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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第1版 (2001年10月1日)

作者:汪治平

出品人:

页数:296

译者:

出版时间:2001-10-1

价格:17.00

装帧:精装(无盘)

isbn号码:9787800838583

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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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
• 人身损害赔偿
• 侵权责任法
• 损害赔偿
• 交通事故
• 医疗损害
• 工伤赔偿
• 生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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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哲学与权利基础：现代刑法理论的基石探析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现代刑法理论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与核心价值体系，重点关注刑法规范的合法性来源、刑罚的目的性论证，以及个体权利在刑法领域中的保障机制。 在当代法治社会，刑法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更是国家权力行使的最终限制手段。本书跳出单纯的法条解释和具体案例分析的窠臼，力求从形而上的哲学高度，审视刑法制度的内在逻辑与外部边界。 第一部分：刑法的正当性基础——从社会契约到法治国家 本部分聚焦于刑法规范为何能够产生约束力这一根本问题。我们将追溯自启蒙运动以来，关于国家惩罚权正当性的主要理论流派，特别是霍布斯、洛克、卢梭等社会契约论者对刑法起源的阐释。 一、惩罚权的历史哲学演进 探讨从自然状态到法治国家的演变过程中，社会成员如何让渡部分自由，以换取刑法的保护。重点分析这一让渡过程中的内在悖论：即以自由为代价来保障自由。本书将详细梳理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论在刑法领域的投射，考察其如何为报应刑主义提供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二、刑法的价值位阶与谦抑原则 刑法作为“恶法中的恶法”，其适用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本书将深入探讨刑法在整个法体系中的价值位阶，并详细阐述“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哲学内涵与实践要求。我们将分析以下几个核心命题： 1. 法的最终手段性： 刑法何以必须是国家干预的最后一道防线？探讨国家在面临社会控制需求时，如何权衡自由保障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关系。 2. 私法自治与刑法的界限： 在高度强调个体自由与私法自治的背景下，国家介入私人领域（如家庭纠纷、合同履行）的界限应如何划定，以避免刑法膨胀对公民生活的过度侵蚀。 3. 社会风险的刑法化倾向批判： 现代社会对风险的规避促使立法倾向于将诸多社会风险纳入刑法规制范围。本书将运用规范伦理学的视角，批判性审视这种“风险刑法化”趋势，强调刑法应严格围绕“应受非难的行为”展开，而非仅仅针对“潜在的危险状态”。 第二部分：刑罚的目的论——效益、报应与目的性的平衡 刑罚的本质是国家对自由的剥夺，因此，刑罚的适用必须有明确且正当的目的作为支撑。本部分将系统梳理刑罚目的论的经典对立与现代融合。 一、功利主义的刑罚论证与局限 详细分析边沁的功利主义刑罚观，即刑罚的唯一目的是预防未来的犯罪，并探讨其在实践中可能导致的对个体的工具化倾向。着重分析“绝对预防”和“相对预防”的区别，以及在当代司法实践中，预防理论如何与人权保障产生冲突。 二、报应论的现代复兴与道德维度 对传统报应刑理论（以黑格尔、康德为代表）进行重估。报应不再被视为单纯的“以眼还眼”，而更侧重于对违法行为的道德谴责和价值均衡的恢复。本书将论述，报应理论如何为刑罚的严峻性提供道德上的正当性，使其不沦为单纯的社会工程工具。 三、刑罚目的的复合性与限制——“双重目的论”的张力 现代刑法理论普遍承认刑罚目的的复合性（既有报应，又有预防）。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是：在复合目的论下，报应原则必须作为预防目的的“天花板”和“合法性门槛”。即，任何以预防为目的的刑罚措施，都不得超越对行为人应受谴责程度的评价。重点分析考察“特定预防”在改造罪犯时的伦理困境，尤其是在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长期刑中，如何确保改造措施不超越其矫正的必要界限。 第三部分：犯罪的构成与违法性判断——行为、规范与主体的分离 本部分将回归犯罪构成理论，但视角侧重于犯罪行为的规范性判断与个体能动性的界定。 一、行为概念的规范化转向 探讨刑法行为理论如何从单纯的物理动作（因果说）演变为具有规范意涵的“有意义的行为”（目的行为论）。重点分析不作为犯中，保证人义务的法源基础与伦理根源，区分刑法意义上的“不履行义务”与一般的道德疏忽。 二、违法性的社会意义与价值判断 违法性判断不仅是形式上的排除法定阻却事由，更是对社会价值秩序的肯定。本书将细致剖析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规范结构，强调其内在的价值衡量机制：如何在两种法益（或同一法益的保护）发生冲突时，做出符合社会伦理的优先选择。特别关注对“过度防卫”或“超过必要限度”的衡量标准，避免将比例原则沦为抽象口号。 三、犯罪故意的心理学与规范性界限 区分故意中的认识因素（认知）与意志因素（意欲）。深入剖析刑法理论中对“有认识的故意”与“放任”（间接故意）的严格区分。强调主观恶性的认定是衡量行为人对法益侵害程度的关键，并论证为何刑法必须严格限制对“应当预见”的追究，以保护个人在复杂情境下的认知不确定性。 第四部分：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的边界——程序正义的哲学基础 程序正义是限制国家实体法权力的最后屏障。本书将程序保障视为一种内在的道德要求，而非仅仅是提高侦查效率的手段。 一、不可抗辩权与沉默的权利 系统阐释“强制定罪”（self-incrimination）的宪法保障及其哲学根源。探讨沉默权为何不仅仅是免受强迫的消极权利，更是个体主体性在国家审判面前保持尊严的积极体现。分析在现代侦查技术（如大数据比对、基因技术）发展下，沉默权面临的新挑战。 二、证据排除规则的伦理学基础 深入考察“毒树之果”原则的伦理动因。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不仅在于督促公权力机关合法取证，更在于维护司法过程的纯洁性与可信赖性。本书认为，不合程序取得的证据，因其具有“污染性”，其纳入裁判可能损害审判的道德权威。 结论：走向负责任的刑法实践 本书总结认为，一个健全的刑法体系，必须在追求社会秩序（效益）与恪守个体尊严（报应与程序）之间，找到动态的、审慎的平衡点。刑法理论的研究，最终指向的应是培养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审慎意识”和“价值自觉”，确保国家惩罚权力的每一次行使，都经得起理性与良知的检验。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套分析和批判当代刑法热点问题的哲学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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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和排版质量无疑是上乘的，油墨的质感和纸张的厚度都给人一种“值得收藏”的印象，这让我在拿到书时充满了期待。我原本关注的焦点是，作者如何巧妙地整合大陆法系的损害赔偿原则与英美法系惩罚性赔偿的理念，从而为我国的赔偿制度提供新的思路。然而，在阅读到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章节时，我发现作者仅仅是将国内现有的、极少数的惩罚性赔偿判例进行了罗列和简单分类，并未深入探讨引入此类制度所必须面对的宪法基础、司法资源配置以及对民事主体行为预期的深远影响。更令人不解的是，书中花了大量篇幅去对比不同时期法院对“生命健康权的财产化价值评估”的波动，这种历史梳理虽然详尽，但对于我们这些需要快速理解当前法律适用难点的读者来说，显得有些冗余和“故作高深”。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作者能够结合最新的科技发展，比如人工智能导致的“自主决策伤害”应如何定责，但此类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的议题，在书中几乎找不到踪影，整体感觉像是一部精心打磨的、关于“过去时”的法律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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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厚重的法律专著，从目录上看，似乎是深入挖掘了侵权责任法领域一个非常具体且充满争议的焦点——人身损害赔偿的复杂性。我原本期待它能为我梳理那些散落在各个法条和司法解释中的零碎规定，构建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然而，当我翻开内页，发现它更像是一份详尽的、甚至有些偏执的个案分析集合。它似乎将笔墨过多地放在了那些极具地方特色的、罕见的交通事故案例的细节重构上，而不是致力于提炼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损害认定标准。书中对“精神损害”的量化分析部分，引用了大量尚未被主流学界完全接受的经济学模型，读起来枯燥且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存在明显的脱节感。对于我们这些主要处理常见工伤或医疗纠纷的实务工作者来说，这些过于精密的理论推演，更像是象牙塔里的精雕细琢，缺乏即时的操作价值。我更希望能看到作者对“意外伤害保险”与“人身损害赔偿”之间的竞合关系进行一次彻底的梳理，但这本书似乎对此避而不谈，反而花了大篇幅去探讨某种特定类型职业病导致的残疾等级评定中的细微差别，这让整体阅读体验略显失衡，让人感觉作者的关注点过于集中于个别细枝末节，而忽略了对宏观体系的重构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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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行文风格来看，这部作品展现出一种近乎学术散文的韵味，语言优美，逻辑链条拉得很长，充满着复杂的从句和严密的层级结构。这使得本书更像是一部专为高年级法学研究生准备的深度阅读材料，而不是面向广大法律从业者的工具书。我个人在阅读中最大的困惑在于，作者似乎刻意回避了对“人身损害赔偿”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宏观互动进行深入分析。例如，在讨论如何确定受害人未来的护理费用时，书中完全没有涉及我国日益增长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现有覆盖范围和赔付标准，使得计算出的赔偿额度脱离了现实的社会资源分配框架。如果一个法律研究不能有效对接现有的社会福利结构，那么它在指导司法实践时，其建议的落地性就值得怀疑。这本书的价值更偏向于理论构建的完整性，而不是解决实际社会矛盾的有效性，读完后，我对于如何撰写一份能被法院采信的、论据扎实的“人身损害赔偿计算依据报告”，并没有获得太多实质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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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接触这本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著作，我本以为会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法理思辨之旅，毕竟“若干问题研究”这个标题本身就暗示了对既有法律困境的挑战与突破。但阅读过程却让人感到一种奇特的“学术克制”。作者的论述风格极其严谨，甚至可以说是过于谨慎，仿佛每走一步都要反复引用权威判例来为自己的观点“担保”。我特别留意了关于“死亡宣告前后的赔偿责任主体转移”这一经典难题的探讨，期待能看到一个更具原创性的见解。遗憾的是，作者对此的处理方式是亦步亦趋地复述了最高院的几次重要批复，缺乏真正的批判性反思和理论建构。书中的图表制作精美，逻辑清晰，但在探讨“误工费”计算基准时，作者似乎陷入了对不同省份统计年鉴数据的循环比对，这种过于依赖统计数字的论证方式，虽然增强了文字的“说服力”，却削弱了法律规范应有的抽象性和前瞻性。我更希望读到的是关于未来数字化时代下，虚拟财产损害赔偿责任主体认定的前瞻性讨论，但这本书的内容，似乎还停留在对上世纪末遗留问题的细致修补上，略显保守和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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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对该领域前沿理论的渴望，着重阅读了关于“医疗过错中的因果关系认定”这一极具挑战性的部分。我期望看到作者能运用更先进的证据规则或归责理论来打破那种僵硬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这本书在这方面给我的感觉是“高屋建瓴却又缺乏实战技巧”。作者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风险分配模型”，试图用概率学来辅助法官判断，理论上非常完美，但当阅读到实际案例应用时，却发现该模型在面对证据缺失或多重侵权行为时，操作性极低，复杂到几乎不可能在法庭上实际应用。书中对“医疗机构的告知义务”的探讨，也仅仅停留在对《侵权责任法》第58条的字面解读和循环论证，并没有提供任何创新的解释路径，比如如何界定“告知的充分性”在信息不对称的医疗环境中。整本书给人的感受是，作者似乎更专注于构建一个自洽的、逻辑完美的“理想国度”的法律体系，而不是踏踏实实地解决当下审判实践中那些粗粝而棘手的具体问题。这种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论述，使得本书的实用价值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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