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曼（1906-1949）

克劳斯曼虽然能够更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同性恋取向，但是在他那里，同性恋往往与孤独和异化为伍，他的小说刻画出一个忧郁无助的世界，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

作为托马斯·曼的长子，克劳斯·曼很早就开始步入写作。二十年代，他成为迷失在都市生活中的新一代德国作家的代表。三十年代，他又成为抵制法西斯的文化运动的领袖。他与父亲的关系很糟，一部分是因为父亲更卓越的才能，一部分是因为儿子对自己同性恋倾向更自由的表达。不过对于同性恋所持的观点，克劳斯·曼并不比托马斯·曼更少一些悲观。在他的自传《转折点》（1942）中，克劳斯·曼写道：“作一个局外人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羞辱。”

克劳斯·曼与他的姐姐艾丽卡·曼关系非常亲密。他甚至称他们是孪生姐弟。艾丽卡·曼也是公开的同性恋者和反纳粹人士。她有两次有名无实的婚姻，一次是跟演员兼导演古斯塔夫·格鲁根斯；另一次是跟英国诗人Ｗ．Ｈ．奥登。奥登也是同性恋者，他们的结合只是为了让艾丽卡曼拿到英国护照，以逃离德国。克劳斯·曼最著名的小说《梅菲斯特》（1936）就是以格鲁根斯为原型，描写了一个以扮演魔鬼梅菲斯特而著名的演员靠投机和出卖自己的灵魂，在纳粹权力系统中升官发达的故事。

在克劳斯·曼的小说中，同性爱常常是无果而终，无论是把爱情转移到异性对象身上（《安雅和伊丝特》，1925），或是屈服于同性关系的徒劳无果（《亚历山大》，1930），或是继续忍受一种孤独的存在（《生命前》，1925），末了总是凄惨无望。

在他最乐观的小说《圣舞》（1926）中，克劳斯·曼倡导一种由男性间柏拉图式情谊，辛勤工作以及未实现的同性爱所构成的乌托邦景观。在克劳斯·曼所处的时代，同性恋往往带著颓废的色彩。在《火山》（1939）中，一个正在萌发的爱情被其中一个年轻男主角的吸毒给毁坏了。《狂风夜，阴雨晨》（又名为《彼得和保罗》，1947）是他最公开表现同性恋的小说，在他死时仍未完成。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克劳斯·曼笔下的同性恋人物总是无法摆脱作为另类而存在的枷锁。这些人物往往带著马格努斯·赫希费尔德“第三性”理论的烙印：男同性恋者通常是女性化的艺术家，而女同性恋者则是男性化的。他们在中产阶级社会触及不到的地方纵情狂欢，但也正因此，他们走向分崩瓦解。克劳斯·曼笔下的异性恋者同样也是一群边缘人，他们也坠入各种各样悲惨的深渊，只不过不是因为性取向的问题。

不过，克劳斯·曼小说中的这种悲观无助与他的非小说作品（如《安德列·纪德和现代思想的危机》，1943）以及他加入美国军队（作为记者和翻译）投身反法西斯斗争的行为恰成对比。他关于恐同攻击的散文《同性恋和法西斯》（1934）被左派用来声讨纳粹，已经成为同性恋权益运动史中的一篇重要论文。

从1933年就开始流亡生涯的克劳斯曼转向历史中，尤其是同性恋者的历史中寻找小说创作的灵感：《亚历山大》，《悲怆交响曲》（1935）， 《铁窗》（1937）。这些来自同性恋名人榜中的人物──亚历山大大帝，柴科夫斯基，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代表著那些因为爱而与他们身处的社会相背离的人们。

克劳斯·曼悲观主义的作品似乎早已预示了他本人的结局。1949年5月22日，在法国嘎纳，克劳斯·曼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疲惫的生命。

长期以来，克劳斯·曼以及他的许多作品被隐藏在他父亲巨大声誉的阴影之下。但近年来，评论家们，尤其是德国的同性恋评论家们，通过大量的研究，包括克劳斯·曼生前日记的整理出版和有关他的一部传记，一个更清晰的轮廓呈现了出来，他不应该仅仅因为是大文豪托马斯·曼有天赋而又悲剧性的同性恋儿子而被后人记住，他更应该因为是他自己，克劳斯·曼，一个德国同性恋作家，评论家和活动家，而被历史铭记。

(摘自《同志名人曼氏父子── 托马斯·曼与克劳斯曼简介》文: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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