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經典是外來文化融入本土思想的必要手段,近數十年來,基督教漢譯學典在數量上愈見增長,本土著作對其吸納亦然。《翻譯與吸納》收錄了中外學者就此現象在同名研討會中發表的文章,以下為筆者對此之一些反省(括弧內為原書頁碼)。
全書縱覽
整部文集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大公神學與漢語神學」,也是文集副題。漢語神學是大公神學中後起之秀,故五篇文章主要環繞基督教論述在過去與現在於中國文化語境中的承納問題。第二部分「翻譯──理解與技藝」篇章最多,主要討論在漢譯基督教文獻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第三部分「漢語神學的出版─過去與現在」則由不同地區與宗派參與漢譯學典出版者報告過去與現在的狀況。此外,文集亦收入一個《聖經》反省和兩篇會議介紹作附錄。
出版概況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前,漢譯基督教學典大都在國內出版。後數十年出版重鎮遷移至港、台,方向上則以牧養需要的「屬靈書籍」為主。惟近二十年來,國內漢譯學典在數量上激增;選題方面更因由學術界主理,故比過往更偏重學術名著,這為一項重要的里程。惟公教和正教的出版量遠不及新教,而兩宗人仕也道出資源不足和因局勢發展而帶來的困難。但令人欣慰的是有些散失了的正教漢譯文獻已經尋回,而公教的《天主教教理》亦已漢譯出版。總體來說,令人振奮的是中、港、台三地之學者近年在漢譯出版上已有不少合作,而在學術基礎上的跨宗派合作關係亦已開展,這可算是漢語學界的一點成就。
翻譯與解釋
除出版概況外,與會者也舉出不少翻譯文獻時所遇之困難。其一共同問題是在翻譯一些術語時,難以在既有漢語詞彙中找到對應者。為解決問題,譯者只好沿用既有詞彙而另添意義、創造新詞、又或把術語音譯等,但幾種做法皆衍生出新問題。若以既有漢語詞彙來翻譯基督教術語或創造新詞,必會令人聯想至該些字詞的原有意思,尤其這些詞彙往往原帶有宗教意蘊,故此進路必帶來含混性。另一方面,音譯固然能避免這種困難,但所造出來之新詞在字面看來往往毫無意義。
這些問題印證了一項事實:翻譯宗教文獻不單純是文字事件,它更潛在地帶來兩個思想或文化系統的相遇。故在實際運作中,與會者發現基督教信仰蘊含好些內容是難以用中國文化來理解的;而在基督教在華傳播史中,翻譯文獻的結果有時更會影響到信仰的實踐。楊慧林便指出,翻譯是與理解一種「異質性」事物共生的,我們是在試圖抓緊一件本不屬於我們之物,並再傳遞開去。所以「在『翻譯與吸納』的論題中,最終的落點應當是『吸納』(reception)。因此,與之相關的不僅是『翻譯』(translation),而且是『解釋』(interpretation)。這意味著翻譯被視為一種更積極的理解活動,意味著我們討論的核心是在於『意義』的問題。」(頁177)
吸納與轉化
張憲指出這種翻譯與吸納過程實是一種「本土文化」的自我理解歷程;因為正是在翻譯和理解一種「外來文化」的過程中,我們才體會到甚麼是異於自己的東西,從而激發「本土文化」的意識(頁157-158)。故這由翻譯而引起的詮釋過程,必會帶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相遇,甚至可為兩個思想體系的對話帶來深遠意義。
王曉朝認為在這過程中我們必須超越文化上的「絕對衝突論」與「絕對融合論」的對立思維,認定「異質文化間的交流與傳播是文化發展的動力。」(頁109)他相信縱然文化衝突事例不絕,兩個文化體系的融合是可能發生的。然而筆者要指出,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並不代表它最終會「真實地」發生,因這是一個實踐問題,故目下要審理的不單是理論問題,也應包括學界對漢譯基督教學典和漢語神學的態度。
漢語神學建設
按上所說,漢譯基督教經典並不只有助於基督教思想在華之傳播,也是中國文化豐富自己的契機。賴品超指出:「漢語界對西方神學的譯介……往往是滲入了對當代中國處境的神學關注,並且都是受惠於不同的西方神學思潮。」(頁93-94)再者,參與漢譯學典和漢語神學的學者,不少是要把基督教思想引入當代中國文化,以致使前者成為轉化後者的動力。可是學界基本上又承認,近百年來中國文化是處於一個極大的轉型期中,要廓清目下漢語學界的「本土意識」殊為不易,但王曉朝的看法是很具啟發性的:「中國學術界普遍承認,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深刻的轉型時期,它的文化也必將發生深刻的型變。……基督教及其文化在中國文化系統中的地位仍將處在亞文化狀態,但它又是一種能夠對中國文化的轉型與更新起作用的積極力量…」(頁116-117)
但若推動基督教經典漢譯的動力是要為轉化中國文化,那麼漢語神學會否只是創設「基督化漢語論說」的手段?此過程是否真能為漢語神學以至大公神學作出貢獻?若我們肯定漢譯學典是一種意義的詮釋與吸納過程,那麼不論發展出來的漢語神學論述性質如何,我們是在澄清參與創建者在中國文化語境下關注的問題。如賴品超所言,漢語神學在現階段或許對西語神學和大公神學未能作出巨大建樹,但藉對以往經驗的檢討,當下的漢語神學比上一代已有進步(頁96)。到漢語神學臻於成熟,過往歷史的積累,或能成為反省資源,為大公神學之後來者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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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光是看就让我感觉它是一次深邃的思想探索。我立刻联想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怎样发生的?尤其是像基督教这样一种源自西方的宗教,在进入到东方,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哲学和宗教传统的文化土壤时,是如何扎根并生长的?“翻譯”这个动作,在我看来,是初步的接触和尝试,它涉及到语言的挑战,词汇的对应,以及概念的转换。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处理那些在汉语中找不到完全对应词汇的神学概念的?例如,如何翻译“恩典”、“救赎”、“道成肉身”? 但更吸引我的,是“吸納”二字。这表明作者关注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语言转换,而是更深层次的思想融合。它意味着,中国文化并非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的神学思想,而是主动地对其进行筛选、消化、并将其内化,使其与自身的文化基因相结合,从而产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表达。“大公神學”代表着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而“漢語神學”则代表着本土化的努力。这两者的结合,究竟是如何在具体的神学思想、教义阐释、甚至宗教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我非常想了解,这种“吸納”过程中,是否存在着张力,是否存在着妥协,又是否存在着突破?
评分读到这本书名,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位学者,沉浸在古籍的海洋中,手中紧握着一本西方神学著作,另一只手则翻阅着中国的儒释道经典,时而眉头紧锁,时而豁然开朗。书名中的“翻譯”二字,仿佛是一座桥梁,连接着两个看似遥远的世界。我常常想,当那些关于“道”、“理”、“心”的中国哲学概念,与西方的“Logos”、“Deus”、“Spiritus”相遇时,会发生怎样的对话?“翻譯”不仅仅是词语的转换,更是一种意义的再构建,一种对理解的深度挖掘。 而“吸納”这个词,则更显其复杂性。它不单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一种更为精妙、更为深刻的文化整合过程。作者是如何界定“大公神學”的哪些核心要义是可以被“吸納”的?又是在哪些地方,需要审慎地、批判性地进行“吸納”?是否涉及到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伦理道德、甚至哲学本体论的重塑?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探讨这个过程中的具体案例,展示那些令人拍案叫绝的翻译技巧,以及在文化融合中出现的那些意想不到的创新。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神学的书,更是一部关于文化交流和思想史的深刻剖析。
评分这本书的名字,如同一扇门,向我敞开了通往一个充满挑战和智慧的世界。初读“翻譯”二字,我便想到,当一种深刻的思想体系,如基督教神学,试图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鸿沟,触及不同人群的心灵时,翻译绝非易事。它不仅仅是词汇的替换,更是意义的重塑,是概念的再定位,是情感的连接。我曾多次体会过,在阅读翻译作品时,有时会因为译者功力的不同,而感受到文本截然不同的生命力。因此,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展现出高超的翻译技艺,能够准确而生动地传达“大公神學”的精髓。 而“吸納”二字,则进一步深化了我的好奇。它暗示着一种更为主动、更为深刻的文化整合。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古老而深厚的文化,如中华文明,如何在面对外来思想时,既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又能从中汲取养分,焕发新的生命力?“大公神學”所代表的普世价值,与“漢語神學”所追求的本土化表达,之间是如何实现平衡与融合的?这本书是否会提供具体的案例,展示在神学思想、教会实践、甚至艺术创作等层面,这种“吸納”是如何发生的?我期待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汉语文化是如何与基督教的普世性精神进行对话,并最终孕育出独特而富有创造力的“漢語神學”的。
评分当我看到《翻譯與吸納-大公神學和漢語神學》这个书名的时候,我立刻被它所涵盖的宏大议题所吸引。我一直觉得,人类文明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翻譯”这个词,在我看来,是文明对话的起点,它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一种意义的传递与理解。我很好奇,这本书是如何处理那些在跨文化语境下,神学概念的翻译难题的?例如,一些西方的神学词汇,在汉语中可能没有直接对应的词语,或者其原有的含义在翻译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而“吸納”这个词,则显得更为主动和深刻。它暗示着一种将外来思想融入自身文化体系的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接受,更是经过批判性思考和创造性转化,使其成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大公神學”代表着一种普世性的、超越地域和文化的基督教核心教义,而“漢語神學”则代表着在汉语文化背景下的神学探索和表达。我非常想了解,作者是如何在“翻譯”的基础上,实现对“大公神學”的“吸納”的?这个过程中,汉民族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宗教传统,与基督教的普世价值,是如何发生碰撞、融合,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神学体系的?
评分这本《翻譯與吸納-大公神學和漢語神學》的书名一开始就吸引了我。我一直对不同文化如何理解和阐释古老智慧的议题深感兴趣,尤其是当它涉及到像基督教这样跨越时空和地理的信仰时。书名中的“翻譯”二字,让我联想到语言的障碍、意义的流失与重塑,以及在跨文化交流中必然存在的挑战。而“吸納”则更进一步,暗示着一种主动的、有选择性的融合过程,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更是要将外来的思想内化,使其生长出本土的根基。 “大公神學”这个词语,似乎指向的是基督教普世性的、核心的教义,那些经过数千年沉淀、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信徒所认同的基本真理。它唤起了我对那些宏大叙事、对上帝之爱、救赎、圣灵等普适性概念的思考。然而,紧随其后的“漢語神學”则立刻将视野拉回到具体而微的本土语境。我很好奇,当普世的真理遇上独特的汉语言文化,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究竟是通过哪些具体的翻译策略和思想吸纳路径,才使得那些原本源自西方神学概念,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焕发生机,被中国人所理解、所认同、所实践?这种跨文化的对话,在我看来,是理解人类文明发展和思想演进的一个绝佳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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