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的一天，就在“非典”在北京爆发之后不久，我忽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他的故事让我大吃一惊。原来他与人发生经济纠纷，对方不请律师，不诉诸法律，却找了一批社会人士上门讨债。这些人胆大妄为，不仅强行扣押了他的身份文件和个人财产，而且把他软禁在家中达十天之久，逼他偿还一笔有争议的债务。在此期间，他和对方谈判，并且不止一次报警，但都无济于事。后来他找机会溜出来见了一位律师。律师说可以把这件事“摆平”，开价人民币10万元，必须先付钱。这件事没有成，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他信不过那个律师。
找到我之前，他已经四处求告，但是处处碰壁。最后他很真诚地问我：在中国有没有一种公民在遭受不法侵害时可以求诸的公开、合法和有效的制度？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有点尴尬。我可以告诉他的那些“公开、合法”的办法他全都试过，但这些办法在现实世界里无一是“有效”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建议他通过法律解决问题，我甚至试着通过熟人帮助他另找律师。这一次几乎谈成。失败的原因仍然不是钱（碰巧的是又开价10万元，但不要求事先一次付清），而是律师的工作方式，这种方式让人感到，这些律师感兴趣的首先是钱，而不是如何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多年前写过两篇讨论讼师的文字，认为古人对讼师多负面评价，不尽是文人的偏见，而与讼师这一特定社会群体的性质有关，与讼师生长和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的构造有关。就此一点而言，律师与讼师，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包含了重大的社会变迁在其中。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也发现，在微观的和技术的层面，讼师与律师未尝没有共同之处，二者之间的界线也并非泾渭分明。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是，从讼师到律师的转变在中国究竟如何发生？这一转变对律师的成长和性格有无影响？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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