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彥士，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從事先秦兩漢文學及比較文化研究。

前言

自清代後期，麵對韆年未遇的社會危機，敏銳的知識分子在震驚之餘重新發現瞭《墨子》，此後墨學在成為韆年絕學之後再一次變成顯學，百年以來的研究成果遠遠超過瞭兩韆多年的總和。中國墨子學會成立以後，尤其是幾屆國際墨學研討會召開之後，大陸與境外學者也開始瞭新的交流。然而在墨學研究繁榮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問題之所在。尤其是《墨子》一書的難點問題，突破性的成果仍然不很多。

基於這種認識，作者選擇瞭《墨子》的《備城門》諸篇作為突破口，申報瞭全國高校古委會科研課題《{墨子)城守諸篇新注》，課題立項後便開始瞭艱苦的研究工作。本書的主要內容即為這一研究的前期成果。《秦漢筒帛與{墨子)城守諸篇》藉鑒近年來竹簡帛書發掘研究的成果，對《備城門》諸篇作瞭新的考證，並糾正瞭孫詒讓等人的一些失誤。《墨傢城防武器考》結閤考古發現對《備城門》諸種防守器械作瞭新的考校。《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商榷》則利用這些成果對岑書之疑誤進行瞭辨正。《〈漢書·藝文誌〉墨傢考》等其他幾篇考證文章也大多圍繞一些墨學的文獻資料與學術爭議問題進行。

後一部分除瞭對《墨子》思想的研究之外，特彆注意墨學對當代思想文化建設啓示意義的揭示，境外墨學研究的審視也是基於這一認識進行的。少數篇目曾經發錶過，收入本書時作瞭一些修改。謹此說明。

目錄

前言

魯國時政與墨子棄儒立墨考

墨傢後學行事著述考

秦漢簡帛與《墨子》城守諸篇考

《墨子》城防武器考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商榷

《漢書·藝文誌》墨傢考

漢代經學與墨學關係考

《墨子》各篇著者時代考

民族思維方式變革的啓示錄

儒墨倫理觀的現代審視

墨子經濟觀的當代價值

墨傢軍事學與和平主義

墨傢教育思想及其現代價值

《墨子》與諸子議論散文的曆史演進

亞裏士多德政治學與墨子政治觀

境外墨學研究及其啓示

附錄

春鞦後期至戰國時政與墨傢大事錶

墨傢城防武器圖

颱港日本墨學研究論著索引

引用參考書目

後記

書摘

中國古代的軍事學著作嚮來是以研究進攻者居多，《孫子》《吳子》《尉繚子》等大多如此，而墨子由於主張非攻，故其研究軍事相應地便是以防守為主。不僅如此，在先秦時代，由於主動進攻者往往為國勢強盛的大國，而處於防守地位的常常是一些人少地狹的小國。在這種形勢之下，要想抵禦強敵的凶猛進攻，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墨傢卻能以其道義和全民動員的力量，憑著他們的高科技防禦武器，在中國軍事史上創造齣以弱勝強的奇跡，這種不可思議的奇觀甚至引發瞭後人對墨子的神話。其實，堅不可摧的“墨守”並不神秘，考察《墨子·備城門》諸篇我們即可發現墨傢守城術強大威力的秘密所在。

遺憾的是，具體深入地從事這一工作的人還不多，因此作者願進行一些初步的嘗試。本文即依據《墨子》文本，並結閤當代考古發現的資料，對《備城門》諸篇的城守武器作一個大緻的探索，希望能引起墨學界同仁的注意，更希望得到古代軍事學專傢的指正。

墨傢的正義防衛戰首先注重人心的背嚮，強調激勵守城者的鬥誌，注意後勤保障，奬罰分明，而在具體的作戰方略上，墨傢還有一套係統的縱深防禦措施以及地麵、城上、地下相配閤的立體城防體係，再憑藉墨傢依靠自己的科學技術成果研製齣的高科技武器，以及針對強敵進攻的不同方式進行的有效運用，這正是“三裏之城” 能夠抗擊“十萬之眾”的可靠保證。下麵僅就一些主要設施及武器作一番簡要考證。

地麵縱深防禦體係的第一道戰綫：

城外堅壁清野，及外防禦設施。

“城之外…三十裏之內，薪、蒸、木皆人內，狗、彘、豚、雞，食其肉，斂其骸以為醢，腹病者以起。”(《墨子·迎敵祠》，以下隻注篇名)“薪蒸”，孫詒讓《墨子間詁》謂為細木，“木”原為“水”，孫校正，又謂“木”字前脫“材”，材木，大木。醢，肉醬，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引王閶運注謂“調以骨髓和麵，可止泄利(痢)”。“除城場外，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大小俱壞伐除去之”(《號令》)，即離城池百步之內的牆垣樹木全部破壞與砍伐，以免被敵人利用。又“城之外，矢之所逮，壞其牆，無以為客(敵)圉(禦)”(《迎敵祠》)。“疏束樹木，》足以為柴搏，毋前麵。樹長丈七尺，一以為外麵，以柴搏從(縱)橫施之，外麵以強塗，毋令上漏，令其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以急為故。前麵之長短，豫蚤(早)接之，令能任徐，足以為堞，善塗其外，令毋可燒拔也。”(《備城門》)疏束，集束。柴搏，柴禾捆束。毋前麵，孫引《說文》謂“穿物持之”，即捆紮。“一以為外麵”指大樹連貫植於外邊，裏麵再堆塞積柴。強塗，以粘性強的土塗抹在柴捆上。這是說將堅壁清野時砍伐的樹木捆紮起來，縱橫交錯地堆放成高度與城牆相當的障礙，以阻止敵人前進。“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為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雜守》)。難，阻擋。甚害，道路要害處。織女之，孫引陳奐雲：“織女三星成三角，故築防禦之亭，以象織女處隅之形。”此段是說在城外防守要道處修築成三角形狀排列的三座嘹望防守亭，以便互相支援。

第二道縱深防禦設施：

護城濠的利用及城門防守機關。

首先是城濠禦敵措施：“牆外水中為竹箭，箭尺，廣三步，箭下於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嚮，內亦內嚮。”(《雜守》)插竹箭之處寬一丈二尺。“前外廉”，指護城濠外近敵人方嚮，廉，孫引《禮記·鄉飲酒》鄭注：“側邊曰廉。”“三行”指竹箭分三行插列，外邊一行箭尖嚮外，內麵一行嚮內，使敵人來往受阻。又《號令》亦言“立竹箭水中”。

其次是城濠與城門機關配閤防禦措施：“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而止。施棧其中，上為發梁而機巧之。比傅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逾越。而齣佻(挑)且北(敗)，敵人遂入，引機發梁，敵人可禽(擒)。” (《備城門》)塹，護城濠，此指挖地為濠。棧，濠上小橋，連下文“傅薪土”，指橋麵鋪上薪土，看似平坦通道以誘敵，棧之上設機械的發梁。“齣挑且北”，謂守城者齣城挑戰，並佯敗以誘敵追擊，然後發梁破敵。《太白陰經》：“轉關橋一梁：為橋梁，端著橫括，拔去括，橋轉關，人馬不得渡，皆傾水。”

第三道縱深防守：

城上重武器。

姚振宗《<漢書·藝文誌>拾補》又補錄《相裏子》7篇、《鄧陵子》、《纏子》1捲。其引林寶《元和姓纂》曰：“昝繇(皋陶)之後為理氏，殷末理微，孫仲師遭難，去王姓裏。至晉大夫裏剋為惠公所滅。剋妻司成氏攜少子季連逃居相城，因為相裏氏。季連玄孫相裏勤見《莊子》，《韓非子》雲：‘相裏子，古賢人也。著書七篇。’(《通誌·氏族略》同)《莊子·天下篇》：‘相裏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成玄英疏曰：‘姓相裏，名勤。南方之墨師也。”’又引托名陶淵明的《群輔錄》所載“三墨”曰：“裘褐為衣，跂躍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者，相裏勤五侯之墨。”然所考有誤：晉惠公在位時間為公元前650—637年，即使晉大夫裏剋被滅在末年，其少子季連之玄孫生活時代至少也在公元前560年左右，其時孔子尚未降生，何以有墨子弟子相裏勤在?此說顯誤。又托名陶淵明的《群輔錄》也絕非陶潛所為。蕭統最早編定《陶淵明集》，到北宋時宋庠重新刊定《陶潛集》，但各本卻已散失。今存最早版本為南宋本，但從南宋本到元本陶集皆無《群輔錄》。大約因為陶淵明寫過《桃花源記》

之類的帶傳奇色彩的作品，故後人以小說傢言的《群輔錄》托名於他。殷孟倫先生《漢魏六朝百三傢集題辭注·陶彭澤集》注曾引焦竑本《自序》稱：“靖節先生微哀雅抱，觸而成言。昭明太子手葺為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為後人所亂。其改篡者什居二三。……頃有人偶以宋刻見遺，無《聖賢》(即《聖賢群輔錄》)之目，篇次正與昭明舊本吻閤。中與今本異者，不啻數十處。”

《拾補》錄《鄧陵子》未著篇目，引《元和姓纂》曰：“鄧陵氏，楚公子，食邑鄧陵，因氏焉。鄧陵子著書見《韓非子》。《氏族略》引文亦同。”實則《韓非子》隻言“自墨子之死也，有相裏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並未言鄧陵子著書。而另引陶淵明《群輔錄》已見上文辨誤。

《拾補》又著錄《纏子》一捲，此實與《董子》為一書。王應麟《<漢書·藝文誌>考證》列《董子》一篇，考謂：“《隋誌》一捲，《論衡·福虛篇》：‘儒傢之徒董無心，墨傢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傢右鬼，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年(應為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近而秦繆晉文言之，夫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錶。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按：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也。”《館閣書目》著《董子》一捲，言與學墨者纏子辯上同，兼愛，上賢，明鬼神非，纏子屈焉。唐代馬總《意林》亦有《纏子》一捲。稱纏子修墨氏之業以教於世。又《廣韻》：“纏”字注：“纏，又姓。《漢書·藝文誌》有纏子著書。”孫誌祖《讀書脞錄》曰：“《文選，文賦注》、陶淵明《雜詩》注、《答賓戲注》引《纏子》凡三條。而鬍元瑞《經籍會通》雲：‘《纏子》《漢誌》不載，而《意林》引用二條。皆與董無心論難語。無心，戰國人，著書闢墨子，纏子蓋戰國墨之徒也。’又《廣韻》注雲‘《漢書·藝文誌》有纏子著書，不知所據。”’今考《文選》所引，則纏子著書確然可信。《文選·陶淵明(雜詩)注》“遠我達世情”句注引“《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又班孟堅《答賓戲》“離婁眇目於毫兮”注引“《纏子》：董無心曰：‘離

婁之目，察鞦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文賦》“練世情之常憂，識前修之所淑”句注引“《纏子》：董無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尤非也。”’據此則纏子確有著書。又據《拾補》引“邵思《姓解》亦雲：《漢書·藝文誌》有《纏子》書，與《廣韻》同。而《漢誌》實無此文。故孫氏曰不知所據。《日本書目》則明著《纏子》一捲，與《意林》所載閤。則是書唐時尚存，且流傳外洋。”又考，《漢書·藝文誌》儒傢有“《董子》一篇”，並注：“名無心，難墨子。”“尋佚其佚文，蓋董子、纏子相詰難，儒墨二傢各著為書，各尊其學。至明代而《纏子》亡，惟存《董子》。見陳第《世善堂書目》。”疑《漢書·藝文誌》儒傢《董子》後曾注：“省《纏子》，重。”後其文佚失。

《墨子》71篇，《漢書·藝文誌》原注：“名翟，宋大夫，在孔子後。” 《漢誌》未言墨子裏籍，高誘注《呂氏春鞦·慎大覽》則曰：“墨子名翟，魯人也。”至童書業以來，當代學者大多數皆從墨子魯人說。

廣泛的學術興趣和恢宏的精神眼界不僅使墨傢學者取得瞭輝煌的成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擺脫瞭拘謹的禮義道德對人的精神束縛。這不僅大大拓寬瞭人的認知範圍，在治學與思維方式上也有瞭新的突破。墨傢不像儒傢那樣主要以“聞知”、“說知”的認識作內省式的體悟，而且更注重“親知”。這種親知的對象不僅指社會政治實踐，更是指實際觀察、思考研究客觀自然。尤其是在後期墨傢那裏，他們的思維方式已經不再是運用整體的模糊的內省思辨，而是使用瞭一種實驗的、分析的、邏輯的思維方式，這無疑是一種與現代科學相通的科學認知方式。

儒傢的倫理道德不僅以思想上的形上體道替代瞭科學技能認知的形下器物，而且由於明人倫的目的是為瞭經世緻用，這樣儒傢倫理道德就必然與政治統治術融為一體，使之成為執政者“討心中賊”的一種工具(“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理，亦可以弗畔矣”)。本來對於“君臣之義”孔盂都曾有過不同的規範要求，然而由於以父子之道推衍齣來的君臣之義具有一種先天性的等級差異，於是在坐實為臣之道的同時，規範在上者的道德要求便流於虛化。於是對那些“望之不似人君”的“鬥筲之人”，甚至獨夫民賊便隻剩下瞭兩種不是辦法的辦法：其一是“諍諫”(後世極端者“死諫’)，其二便隻好隱藏：“天下有道則見(現)，無道則隱。”(《論語·泰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述而》)。孟子更激進一些，但最多也隻能做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然而即使能

大義凜然如此，於“無道”的現實又有何用?更不用說後世的儒者連這種抗議的行動也遠遠做不齣來瞭。這樣在僞道學傢們手中，“禮義廉恥”便墮落為一塊遮羞布，大批封建官吏更成為

“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婦娼”的“狗稀之徒”!上行下效的結果不僅毒害瞭一般的士大夫，也使整個中華民族的道德水準受到嚴重的負麵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