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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作者:阎国栋

出品人:

页数:731

译者:

出版时间:2006-12

价格:46.00元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010059464

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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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回响：丝路文明的另一面》 第一章：早期接触与初步认识 自古以来，广袤的欧亚大陆便是文明交汇的舞台。当古老的中国文明与位于东欧平原的斯拉夫人世界，通过漫长的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产生交集时，一种遥远而朦胧的吸引力便已悄然萌发。然而，这种接触起初更多的是基于贸易、宗教传播和零星的使者往来，而非系统性的学术探求。在那个时代，“汉学”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尚未形成，对于彼端遥远国度的认知，也多半停留在对东方奢华物品的艳羡，或是对异域风俗的猎奇。 即便如此，我们仍能在一些零散的文献中捕捉到早期欧洲人对中华文明的模糊印象。例如，一些探险家和商人的记述，虽然夹杂着夸张和误解，却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他们描绘的城市、制度、哲学，即便失真，也已足见其对东方文明的惊叹。宗教的东渐，如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在中原的传播，也间接促进了东西方在文化和语言上的有限交流。尽管这种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有限，但它无疑播下了对遥远东方产生浓厚兴趣的种子。 到了近代早期，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深入，欧洲与中国的直接联系逐渐增多。传教士们，尤其是耶稣会士，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宗教的传播者，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深入中国腹地，学习汉语，研究儒学，翻译经典，并将中国的哲学、科技、艺术介绍给西方世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欧洲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展现了一个更为复杂和精深的文明。他们的著作，如《中国论》等，在欧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激发了更多人对中国的研究热情。 然而，早期的汉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欧洲中心论的视角，使得一些研究者将自身文化置于优越地位，对中国文明的理解也常常带着审视和改造的意味。语言的学习，也多是为传教或贸易服务的实用目的，而非纯粹的学术探索。尽管如此，这些早期的努力，为后来的系统性研究奠定了基础，开启了西方人认识中国文明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第二章：近代兴起与学科雏形 随着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在欧洲蓬勃发展。这股思潮也逐渐渗透到对非西方文明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不满足于零散的观察和二手资料，他们渴望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东方。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学”（Sinology）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开始逐渐显现其轮廓。 这一时期，对汉学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欧洲各国与中国之间日益频繁的官方和商业往来。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中国国门的被迫打开，欧洲各国在华设立了领事馆、商贸机构，也派遣了更多的学者和语言学家。他们驻扎在中国，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的社会生活，接触中国文献，并开始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汉语。 汉学研究的学科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研究的深化： 汉语的学习不再仅仅是为传教或贸易服务的工具，而是成为理解中国文化和思想的钥匙。学者们开始致力于汉语语法、词汇、语音的研究，并尝试建立系统的汉语音韵体系。一些重要的汉语教材和词典开始问世，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文献典籍的翻译与整理： 儒家经典、史书、文学作品等成为研究的重点。欧洲学者开始大量翻译中国的古典文献，并将之介绍给西方读者。尽管翻译过程中难免存在文化隔阂和理解偏差，但这些翻译工作极大地拓宽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认知。同时，对中国古籍的搜集、整理和校勘，也成为重要的学术活动。 历史与哲学的探索： 除了语言和文献，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哲学思想体系也逐渐进入研究视野。学者们试图理解中国历史的演变规律，解析儒家、道家、佛教等主要哲学流派的内涵。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伦理道德的探讨，也逐渐成为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兴研究方法的引入： 随着西方学术的进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也被引入到汉学研究中。例如，历史学中的考据方法，语言学中的比较研究方法，都被尝试应用于对中国文献和语言的分析。 然而，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仍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依然存在，对中国文明的评价标准，往往是参照西方文明来衡量的。研究者们对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如政治腐败、落后习俗等，也常持批判和负面的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一时期，汉学研究在欧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从零散的兴趣走向了系统性的探索，为后续更加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不可忽视的基础。 第三章：学科分化与中国学者的回应 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学术体系的日益完善，汉学研究也呈现出明显的学科分化趋势。不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是逐渐细化为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多个分支。同时，随着中国本土学术的觉醒和发展，中国学者也开始以更加自主和专业的姿态参与到对自身文化的梳理和研究中。 在西方，汉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语言学研究的精进： 汉语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对象，其复杂性和独特性吸引了更多专业语言学家投入其中。语音学、方言学、文字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一些西方语言学家对汉语的系统性研究，甚至对现代汉语语法和词汇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文学研究的拓展： 从古典诗词到小说戏剧，中国文学的丰富宝库被不断挖掘。学者们不仅关注作品的艺术价值，也试图从中解读中国人的情感世界、社会变迁和文化心理。翻译家们的工作也更加精益求精，力求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 历史学研究的深入： 除了对中国通史的宏观梳理，历史学家们开始关注更具体的历史时期、事件和人物。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细分领域也逐渐兴起。考古学的发现，如殷墟的挖掘，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实证基础。 哲学与宗教研究的再审视： 随着对中国思想文化理解的加深，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和宗教的评价也更加客观和深入。他们开始关注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宗教经典的流变，以及这些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实际影响。 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视角： 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关注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民族习俗等。对中国农民生活、家庭制度、民间信仰的考察，为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 与此同时，在中国本土，随着新文化的兴起和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一批杰出的中国学者也开始以现代学术的方式来研究和整理中国的文化遗产。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一代史学大家，他们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的文献、历史、哲学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阐释。他们的研究不仅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为世界了解中国贡献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中国学者在回应西方汉学研究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吸收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是他们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天然地带有本土的视角和情感，这既是优势，也可能成为局限。 学科分化和中国学者的积极参与，使得20世纪的汉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复杂性。研究者们在各自的领域内不断深耕，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深度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宝贵的财富。 第四章：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研究 进入21世纪，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不仅为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对“中国研究”（Sinology）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汉学”这一传统概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正逐渐被更加宽泛和包容的“中国研究”所取代。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跨学科的融合与交叉： 传统意义上相对独立的学科界限变得模糊。历史、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不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借鉴。例如，经济史的研究会纳入社会结构的影响，而文化研究则会关注其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 区域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中国研究不再局限于对中国整体的宏观描绘，而是更加关注中国内部的多样性。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群体的深入研究，展现了中国复杂的现实图景。区域研究的专家们，能够提供更具微观视角和深度分析的洞察。 全球联系的视角： “中国研究”越来越强调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历史联系、经济互动、文化交流，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学者们关注中国对全球秩序的影响，以及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双重效应。 本土学者的主体性与话语权： 随着中国经济和学术的崛起，中国本土学者在全球中国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他们不仅是研究的参与者，更是重要的贡献者和引领者。他们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从自身文化和历史经验出发，贡献独特的学术视角和理论体系。 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多元： 传统的研究方法在不断被继承和发展的同时，新的研究工具和技术也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大数据分析、数字人文等技术，为中国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同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也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可靠和全面。 议题的多元化与前沿化： 研究议题不再局限于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解读，而是更加关注当下的中国。中国经济转型、社会变迁、环境问题、科技创新、国际关系、文化产业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学者们试图理解当代中国的挑战与机遇，并为应对这些挑战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研究”的全球化，也意味着研究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不同的学术训练和价值取向。这既可能带来思想的碰撞和观点的多元，也可能产生误解和偏见。因此，如何在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中，进行客观、深入、富有建设性的对话，成为当代中国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总而言之，从早期零星的接触，到近代学科的雏形，再到20世纪的分化发展，以及如今全球视野下的多元融合，“中国研究”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了探索、碰撞、理解与误解。如今，当我们回望这段历程，会发现，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从未停止过脚步，它在每一次的交流与对话中，都在不断地被重新书写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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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相当到位，读起来完全没有一般历史书籍那种刻板的枯燥感。作者似乎深谙如何将严肃的学术考证与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融为一体。我记得有几处对早期俄国传教士或学者的生平描述，简直可以拍成引人入胜的传记片，他们为了获取珍贵的中文典籍，付出的努力和经历的磨难，读来让人感同身受。这种将宏大的历史背景与鲜活的个体命运相结合的手法，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它成功地让我这个非专业人士，也能够轻松地走进俄国汉学研究的复杂世界，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和持续的学术活力。对我而言，这更像是一次知识的冒险，每翻开一页，都有新的惊喜等待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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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所展现出的那种跨文化的复杂张力与和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俄国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从宗教传教到地缘政治考量，再到纯粹学术研究的微妙转变。作者没有回避这些转变背后的利益驱动和意识形态影响，而是以一种极其客观冷静的笔调，将这些复杂的因素一一剖析。这种不偏不倚的叙述方式，反而使得历史图景更加真实可信。它让我们看到，即便是看似纯粹的学术活动，也无法完全脱离其所处的时代环境。读完之后，我对于“文化交流”这个概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它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也更加充满人性的挣扎与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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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赞扬作者在史料挖掘上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明显感觉到，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档案和一手文献，这使得全书的论证具有极强的说服力。那些关于具体翻译项目、学术争论乃至机构设置的细节描写，都显得扎实而无可辩驳。这种对细节的执着，是衡量一部优秀历史著作的关键标准之一。它不是停留在对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深入到驱动这些现象背后的思想内核和具体操作层面。对于有志于深入研究相关领域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坚实可靠的知识基石。它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是值得反复研读的案头之作，每一次重温都会有新的体悟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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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的组织结构来看，这本书的逻辑清晰，层层递进，使得读者很容易跟上作者的思路。它似乎遵循着一条清晰的时间轴，但又巧妙地穿插了专题性的深入探讨，避免了线性叙事的单调。特别是关于特定历史阶段俄国汉学家的学派分流和思想演变的论述，处理得尤为精妙，展现出作者深厚的历史思维能力。对于希望快速建立起对“俄国汉学”整体框架认知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极佳的蓝图。它不仅回答了“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这种对深层机制的揭示，是此书超越一般入门读物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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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汉学史》的阅读感受** 初捧此书，我带着一种对遥远国度文化探索的好奇与敬畏。这本书如同一个精心编织的地图，引领我穿越时空，去探寻那些在冰雪覆盖的土地上，中国文化如何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的曲折历程。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梳理历史脉络时的那种细腻与耐心，仿佛每一次对历史事件的描摹，都伴随着作者对那些先行者的深深致敬。那种跨越语言和制度藩篱的求知欲，那种在异域土壤中播撒文明种子的坚韧，都通过作者冷静而富有洞察力的笔触，生动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它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像是一部关于文化交流、理解与尊重的史诗，让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学术探索，往往是带着人文关怀和历史厚重感的。阅读过程中，我时常停下来，去回味那些关键人物的抉择与挣扎，那种感觉，就像是和历史的先驱者进行了一次无声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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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汉学从彼得大帝开始兴起，19世纪达到高潮，并在19世纪下半期因为侵华雄心的膨胀而获得发展。信息量非常大，内容也很新颖，果然是极尽功力。作者只追溯到了苏联建国之前的俄罗斯汉学情况。苏联成立以后的内容又可单独成书了。最感兴趣的是作者介绍的一些汉学研究机构，比如喀山大学、海参威远东大学东方学院、彼得堡大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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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汉学从彼得大帝开始兴起，19世纪达到高潮，并在19世纪下半期因为侵华雄心的膨胀而获得发展。信息量非常大，内容也很新颖，果然是极尽功力。作者只追溯到了苏联建国之前的俄罗斯汉学情况。苏联成立以后的内容又可单独成书了。最感兴趣的是作者介绍的一些汉学研究机构，比如喀山大学、海参威远东大学东方学院、彼得堡大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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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了我在这方面的完全空白情况。可惜我俄语和满文都大字不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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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看完了，我的妈呀(ﾉಥ益ಥ) 史料丰富，很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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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了我在这方面的完全空白情况。可惜我俄语和满文都大字不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