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浙江省慈溪人，1942年生于天津。“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俗世奇人》等,中篇小说《啊》、《神鞭》.《三寸金莲》等,散文集《珍珠鸟》,文化随笔集《手下留情》、《巴黎，艺术至上》、《倾听俄罗斯》等，画集《冯膜才画集》等多种。作品多次获得各类全国奖,并以英、法、德、俄、日等多种语言翻译出版。现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书摘

责任感这个词儿已被当今文学界所厌倦。以流行的看法，它像绳索——如果出于作家自身，写作就会如同自我捆绑起来，不得轻松，难以随心所欲、呼风唤雨地过把瘾；如果是来自某某人的要求呢，则是外加的束缚，更谈不上写作的自由了。于是，责任感几乎被当今文学推出门外。以致八十年代初那种“为民请命”的作品，干脆被定性为非文学。

前不久，牛津大学一位博士生写来一大堆问题叫我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是，中国作家太注重责任感，因此扼制了艺术创造。问我是否如此。看来，整个世界的文学都讨厌责任感了。

可是，到底什么是责任感呢?

中国作家大喊责任感是在“文革”刚刚终结的七十年代末。之所以这样大声鼓噪，首先是为了使文学对社会生活有“说不”的权利——是为了文学的自由，而不是不自由；同时还为了唤起同行，唤起良知，以笔为旗，以笔为矛。在那个时代，文学的责任感主要是社会责任感，因为那时社会问题压倒一切。倘有人弄些性美的，再高超也不会被理睬；虚无飘渺的武侠言情更会被人们弃置一旁。尽管那种充满责任感、充满激情的文字，常常直白浅露，但这样的写作，是发自内心的呐喊，一样会有进入自由状态的快感，让人“过瘾”，只不过不是在玩文学。因为它神圣地充溢着社会良心。

不要把那个时代文学的直白归咎于责任感。直白恐怕正是那时代的一种需要。于是，我对那位牛津的博士生说——

责任感说到底是一种社会良心。当然作家写作的出发点不应该只是简单地出自良心或责任；而责任也并不单是社会责任，它还具有深广的内涵。人道主义同样是一种责任。再有，文化责任感也是一种社会良心。更准确地说，应叫做文化良心。

正像八十年代初我关注畸型社会中种种小人物的命运一样，进入九十年代后，我特别关注在急速现代化与市场化中文化的命运。一方面，由于文化问题跑到台前，变得紧迫和危急；另一方面也许我是文化人，便自觉地关注甚至关切到文化本身。如今，现代化的负面造成的生态环境与资源的问题，正在愈来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文化——比如正在被大规模的“城改”所涤荡的城市的历史文化性格问题，至今依然被漠视着。可以说，每一分钟里，我们的城市中都有大批文化遗存在推土机的轰鸣中被摧毁。历史遗存和原始生态一样，都是一次性的；一旦毁灭，无法生还。生态关乎人的生存，所以容易被看到；文化关乎人的精神，就常常不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在当前城市正走向趋同化的飞速演变中，我相信自己的一种可怕的预感，即三十年后我们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城市文化将会所剩无几。清一色全是高楼大厦。这是多么迫在眉睫又水深火热的文化问题!文化的魅力是个性，文化的乏味是雷同。那么，为此而呼，而争，而辩，而战，不应是我们的责任?

责任感是一种社会承担。

你有权利放弃这种承担，但没有权利指责责任——这种自愿和慨然担当的社会道义。为了强调这种文化责任，我更愿称之为文化良心。

我们这个白诩为文化大国的国家，多么迫切地需要多一些虔诚又火热的文化良心!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