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大断裂》、《国家构建》等。现居加利福尼亚。

译者：郭华，牛津大学教育学硕士，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现旅居英国。在国内外媒体发表过一系列关于英国文化和教育的专栏文章，另译有福山作品《国家构建》。

古老以來，『誠信』即是人類具有的情操表現。 福山享著他的思考模，以『誠信』當主軸，爰引豐富的具體經驗資料，來刻劃當前社會秩序……

忽略文化因素的生意人，只有失敗一途本文為福山應本公司之要求所寫的中文版序，對於當前亞洲經濟危機，提出他的看法。雖然福山不認為本次亞洲經濟風暴乃是導因於若干亞洲價值觀的失靈，但他提醒從事跨國生意的人若忽略了文化因素，是很容易招致失敗的。

一九九七年夏天以來，亞洲籠罩在經濟危機的風暴中，一開始是泰銖貶值，接下來迅速蔓延至南韓與日本，這一連串經濟上的重挫已經改變了世人對「亞洲經濟奇蹟」的態度。十年以前，特別是在日本「泡沫經濟」的高峰期，世人普遍認為亞洲社會創造了快速成長的新模範，而且這種新模範擁有很強的文化因素：例如亞洲一些知名的意見領袖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都主張，亞洲的文化價值觀融合了人民對社群威權的尊敬、對家庭的重視，加上政府立意甚佳的強勢領導，以及人民優秀的工作倫理，這樣的文化價值觀特別適合亞洲國家的市場發展，也有助於加速亞洲國家的工業現代化進程。

但是，如今亞洲國家目睹投機客炒作他們國家的貨幣，國內失業人口節節上升，整個亞洲地區企業倒閉的例子像燎原野火般燒個不停，於是人們的看法開始轉向另一個極端。特別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眼裡，現在亞洲價值觀反而被許多人視為亞洲問題的根源，而不再是亞洲國家成功的依據。如今家族主義式的信用分配、過度干預的政府、「親舊型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變成眾矢之的，投資人因為這些理由而對過去一度欣欣向榮的亞洲經濟喪失信心。

有鑑於目前的辯論皆以文化與價值觀為靶心，我認為確切了解文化因素與傳統經濟因素的互動關係，在此時更顯得意義重大，因為這不僅能釐清亞洲成長的歷史軌跡，也有助於找出一條化解眼前危機的途徑。我相信，無論是探討亞洲高度成長的根源何在，或是歸咎當前問題的罪魁禍首為何，人們都太過強調文化因素了；經濟成長是兩種因素的聯合產物，也就是傳統的總體經濟因素（例如適切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加上容許穩定與持久制度的政治架構。眼前亞洲的金融危機並非導因於若干亞洲價值觀的失靈，而是亞洲政府採行的錯誤政策所致。文化對一個社會創造健康制度的能力極為重要，但是文化對於裡濟成長鮮少有直接的影響，誠如我在《誠信》一書中所指出的，文化只在裡濟成長的因素中佔扶百分之二十的比重。

在二十世紀即將劃上休止符的此刻，了解文化價值觀在全球化經濟裡的適切角色，絕對具有關鍵的重要性，找們應該體認到文化因素既不是萬靈丹，但影饗力也不容低估；亞洲社會現正陷於太平洋戰爭以來最險惡的經濟危機之中，如果想要突破重圍、否極泰來，就更應該了解這一點。

本書是福山繼《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之後的又一鉅構，為美國國家暢銷書(National Bestseller)。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福山講的是冷戰之結束，乃意味著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快迅崛起的新秩序的開始。本書《誠信》則詳細討論「歷史之後」全球經濟秩序的出現，以及經濟生活的法則。為了贏得即將來臨的世界優勢。福山告訴我們，什麼是我們應該知道的。

為了挑戰左、右兩派正統學說，為了預測促進社會經濟繁榮的基本法則，福山檢視了一個較寬廣的民族文化問題。他認為經濟生活與文化生活足分不開的。在社會資本與物質資本同樣重要的時代，只有那些擁有較高信任度的社會，才有可能創造較穩定、規模較大的企業組織，以便在新的全球經濟中具備競爭力。

將經濟生活與文化生活互相連結，是一項高明的研究。而對於美國文化中日益高漲的個人主義，《誠信》也恰似一劑解毒劑。對於那些想了解經濟，而又能體會經濟乃是大社會文化之一的人來說，本書是一全新的經濟學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