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1906年出生于中国浙江省嵊县，1927年从燕京大学中途退学。后曾任汪伪政权掌控下的《中华日报》总主笔。1943年，结识张爱玲，于次年（1944年）与张结婚，于1947年离婚。

抗战胜利后，经香港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开始学习日语，结识大数学家冈洁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村秀树，遂成就其学问体系。

1974年来到台湾，受聘为台湾中国文化学院终身教授。在台湾期间，其文学才能影响了整个台湾文坛，尤其是朱西宁、朱天文、朱天心父女，受其影响颇深。

1981年7月25日在东京病死。著有中文著作《今生今世》、《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中国礼乐》、《中国文学史话》、《革命要诗与学问》、《今日何日兮》等。

录一则保田与重郎为胡兰成《建国新书》作的序.

保田与重郎（YasudaYojulo，1910－1981）是日本战前战后时期的代表性的右派文艺评论家，是为‘日本浪曼派’（曼字为它故意所用，非误字）的创办人。

由此文可知胡兰成是在保田与重郎的怂恿指点之下，才完成《建国新书》的。此文对胡兰成的思想和文章有相当独到且精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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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建国新书>序》（全集第四十卷）

‘我认识胡兰成大人，并不是他还在中国当汪兆铭政权重要阁僚时的事’，故尾崎士郎曾对胡先生的《中国之心》一书所写的序文中，就这么说过。其实，我也是一样。尾崎氏临死之前发表了《山河岁月》，前面就加上了‘为吾友亡命漂泊的孤客胡兰成兄’这样的献词。这个作品描述了战国末期的英雄立花宗茂的传奇性命运。我在这里不打算对尾崎氏的用意作任何的推测，不过，这篇小说中充满了恻恻的幽情。何况《山河岁月》这个书名原来是借用胡先生的同名著作的。尾崎氏生前爱读胡先生的这本书，有意亲自把它翻成日文。我不喜欢随便猜测已故之人的心情，然而，尾崎氏悲痛的隐情是不难想像的。所谓的‘亡命漂泊的孤客’其实是尾崎氏的自寄伤心之辞。胡先生是天性诗人，也是当今东方最高的学人，同时也是没有国家的亡命之客。

先生在年少时已成为革命家，其半生所经历的事，既丰富且多采，畏怖严肃兼而有之，更包含著几分放诞之气，不宜苟且言之。据我所知，他是中国第一流的人杰，也是东方文明第一流的学人。我对他文人诗书的天分和文章小说的才能也有极高的评价。这位激进革命家的外表可是古来东方的温容优雅。

对我国国风的真正精神及古道，先生有比国人更深一层的了解，至于其对我国历史民俗或文艺美术的见解，则我值得学习之处颇多。然而，其人依然是忽而变成革命家，终究是个政治之人，我对此一事实有深切的感触。

去年当孙文百年祭典之时，肥后（熊本）的老国士，孙文的亲友柴垣隆翁用独立建了硕大的纪念碑，我也参加了它的典礼。为了那天，孙文哲嗣孙科氏夫妻及哲孙孙子平氏夫妻都从美国远道而来，共襄盛举。而孙子平氏的夫人竟然是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追究其罪行的胡先生之义女，这简直是宿缘。当天庆宴上，民国的大使和孙科氏的家族都在贵宾席，而胡先生则坐在我的旁边，算是迎接宾客的东道之一了。宴散后，来宾辞去时，都主动来到胡先生面前殷勤致意，大使则与胡先生握手告别。不过，胡先生仍然是个亡命孤客。

那以前，我听说过有人劝他写一本有关东方风教傅统修身的书。现在东方传统的文明已经濒临灭亡危机。当此之时，能够写这一方面的书的人，恐怕非胡先生莫属吧！因此，我也对那位发案者表示敬意。在熊本的宿舍里，也劝他写这本书，提过我个人的意见。离开熊本的那天早上，我们一起去拜清正公的庙，也在慕清正公而来为他殉死的朝鲜人金官的坟墓上凭吊一番，晚上坐飞机离开熊本，陪先生抵达我在京都的山庄时已是半夜了。

先生似乎从那时开始准备写这本书，也似乎从那时开始考虑放弃政治而从事文笔。在撰述此书之前，他先出版了《心经随喜》，而那正是惊异的政治的书。《心经随喜》是用日语讲演的笔录。

在同一时期，他也开始撰写《建国新书》。他之所以没有写道德方面的书，而特意取名《建国新书》，大概是他所面临的激烈严肃寂寞的现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之故吧！亡命孤客还是需要形成建国的政治理念作为个人道德的根底。不过，祭政一致的体制之下，政治和道德也理应被统一。

这本书是先生用日文撰写的，这使我十分感勤，我们应该好好地体会先生的心情。并且反省自己。先生先用日文写，然后再把它翻成中文。

我对先生有关日本文学的了解及想法抱有亲密的感情。至于他的文章，因有他独特的想法和见解，很难用世俗的习惯来衡量或调整。认识先生的人，都认为先生的有点辞不达意的日文却具有引发心思的特殊魅力，中文与日文的语法之间有差别，读者应努力去慢慢地体会它。

胡先生有一次对我说过亡命到日本有很多好处，其中之一是对古神道有所了解，也说过明治维新的根底也在此。我则认为先生能来到日本对日本历史加上了新的例证。先生是当今中国的第一流名士，也是第一流的学人，而我国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一直努力去吸收大陆的第一流文化，且如此加以珍重，永远崇敬，但是，历史的本流上却一次也没有失去过我们古道的精神。在历史的重要时期，外国的伟大人物往往来到日本对我国文明带来了恩惠，为数著实不少。

解释先生所用的词汇时，就可发现此书的中心思想即‘政治’的观念已经用得相当特别。先生此一‘政治’的用法或许将来能扫清当今政治所含有的意义也未可知。至于先生的逻辑，忽而飞跃，忽而燃烧，在其错乱矛盾之中，我看到悲剧之美，而为此心痛。今年的新春，先生撰写一篇奉赞圣德太子的文章，用以阐明我国国体的本义。这是值得日本人学习的，我是这样想。

我自庆祝胡先生能来日本亡命的幸运，用日文撰写这本《建国新书》在同一意义上，也让我感动。不过，想到此事，相对此人，我的感动毋宁是无比的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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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士郎（1898－1964）是大众小说家，《人生剧场》为其代表作，他跟胡兰成的关系，待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战争时期曾受到军方和国粹主义者的压迫，并不是右派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