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在授奖辞中指出：“核武器的悲惨后果是与脑功能障碍的儿子问题自然相关的另一个主题。大江通过萨特的存在主义获得的哲学要素——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贯彻其作品始终，形成了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大江说他的眼睛并没有盯着世界的听众，只是在对日本的读者说话。但是，他的作品中却存在着‘变异的现实主义’这种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全新的见解和充满凝练形象的诗。使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 (语言等)障碍。我们终于对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亲切，对其变化感到惊讶，理解了作者有关真实与肉眼所见的一切均毫无价值这一见解。但价值存在于另外的层次，往往从众多变相的人和事物中最终产生纯人文主义的理想形象，我们大家全都关注的感人形象。”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两部重要作品,反映一代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日本青年试图以堕落摆脱旧的伦理道德的束缚,以肉体的颓废作为心理反叛的媒介,将性与性爱的畸变当作对人性压制的对抗。但这种肉欲的疯狂不仅没能平和心灵,反而加速了自我毁灭的进程。

译 序

当大江健三郎尚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日本读者对他并不熟悉,我国也几乎没有译介。大概主要因为他的纯文学作品以不易捕捉的深刻思想和扑朔迷离的思维方式以及西方式的长句结构的语言表达“纯”到使读者退避三舍的地步。大江健三郎作为战后派作家,一登上文坛,就表现出对战后政治压抑下的人的奇特的心态,塑造各种精神闭塞状态里的象征性形象,使他很快就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旗手。

他生长的时代已经基本上失去了神话的存在,英雄主义的憧憬变成徒劳的负担和失败的根源。正如他在《我们的时代》中所说:“日本的青年人不可能具有积极意义上的希望。希望,对我们日本的青年来说,只能是一个抽象的词汇。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发生了战争。在那个英雄的战斗的时代,年轻人满怀希望,把理想挂在嘴边……理想,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战场上的语言。理想,是同一时代人相互之间的友谊,但那也是战争的年代。今天我们的周围只有欺骗和猜疑、傲慢和轻蔑。和平的时代,这是猜忌的时代,这是孤独的人互相轻蔑的时代……理想、友谊、宏伟的共生感,这一切在我们的周围从来不曾存在过。我生不逢时,生得太晚,却又生得太早,赶不上下一个友谊的时代、希望的时代。”这就是大江作品中的“性的人”的思想背景,对时代的幻灭导致逸脱常规的行为,被“正常”人视为异端的举动中所隐蔽的反社会的情绪往往在失败的屈辱中体现出“反常”的正当性。大江把人抽象化,分为“政治性的人”和“性的人”两大类型。前者具有与“他人”对立、争斗的本质,后者在本质上没有“他人”,只有反权威的“我”。不言而喻,这里的“性的人”的概念不是狭义上的性爱者,而是可以广义到政治领域里的官能性的爱。这是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失坠以后的必然产物,是对盲目信仰时代终结的一种反动。从《我们的时代》中的南靖男和“不幸的年轻人”可以看到对天皇制崇拜的心理崩溃是他的行为基础,而《性的人》中的J也是对一切政治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否定者,在虚无的行为中最后是对自我的毁灭。他们以“堕落”摆脱旧的伦理道德的束缚,企图从中发现人的真实本性,然而以无价值、无意义的伪善性为自己精神的拯救展示着痛苦的死角。当然,他们心理的反叛以肉体的颓废为媒介,性与性爱的异常是对人性压制的叛逆,这种通过灵与肉的激烈相克寻觅本我的极端性选择是基于虚无主义思想的作祟,也是绝对的孤独感面对梦想的废墟发出的哀叹,肉欲的疯狂不仅没有平和心灵,反而加快反抗—自我惩罚—死亡这种生命体验的进程。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深受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常常运用荒诞离奇的想像把怪谲的情节与现实生活的存在交织在一起,表现人在不可思议的力量前无能为力的情绪,突出对现实世界以及自我世界的困惑和信任的危机,往往在一系列突发的、貌似怪异的戏剧性变化中机巧地剖析困厄在荒谬的世界里的人的悲剧命运,展示着作者对被扭曲的现实的变形感受。这使他的作品有晦涩之处,但如果稍有耐性,习惯于他的以变形和寓意为核心的现代派创作手法以后,无疑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一个欲罢不能的奇妙世界。

大江健三郎在日本文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寻觅意识”、他的“自我忘却”、他的“孤独感”,揭示了生活在当今社会里的人们的内心本质,读者从貌似荒诞的情节构思和跳跃不安的语言形象中发现自我的影子以及命运的轨迹。从他获得芥川文学奖的《饲育》,直至《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个人的体验》《性的人》《我们的时代》《死者的奢华》等一系列作品,都贯穿着现代社会的人在与生命世界的冲突中所遭遇的悲剧性主题。这里的“生命世界”,既是赤裸的本能世界,又是隐秘的灵魂世界,是人在封闭式环境里与自然和心理的搏斗中所经历的种种精神的、伦理的、灵肉的磨难,人与命运的抗争,不安与期待的纠葛,绝望与希望的交错,倔强与妥协的矛盾,在不得不承受无法承受的现实中终于“忘却”了自我。虽然作品中的人物对待孤独的态度不尽相同,却都无疑存在于介于现实与抽象的“中间世界”里,于是开始寻觅自我,企图突破与生俱来的“孤独感”,最终又往往丢失了自我。大江精心刻画的人的异化的一面,揭示出“都市病”的病原就是现代社会本身这个深刻的内涵,所营构的仍然是人与现实的感觉空间,是复杂的人的内心世界,是在非个性的社会里追求个性。在他的作品里,黑暗的历史背景总是在存在之外。无论是《性的人》,还是《我们的时代》,都没有把性的肆虐提到道德的角度,从旧观念解脱出来的日常,虽然具有瓦解家庭的侵蚀作用,但也对“家庭本位主义”的脆弱性和淡薄性造成刺激,出现日常本身正在溶解的场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20世纪后半叶给文学冒险家留下的垦荒地只有性的领域”的名言已成为陈词滥调,然而性依然以极富魅力的微笑诱惑着文学家们,这大概因为对性的描写已经成为探索现代生活模式以及死亡意义的一种象征。J和靖男的“性”就是对自我存在不可缺少的确认,是被稀释了的“爱”的生理解释,以被扭曲的现实展现困厄在荒谬的世界里的人的悲剧命运,暴露出现代文明社会的病理现象。如果说这也是对现实社会和旧我的反叛,那也是畸形的变态的发泄,意味着自我毁灭的开始。

尽管大江的文学思想融化着极其浓厚的西方文化理念,但最终还是植根于日本文化这个民族土壤。他紧紧把握现代社会的人在与生命世界的冲突中所遭遇的悲剧性主题,关注被异化的社会里的人的个性与非个性的冲突,揭示现代人的孤独,挖掘精神丧失的时代里人的本质。这大概是我们阅读他以“性”为题材的作品时必须具备的眼光。

译 者

1998年4月1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