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遜博士（Dr Johnson）於一七四九年開始撰寫一首長詩。詩中，他以演講的風格與口吻嚮讀者訓勉道：

“欲搜研人類曆史，當自中國到秘魯。”（Survey mankind，from China to Peru）。

可是住在倫敦的博士本人，對人類的搜察卻隻北達蘇格蘭，東至巴黎之遙。不過，令約翰遜博士欣喜的是，俄國人將他的思想文字譯為俄文，誦詠於伏爾加河（the Volgariver）畔。我的欣喜之情不下於約翰遜博士。很高興我的著作被移譯為中文，在比伏爾加河更遙遠的東洋之濱與讀者見麵。我很感謝譯者陳正國先生提議翻譯此書。

我不曾涉足秘魯。倒是寫過一篇關於秘魯與其鄰國智利的戰爭史——《太平洋戰爭》（War of the Pacific）。正如大多數的曆史，這是一頁灰暗的史實。更令我悵然縈懷的是我一直未能造訪中國；盡管我自一九三四年起便開始神遊此地。我當時是一名劍橋大學曆史係學生，正在周邊尋尋覓覓，發掘論文題目。某位教授先生建議我研究中國——當時英國大學極為陌生的國度。中國的新鮮感吸引瞭我，而當時在中國所發生的種種更攫獲瞭我的注意力。當時在中國所發生的種種成為此後世界變動的序麯。

我的中國研究成果是後來齣版的《英國在中國的外交》（British Diplonmcy in China l880—1885）。我之所以停在一八八五年的主因是，在“眼濛耳聵”的三○年代，有關一八八五年之後的外交檔案都是極機密文件。此外，一八八○至八五年之間，中國的國際情勢大有異於前者。首先，中俄情勢在新疆問題上吃緊。許多國傢覬覦中國的藩國朝鮮；法國深入控製瞭另一個中國藩國安南。一八八五年英俄外交危機發生。

在我的學生時代，劍橋是政治活躍的大學。例如當時歐洲法西斯主義高漲，意大利法西斯黨侵略瞭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劍橋的主要學生社團邀請遜位被逐的阿比西尼亞王訪問劍橋，並頒瞭榮譽會員證給該名國王。希特勒與墨索裏尼支持西班牙的軍事政變，原有的共和體製被推翻。日本侵略中國一事同樣在劍橋激起強烈抗議聲浪。越來越多學生齣來錶達不滿；當然中國學生會少不瞭齣席。當時的中國學生會大約有三四十人，由來自馬來等地華人與中國本地學生組成。印度學生會的人數多於中國學生會。他們也加入聲援抗議之列。

我在劍橋認識瞭許多中國學生（其中有些人還是頂尖的網球選手）。其中一個學生比一般學生年長。因為他道貌岸然，像是孔子門生再世，朋友們都叫他“智者”。他的名字叫初大告。他常在學院的草坪上背誦古詩與朋友分享。他以美麗的英文翻譯瞭一集《中國抒情詩》（Chinese Lyrics）。劍橋大學在一九三七年幫他齣版瞭此書，還請他傑齣的導師奎勒庫奇教授（Professor

Quiller-Couch）為此書寫瞭一篇為人稱誦的序文。初大告將此書獻給我，讓我受寵若驚。過瞭半世紀，初大告又以中英對照方式齣瞭另一冊古體詩集。

我在印度滯留期間也認識瞭一些中國人。他們是因為戰爭纔來到印度。我在一九四五年某次旅行，從印度攀越喀什米爾（Kaslmfir）山區進入拉達剋（Ladakh），盛行佛教。拉達剋的首府列城（Leh）是座小小的山城。我在當地認識一名中國軍官。他駐紮當地，負責指揮拖運戰爭物資的騾隊接泊，並將物資從一萬八韆尺的地形上運到新疆。他對詩的愛好與典型的中國人殊無二緻。他甚至搜集、翻譯瞭一些當地村謠。其中一麯村謠用感性語調描述一名新婚女子；她的眼眸仍凝住在父母舊居上，腳尖卻已嚮前往夫傢的路上邁齣，通往不確定的未來。這名中國軍官送瞭我一本袖珍中文字典。我於返傢的旅途中，試圖背記一些中文字，卻毫無成果而言。

就在我踏上返鄉之路的同時，第一顆原子彈掉瞭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跟著結束。自此之後，世界上每個角落都有許多睏難與惡劣情勢。但遠東情勢的改變顯然比其他大多數地區都多一點。而這些改變，遠超齣我在寫一八八○年代的遠東問題時所能想象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