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是国家社科规划课题“联合产权及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其关键是找到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微观基础，这正是本课题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研究试图解决的问题。本书在既有成果《联合产权论――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的基础上，在企业产权制度理论及内部治理结构研究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
本书将企业定义为一个以资源、能力与知识为基础，创造、控制、分配净合作剩余的生产性组织。联合产权制度的提出，其意义主要不在于在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组织资本所有者之间重新分配净合作剩余创造越来越重要的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分享企业剩余、参与共同治理，创造出更多的净合作剩余。但在各章节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在企业净合作剩余既定不变的潜在假设下，从净合作剩余的分配角度研究企业联合产权制度，而对联合产权制度促进企业净合作剩余增加方面的论述显得比较薄弱。
本书强调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相互合作、共同创造净合作剩余。也就是说，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进行的是重复合作博弈，这种合作不仅体现在剩余的创造中，同时也体现在剩余的分享中。要素产权结构应该是重复的合作博弈的结果。而本课题在对企业要素产权结构演变进行博弈分析时，认为各要素所有者之间通过合作创造剩余，通过“非合作”分享剩余（在要素产权结构中各个要素所有者分享企业净合作剩余的比例之中），主要运用了非合作博弈理论来分析要素产权结构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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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体现在其扎实的理论推导和对现实复杂性的精准把握上。对于初次接触公司治理领域的读者来说，前半部分的产权理论基础可能会显得有些晦涩，需要反复咀嚼。然而，一旦跨过了这个门槛，后续关于董事会运作、高管薪酬设计、信息披露机制如何反作用于初始产权结构的论述，便如水到渠成般清晰起来。它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分析路径，强调了治理结构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内生于产权的结构性矛盾之中。我个人认为，它对于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战略研究者尤为重要，因为它清晰地指出了，若不先理顺产权关系这个“牛鼻子”，任何关于优化治理结构的行政干预或制度改革，都可能因为触及不到核心利益冲突点而效果甚微，甚至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溢出效应。这是一部需要耐心阅读，但回报巨大的理论力作。
评分这本厚重的著作甫一捧读，便让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学术气息与沉甸甸的理论重量。作者似乎不满足于对现有企业治理模式的简单罗列与表面分析，而是深入挖掘了支撑这些模式背后的最根本的制度土壤——产权关系。阅读过程中，我尤其被其对“联合产权”这一概念的界定与剖析所吸引。它不是那种教科书式的、僵硬的定义，而是结合了大量的历史演进和现实案例，展现出产权结构如何作为一种“隐形的契约”塑造了企业的行为逻辑和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书中对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所有权结构（如国有股、流通股、管理层持股等）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的描述，精妙之处在于揭示了产权的模糊性与冲突性如何内生地催生出复杂的内部治理机制。这种从“基石”向上追溯治理架构的视角，使得全书的论证逻辑极为坚实，不像很多同类研究那样，止步于治理工具（如董事会独立性、薪酬激励）的修补，而是直指权力与利益分配的核心矛盾。读完后，对于理解现代大型企业为何总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中挣扎徘徊，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认知。
评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更像是一次思维上的“重塑”。它挑战了我过去对于“效率”与“公平”之间简单线性关系的认知。作者通过对联合产权的深入挖掘，揭示了在产权边界不清晰或多方共有时，治理结构的首要任务往往不是追求绝对的短期效率最大化，而是通过复杂的内部制衡机制，来解决各方对剩余索取权的争议。这种“稳定优先于效率”的结构性选择，在很多情况下看似低效，却是维护多方合作、避免“寻租博弈”失控的必要代价。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探讨激励机制时，引入了“非正式制度”和“文化约束”的概念，这使得他的分析不再局限于冰冷的契约条款，而是将人性的复杂、信任的建立以及组织文化的软约束力纳入了治理模型的考量范围。这为理解那些在产权结构并不完美的背景下，却能实现长期稳健发展的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框架。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与其说是严谨的学术论文集，不如说更像是一场对既有企业管理范式的“解构”工程。我注意到作者在论述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时，大量运用了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将治理行为视为一系列理性主体在不完全信息下的策略选择。这种方法论上的选择，极大地提升了分析的穿透力。书中对于“代理问题”的探讨，不再是停留在传统的“委托人-代理人”二元对立，而是将视野拓宽到多重委托代理链条，比如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代理，管理层对不同利益集团的代理等，使得治理困境显得更加复杂和真实。特别是关于“监督成本”与“激励兼容”之间的微妙平衡，作者用一系列精巧的模型展示了当产权结构发生微小变化时，内部治理的“最优解”会如何剧烈漂移。对于那些热衷于用“最佳实践”来套用一切企业的管理者而言，这本书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它提醒我们，任何治理结构的设计都必须与其背后的产权基础紧密挂钩，脱离基础的空谈都是空中楼阁。
评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作者对于跨国比较和制度环境影响的关注。虽然主题聚焦于理论构建，但书中穿插的对德式、英美式以及新兴市场企业治理模式的对比分析，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比较研究功底。他没有简单地用“好”与“坏”来评判不同的治理路径，而是将每一种结构视为特定制度和产权背景下的“适应性最优解”。例如，书中对不同法制环境如何影响股东诉讼的有效性，进而反制管理层权力的论述，细致入微。这种将制度经济学与公司金融学紧密结合的写作手法，避免了理论的悬浮感。我仿佛跟随作者的笔触，穿越了不同的法律和文化土壤，理解了为什么同样是“三会一层”的架构，在不同的国家和企业文化中，其实际运行的效率和权力制衡的结果却是天差地别。这对于我们思考如何“移植”和“本土化”治理经验，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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