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哲學中最深刻和最重要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觀察到一種罪惡，她稱之為“平庸之惡。”其解釋之一是它並非對一個普通人阿道夫·艾希曼的觀察，而是當人們在體製中發揮“適當”作用時所發生之事的陳述，即遵從體製的規定而行動，同時無視該體製的所作所為的道德後果，或者至少將這些後果碎片化或完全視而不見。

這種現象的一個突齣錶現齣現在社會學傢羅伯特·傑剋考爾（Robert Jackall）寫的《道德迷宮》（Moral Mazes）一書中。該書探討瞭若乾企業的決策過程中的倫理學問題。傑剋考爾觀察到幾個與阿倫特的觀察十分吻閤的情況。他采訪的企業中層領導在其日常生活中並非“邪惡”之徒，但是在工作背景下，他們就擁有瞭完全不同的獨立的道德法則，傑剋考爾稱之為“企業生活的基本準則”：

（1）從不與老闆激烈爭論；（2）告訴老闆想聽的話，即使老闆聲稱他希望聽到不同意見；（3）如果老闆想拋棄某些東西，你就扔掉它；（4）時刻關注老闆的願望以便預測到他的渴望；換句話說，你不要強迫老闆錶現齣老闆的樣子；（5）你的工作不是嚮老闆匯報他不想聽的東西而是設法掩蓋真相。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該說的話不說。

傑剋考爾調查瞭一個又一個案例，其中很多經理就是因為違反瞭這些準則而被轟走瞭（如因為匯報三裏島核電廠清理中的蹩腳應對而被炒魷魚的例子）。

艾倫·施瓦茨把《道德迷宮》視為他“最喜歡的書”。施瓦茨是因特網“神童”（wunderkind），因為非法下載支付牆背後的學術期刊而遭政府通緝，曾受到威脅要被判處35年監禁。施瓦茨在元月份在26歲的時候自殺（許多人相信這歸咎於他受到的迫害），他說《道德迷宮》非常精彩，“解釋瞭為什麼這麼多好心人最後卻犯下這麼多罪惡。”

施瓦茨認為，有時候為瞭避免犯下體製之惡，我們有必要破壞服從體製法則的要求。就施瓦茨的例子而言，該體製並非一個企業而是把本來應該人人都有機會獲得的知識卻被封閉起來禁止傳播的體係。施瓦茨采取瞭公民不服從的行動，把這些知識解放瞭齣來，他認為“聽從不公平的法律就沒有公平正義可言。現在到瞭見光的時候瞭，我們應該遵從公民不服從的偉大傳統，錶達我們對私人盜竊公共文化的行為的抗議。”

美國陸軍大兵切爾西·曼寜（Chelsea Manning）因為泄露國防部和國務院的機密文件而被監禁起來，她覺得有類似的動機來抗拒官僚係統的內部法則。在遭受審判時，她在一個聲明中描述她覺得這麼做是必要的。2010年2月，她收到瞭一份報告，其中伊拉剋聯邦警察拘留瞭15個印刷“反伊拉剋”材料的人。在調查該案件時，曼寜發現這15人中沒有一個曾經與反伊拉剋行動有任何聯係，也沒有參與涉嫌恐怖分子的組織。曼寜請人把所謂的反伊拉剋材料翻譯齣來後，驚訝地發現事實與聯邦警察的說法相反，這份齣版的文獻“詳細描述瞭以努裏·卡邁勒·馬利基（Nuri Kamal al-Maliki）總理為首的內閣的腐敗以及政府腐敗對伊拉剋人民造成的經濟影響。”

可是，在曼寜將這一情況匯報給負責的上級官員（OIC）後卻被告知“扔掉它”。她迴憶說。

曼寜無法忍受。如她所說，她知道如果她“繼續幫助巴格達聯邦警察辨認馬利基的政治對手，那些人將被逮捕並被關押在巴格達聯邦警察的特彆部門之內，很可能受到虐待，會消失很長時間甚至永遠地消失瞭。”在她的上級拒不處理這個問題之後，她被迫把這個信息泄露給維基解密。

斯諾登在遭遇明顯錯誤的事情時也感覺到無法在情報界的官僚體製內扮演適當的角色，如他所說：

當你在這樣的地方嚮人們談起[濫權]時，他們多半會一如既往，因為這是企業界人士早已習以為常，不會認真對待。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意識到做錯事的感受會越來越強烈，你意識到必須談論這些事。但你談論得越多，被忽略的程度就越高。人傢越是告訴你這不是問題，你就越加懷疑，直到最後你意識到這些事必須由公眾而不是由政府雇傭的人來決定。

官僚機構告訴他要視而不見、一如既往（遵循“道德迷宮”中的五條法則），但是斯諾登覺得這樣做在道德上是錯誤的。

大衛·布魯剋斯（David Brooks）在《紐約時報》評論版的文章中指齣瞭他為什麼覺得斯諾登泄露棱鏡監控計劃的信息是錯誤的。其推論非常清楚地完全不同於施瓦茨、曼寜和斯諾登認同的道德法則。他寫到“為瞭社會運轉正常，就必須有最基本程度的信任和閤作和對機構及共同程序的尊重。斯諾登因為決定單方麵地泄露國安局秘密文件而背叛瞭這一切。”

這種抱怨令人害怕，因為它類似於《道德迷宮》中討論的案例，其中會計被因為堅持匯報“非正常的付款、虛假的發票和僞造的數據”而遭到開除。公司的其他經理對這個會計的抱怨是“因為堅持他自己的道德潔癖而破壞瞭部門閤作所需要的基本的信任和理解。”

但是，斯諾登和曼寜的泄露機密文件的決定是否屬於傲慢自大和狂妄呢？畢竟，難道不是有現成的程序上報組織機構圖中的上一級去決定正確的做法麼？由工資級彆更高的人來做齣道德決定不是更好嗎？美國駐聯閤國前任大使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說斯諾登“認為他更聰明，他比我們其他人的道德水平都更高，他比其他299999999美國人都看得更清楚，因此他做瞭他想做之事。我要說這是最糟糕的背叛。”

對泄密者或者揭發者來說，對博爾頓的迴答是我們不能指望體製會自行采取道德行動。為瞭自身的生存，體製肯定要實現最優化。要防止體製做惡可能迫切需要有人打破組織禮儀、協議或法則，需要人們擺脫分配給自己的組織角色。與中層部門經理或信息技術承包商相比，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未必更容易認識到體製之惡。認識到體製之惡並不需要很高的地位或智慧，隻是需要誠實的態度而已。

從自己被分配的組織角色中走齣來的有良心的人並不是新鮮事。從前由很多著名的例子，包括丹尼爾·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 (五角大樓文件)、約翰·基裏亞庫（John Kiriakou (中央情報局文件)和國安局前雇員，他們告密的是他們認為違法憲法的或者不道德的監控項目（如威廉·賓尼（William Binney）、拉斯·泰斯（Russ Tice）和托馬斯·德拉剋（Thomas Drake）。但是我們似乎見證瞭新一代的泄密者和揭發者，我們可以稱之為W一代（他們齣現在維基解密時代，現在是對泄密發難的時候）。

媒體急於對W一代的成員進行心理分析的欲望再自然不過瞭。它們想知道為什麼這些人願意冒險做這種事而企業媒體的成員卻不願意。但是，煮鵝用什麼醬油，煮公鵝也應該用什麼醬油。如果要對泄密、揭發、黑客攻擊等行為的動機進行心理分析的話，同樣也應該對體製內權力結構高層人士的動機進行心理分析。具體而言，就是企業媒體發揮重要作用的體製。即使組織內的行動者按照組織禮儀行動，並尊重內部的信任紐帶，體製本身已經處於病態之中是完全可能的。

正如漢娜·阿倫特看到的忠誠的經理的聯閤行動能産生無法言說的體製之惡那樣，W一代也看到瞭與監控國傢沆瀣一氣可能犯下的罪惡。雖然不是艾希曼的官僚效率帶給我們的令人恐怖的罪惡，但仍然是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來避免的奧威爾式未來。

通對對大型工業企業的深入采訪，羅伯特·傑剋考爾把讀者帶入瞭真實的經理世辦的內部。在那裏，成功依靠的不僅僅是能力，天賦和獻身精神，而真正使一個人飛黃騰達的是：模棱兩可的語言，自我推銷的藝術，保護人、聯盟和派係，以及純粹的運氣。

《道德睏境》提示瞭在商業官僚機構的等級權力結構中，政治鬥爭的復雜性和復要性。公眾所看到的隻是錶麵上的競爭，而在這個世界的內部，經理們把自己的真實意圖深深隱藏起來，為的隻是在殘酷的競爭中脫穎而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