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7年，司馬睿在建康（今江蘇南京）進位晉王，成為實際意義上的繼承晉統者，東晉王朝因此而建立。隻是當時偏於關中一隅的晉湣帝尚在世間，故而未正式稱帝。翌年三月，湣帝崩，司馬睿繼帝位，史稱晉元帝。 自此以至元熙二年（420年）恭帝禪位於劉裕而宋朝建立，東晉共曆十一帝，延祚百餘年。

本書所謂“東晉詩歌”，與上述曆史範疇的東晉概念稍有齣入，實以兩晉之際的劉琨、郭璞為冠，而殿以晉宋之交的謝靈運。郭璞雖身曆兩晉，但其主要活動和詩歌創作發生在過江以後，早起檀道鸞、劉勰等人，已明確將其歸入江左作傢的行列。而牽入劉琨，一方麵因其現存詩篇均作於兩晉之際，頗能反映東晉建立前後的社會現實；另一方麵也考慮到劉勰、鍾嶸等將其與郭璞並提，視為江左詩歌的肇始者，而後世不少論者多沿其說。至於創作實績多在劉宋建立後的謝靈運被包括在內，則鑒於其在晉宋詩壇玄言山水嬗變曆程中所處的特殊位置。王瑤先生論述東晉詩歌流變時，就把謝靈運作為主要對象之一。①

這一時期詩歌主潮的演變曆程，從南朝檀道鸞、劉勰、鍾嶸等人的簡要評述中可以一窺大略。但終因他們多語焉未詳，加之相關作品所存往往有限，特彆是玄言詩流傳至今者寥寥無幾，故而難① 見其《玄言?山水?田園一一論東晉詩》一文，載《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齣版社，1998年版。免給人以霧裏看花之感。這種情形緻使探討有關問題時，聚訟紛紜的現象屢見不鮮。就目前的研究現狀而言，可以看齣如下兩大特徵：

其一，對於這一時期詩壇主潮發展演變曆程，尚缺乏通貫性的研究。像王瑤先生《玄言?山水?田園——論東晉詩》那樣既注重深究具體問題，又研析詩風流變的成果似不多見。各種文學史、詩歌史之類的著作，在涉及此段詩史時，多惜墨如金，並往往將關注的焦點集中於郭璞、陶淵明等人身上，對東晉玄言詩的發生、發展及演變則注意不夠，往往給人以隻重首尾而中間過略的感覺。

其二，與通貫性研究相較，圍繞具體作傢或專題的研究成果相對豐富一些，主要體現在老問題的進一步探討、新課題的不斷發掘等方麵。前者像郭璞《遊仙詩》的主旨、玄言詩的起源與發展、陶淵明其人其詩、山水詩起源等問題時有成果發錶。這方麵的研究呈現齣視野的拓寬與方法的多樣化等特點。比如聯係玄學思潮以探討陶淵明的人生理想與詩歌風貌，從佛教影響的角度探涉有關玄言詩、山水詩問題等。山但這類研究尚處起始階段，各種觀點之間的差異乃至衝突未嘗少見，進一步研究的任務仍很迫切。

鑒於上述兩個方麵的原因，本書擬采取史、論結閤的方式，於盡力把握這一時期詩歌發展脈絡，突現其演變軌跡的基礎上，廣泛聯係當時社會現實，努力揭示其嬗變之因。同時，著力研究具體問題，就一些爭議頗多的疑難現象提齣一己之見。

為瞭達到上述目標，本書在總體構思與結構安排上，采取瞭點、綫並重的模式。以這一時期詩歌發展主潮為序，串聯起若乾具有專題性質的章節。務求做到既眉目清晰，又避免淺嘗輒止。與此相應，在具體論述過程中，不苛求行文體例的統一，而是根據實際情況選定論題，視問題的癥結所在，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決定切入點的選擇與用墨多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