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ISBN：9789570329780，作者：余英時
作者简介
余英时（1930-），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73年－1975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目录信息
读后感
《明代理学与文化发微》是余英时先生《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一书中的最后一章，余先生在本章中分析了宋代理学到明代心学的转变是有一个很深的政治背景，那就是明代改变了宋代优待“士”（主要是儒生）的做法，对“士”动不动就是施以廷杖等种种侮辱，甚至残杀。对于明太...
评分 评分为这本内涵丰富的书写书评，不花些时间是很难深入的。这里先起个头，以后再慢慢补足。 余英时先生很明显对宋明理学抱着同情理解的态度。在现代中国主流意识中，宋明理学是喊着“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类口号的腐儒、道学先生、道德贩子。人们可以毫不费...
评分《明代理学与文化发微》是余英时先生《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一书中的最后一章，余先生在本章中分析了宋代理学到明代心学的转变是有一个很深的政治背景，那就是明代改变了宋代优待“士”（主要是儒生）的做法，对“士”动不动就是施以廷杖等种种侮辱，甚至残杀。对于明太...
评分余先生2004年在台北出版的《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一书，逾400页，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即是《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上篇的「绪说」部分共5章，《朱》书后附的3篇论战亦加以收录，此或是因为前一年同在台北允晨出版的《朱》书未能录入之故。因而与后来的三联等版本的《朱》书相比，本...
用户评价
这本《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的书，初看书名，我本以为会是一本深入探讨儒家思想在宋明两代如何渗透并重塑政治体系的学术专著。毕竟，“理学”与“政治文化”这两个词汇的结合，天然就让人联想到晦涩的哲学思辨与严谨的制度分析。然而，当我真正翻开书页，才发现作者的笔触比我想象的要细腻和生活化得多。它并没有将理学仅仅视为精英阶层的理论构建，而是将其还原到了当时社会肌理之中。比如，书中对“存天理，灭人欲”在士大夫群体中的具体实践进行了考察，展现了这种看似抽象的道德规范，是如何在具体的官场伦理、家族继承乃至日常消费习惯中留下深刻印记的。特别是有几章专门论述了地方乡绅阶层如何运用理学观念来维护其在地权威，这种将宏大叙事拉回到微观个体行为的叙事方式，让人耳目一新。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史料时的那种“去魅”过程，他没有把朱熹或陆九渊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通过大量侧面的史料，勾勒出他们在面对实际政治困境、人际倾轧时的挣扎与妥协，这使得整本书读起来更具人性和历史的厚重感。对于那些对传统思想史有兴趣，却又畏惧枯燥文本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切入点。
评分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其对“政治”一词的广义解读。许多探讨理学的著作，往往将重点放在中央集权、科举制度或儒学正统的确定上。然而，这本书的视野更为开阔，它将“政治文化”的范畴延伸到了宗族治理、乡里自治乃至家庭伦理的层面。作者巧妙地论证了，理学中的“孝”与“悌”如何从家庭美德转化成治理地方的基层工具，甚至成为抵抗外部政治干预的一种文化“防火墙”。读到关于宗族祠堂财产管理那一段时，我深感震撼，原来一套看似纯粹的伦理纲常，竟然承载了如此复杂的法律、经济和权力分配功能。这本书并非在歌颂或批判理学，它更像是一位冷静的考古学家，在挖掘出历史遗迹后，细致地展示其多重功能和复杂的嵌入结构。它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必须警惕将“政治”仅仅等同于朝廷庙堂，那些最深刻的文化变革，往往发生在最日常的公共空间之中。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我对传统“理学史”的刻板印象。过去总觉得理学是某种僵化的、束缚人性的教条，是导致明清思想停滞的罪魁祸首。但作者通过对不同学派、不同地域实践的细致梳理，展现了理学内部的巨大张力与适应性。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是缓慢而富有层次感的，它不像某些流行的通俗历史读物那样追求高潮迭起，而是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匠人，耐心打磨每一块砖石。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心学”在东南沿海商业文化中的传播那部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套用“心学解放个性”的口号，而是深入分析了特定商业环境对“知行合一”概念的具体需求和扭曲。例如，在处理复杂的商业信誉和合同关系时，个体对“良知”的强调如何演变成一种新的契约精神的雏形。这种跨学科的观察视角，使得全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经学范畴，而是将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乃至地理环境都纳入考量。阅读过程中，我时不时会停下来思考，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诚信”、“自律”，其源头是否也能在这些看似遥远的宋明理学实践中找到一些模糊的影子。
评分这本书的写作技巧和视角转换非常大胆，可以说是将传统史学叙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刷新。它不是那种平铺直叙、以时间为轴线的编年史，而更像是一组主题鲜明的专题报告集。每个章节似乎都围绕一个核心的“文化场域”展开——比如“书院里的规矩”、“碑刻上的道德训诫”、“士大夫的园林审美”——然后，作者再将理学的核心观念熔铸于这些场域之中进行考察。这种结构安排，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探索的乐趣，仿佛在迷宫中寻找线索。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引述古籍原文时所保持的克制与精准，他从不滥用古文来炫耀学问，而是将引文置于现代语境下，用清晰的逻辑进行解构和重构。唯一的遗憾是，对于那些初次接触宋明理学的读者来说，缺乏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导引，可能会在最初的几章感到有些迷失方向，需要耐心才能跟上作者跳跃性的思维。但一旦适应了这种“主题切片式”的叙述方式，这本书带来的洞察力是极其深刻且令人难忘的。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颇具古典韵味，但绝不艰涩难懂。它仿佛是一部精心编排的画卷，徐徐展开后，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我特别赞赏作者在论证复杂概念时所采用的类比手法，他擅长从宋明时期的日常生活场景中提取元素，来解释抽象的哲学命题。例如，在阐述“格物致知”时，作者并未沉溺于对“物”的本体论争辩，而是通过描写一位士大夫如何观察一株植物的生长变化，如何记录一场地方水患的治理过程，来具体展现这种“探究世界规律”的实践动力。这种叙事策略，极大地降低了阅读的门槛，让那些对形而上学敬而远之的读者也能轻松领会其精髓。不过，也正因为这种对细节的过度关注，使得全书在宏观脉络的梳理上略显松散，读者需要自己去梳理不同章节之间的逻辑联系。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以小见大”的智慧，它让我们看到，那些宏大的“政治文化”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由无数个细微的、充满生活气息的“格物”瞬间累积而成。
评分宋代部分和《朱熹的历史世界·绪说》一样。明代部分则主要拈出“觉民行道”以示与宋代“得君行道”的区别，主要还是以王阳明作为典型案例来分析。“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作为比较，当然以大而化之的强调二者之不同为要。于此，余公给出了论述和为学的方向，渲染出了明代的整体环境。但具体到每一儒者的进退出处，则仍需一人一议。另，明末阳明学极盛的同时，反思阳明的思潮也已出现，以至出现“外转”倾向，这在余文中也有提及。当然，在王汎森的论述中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
评分宋代部分和《朱熹的历史世界·绪说》一样。明代部分则主要拈出“觉民行道”以示与宋代“得君行道”的区别，主要还是以王阳明作为典型案例来分析。“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作为比较，当然以大而化之的强调二者之不同为要。于此，余公给出了论述和为学的方向，渲染出了明代的整体环境。但具体到每一儒者的进退出处，则仍需一人一议。另，明末阳明学极盛的同时，反思阳明的思潮也已出现，以至出现“外转”倾向，这在余文中也有提及。当然，在王汎森的论述中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
评分宋代部分和《朱熹的历史世界·绪说》一样。明代部分则主要拈出“觉民行道”以示与宋代“得君行道”的区别，主要还是以王阳明作为典型案例来分析。“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作为比较，当然以大而化之的强调二者之不同为要。于此，余公给出了论述和为学的方向，渲染出了明代的整体环境。但具体到每一儒者的进退出处，则仍需一人一议。另，明末阳明学极盛的同时，反思阳明的思潮也已出现，以至出现“外转”倾向，这在余文中也有提及。当然，在王汎森的论述中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
评分前面是《朱熹的歷史世界》的前言，出版社想賺錢用的。但後面那篇講明代心學的文章則精彩萬分，特別是心學家「覺民行道」觀念的提出，和《朱熹的歷史世界》裡期望「得君行道」的理學家雙峰對峙，顯示出宋明理學富有活力、因應世局的變化能力，這也可以看出明代心學為何之後會走向民間的講會乃是「人人皆可為聖人」的概念的出現。本書此一概念極具啟發性。
评分宋代部分和《朱熹的历史世界·绪说》一样。明代部分则主要拈出“觉民行道”以示与宋代“得君行道”的区别，主要还是以王阳明作为典型案例来分析。“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作为比较，当然以大而化之的强调二者之不同为要。于此，余公给出了论述和为学的方向，渲染出了明代的整体环境。但具体到每一儒者的进退出处，则仍需一人一议。另，明末阳明学极盛的同时，反思阳明的思潮也已出现，以至出现“外转”倾向，这在余文中也有提及。当然，在王汎森的论述中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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