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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作者:[清]李铭汉 李于锴 编撰

出品人:

页数:0

译者:

出版时间:2005-8

价格:360.00元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226031421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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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一部贯穿千年的历史巨著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史学巨著之一，由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主编，历时十九年完成。它以编年体的方式，系统地记载了自战国初期（公元前403年）至五代十国末期（公元960年）共计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的编写，并非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是司马光及其门人，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宗旨，深刻反思历代兴衰治乱的原因，旨在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以达到“辅君王、治太平”的政治目的。 宏大的时空跨度与精密的结构设计 《资治通鉴》的体例宏大，卷帙浩繁，共计一百卷，约三百多万字。其时间跨度之广，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史的绝大部分重要时期，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到隋唐的统一与盛世，再到五代十国的动荡，无不详尽收录。这种宏大的时空叙事，使得《资治通鉴》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风貌的百科全书式著作。 在结构上，《资治通鉴》采取了编年体的形式，以时间为线索，将历史事件一一串联。这种编年体，使得历史的演进脉络清晰可见，便于读者按时间顺序理解历史的发展。然而，司马光并没有简单地将史料堆砌，而是在叙事中融入了深刻的分析和评论。每篇条目之下，他都力求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人物的动机行为，并常常旁征博引，引用前人对事件的评价，力求做到客观公正，力戒主观臆断。 “通鉴”之义：以史为鉴，洞察治乱之道 “通鉴”二字，是司马光为这部史书命名的精髓所在。他并非要“通”古今之“鉴”，而是要“鉴”古今之“通”。《资治通鉴》的核心在于“鉴”，即借鉴、借鉴。司马光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分析，揭示出导致国家兴盛或衰亡的规律，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 书中，司马光对于朝代更迭、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等重大历史事件，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他关注的重点，并非仅仅是简单的“谁做了什么”，而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以及“这些事带来了什么后果”。他着力分析统治者的决策是否明智，臣子的建议是否得当，制度的设置是否合理，以及社会矛盾的根源在哪里。通过对这些深层原因的挖掘，他试图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人性和政治的普遍弱点。 例如，在讨论到某个朝代的衰亡时，他会详细分析其统治者是如何走向腐败、奢靡，如何放松对官僚的监管，如何忽视民生疾苦，从而导致民怨沸腾，最终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资治通鉴》中的每一段记载，都凝聚着司马光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批判精神。他通过对历史的“鉴”，试图为后来的君王指明前进的道路，规避前人的错误，从而达到“辅君王、治太平”的政治理想。 “鉴”之方法：史料辨析与理性分析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表现出了严谨的史学态度和高超的史料辨析能力。他并非照搬前人的史书，而是对流传下来的各种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取舍。他广泛搜集了汉代以来的各类史书、笔记、文集，对于同一事件，往往会对比不同史料的记载，辨别其真伪，找出最接近历史真实的部分。 他的分析也充满了理性色彩。他擅长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多个角度来审视历史事件，不偏不倚，力求客观。在评价人物时，他也会考虑到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局限，避免以现代的道德标准去苛责古人。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使得《资治通鉴》成为了史学界公认的典范，其史料的可靠性和分析的深刻性，至今仍为后人所称道。 《资治通鉴》的价值与影响 《资治通鉴》的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 首先，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特别是魏晋南北朝至五代十国时期历史的 最重要、最权威的史料之一。它的编年体叙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详细记载了各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军事行动、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对于任何一位历史研究者而言，《资治通鉴》都是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 其次，它是一部 深刻的政治哲学著作。司马光通过对历史的“鉴”，揭示了治乱兴衰的普遍规律，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经验。历代统治者，包括宋朝的君主，都将《资治通鉴》视为治国必读之书，从中汲取治国之道。例如，书中关于如何选贤任能、如何节制欲望、如何安抚民心等论述，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再者，《资治通鉴》在 史学方法 上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司马光严谨的史料辨析、客观理性的分析、以及融会贯通的叙事方式，为后来的史书编纂树立了典范。他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宗旨，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史学家的治史理念。 最后，从 文学和语言 的角度来看，《资治通鉴》的语言简洁、生动、传神，其叙事手法也极具艺术性。虽然其主要目的是在于政治教化，但其中许多历史场景的描绘，人物对话的刻画，都堪称精彩，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超越时代的智慧 《资治通鉴》并非一部枯燥的历史教科书，而是一部充满智慧的著作。它所揭示的关于权力、人性、社会运行的规律，在数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它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它也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类在面对权力、欲望、诱惑时，所表现出的弱点和困境，往往惊人地相似。 阅读《资治通鉴》，我们可以穿越历史的长河，与古人进行思想的对话，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体味他们的智慧与困惑。它让我们明白，今天的成就，是前人无数次探索、试错、反思积累的结果。而我们今日的决策，也将深刻影响未来。 总而言之，《资治通鉴》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它以其宏大的格局、严谨的态度、深刻的洞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它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必读之书，更是一部充满智慧的启示录，指引着我们如何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更好地认识当下，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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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结构设计，如同精密的钟表机械，每一个齿轮都咬合得恰到好处。它摒弃了传统的章节划分，转而采用了一种主题式、关联性的编排。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历史的内在逻辑清晰可见，即便是跨越数百年的事件，也能通过作者巧妙的过渡和对比，展现出其内在的呼应和传承。我特别喜欢它在探讨某一制度变迁时，会穿插回顾其起源的片段，然后立刻跳跃到后世的演变，这种时空穿梭的手法，极大地增强了历史的纵深感和动态感。它不是平铺直叙的报告，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交响乐，高潮与低谷，主旋律与副旋律，交织出一种令人震撼的美感。读完某一卷，合上书页，脑海中残留的不是零散的知识点，而是一条清晰、连贯的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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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的叙事手法实在令人拍案叫绝。作者以一种近乎于散文诗的笔触，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细腻的个人情感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它不是那种枯燥的编年体，也不是僵硬的帝王将相的流水账。相反，它更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每一页都有其独特的韵味和光影。我尤其欣赏它对关键历史节点的处理，那些原本以为已经定论的事件，在作者的笔下重新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他没有急于给出评判，而是将复杂的因果链条层层剥开，引导读者自己去思考、去感受那个时代人们的挣扎与抉择。读起来，我常常会陷入一种沉思的状态，仿佛自己也成为了那个历史场景中的一个旁观者，亲眼目睹了那些风云变幻的瞬间。这种代入感，是很多严肃史著难以企及的。它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和历史哲思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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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我过去对很多历史著作感到阅读疲劳，因为它们总是在重复一些已经被嚼烂的观点。但这部作品成功地提供了一种“反直觉”的叙事视角。作者似乎对主流的历史结论抱有一种审慎的怀疑，他敢于挑战约定俗成的解释，用大量的旁证和细致的考据，去挖掘那些被权力机构或时间尘埃所掩盖的真相。这种求真务实的态度，让阅读过程充满了智力上的挑战和愉悦。它不是简单地告诉你“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引导你思考“为什么会发生，以及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这些发生”。读完之后，我发现自己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不再是脸谱化的好人或坏人，而是看到了他们人性中复杂的光源和阴影。这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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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初捧此书时，曾被其浩繁的篇幅所震慑。然而，一旦沉浸其中，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它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其独特的“聚焦”能力。在描绘那些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时，作者总能精准地捕捉到那些被主流史书忽略的“侧影”——可能是某个地方士绅的私信，某段民间流传的歌谣，或是某次不起眼的朝会上的冷场。正是这些边角料般的细节，构建了一个立体、有血有肉的古代社会群像。我感觉自己不再是阅读一本记录“大人物”的史书，而是在参与一场跨越千年的深度田野调查。这种对“微观历史”的关注，让历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教条，而是充满了烟火气的、可以触摸的真实存在。每一次翻阅，都有新的发现，就好像在迷宫中找到了另一条幽静的小径，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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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语言功底，简直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它没有故作晦涩来彰显学问，也绝不流于肤浅的口水化叙述。作者的文字是沉稳的、内敛的，但力量却蕴藏在每一个精准的用词和精炼的句式之中。当描述战争的惨烈时，笔调如同冰冷的铁幕，令人不寒而栗；而当描绘文化复兴或思想萌动时，文字又变得灵动而富有张力，仿佛能嗅到墨香和春天的气息。这种驾驭不同情绪和场景的能力，使得阅读体验极其流畅且富有层次感。它证明了学术的严谨性与文学的美感可以完美结合，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面。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能够以如此愉悦的方式接触到如此深刻的历史洞察，实在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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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书进行标点。标点之使用，一依中华书局已出版的各种同类书籍通用的符号，以方便读者。对据以对校的相关史籍标点本(如标点本《续通鉴》)中之标点讹误，经审慎校核判断，以定去取。如《本末》卷二八上《夏元昊拒命》有“咩迷氏，生成遇；讹藏屈怀氏，生成嵬”一句，中华书局点校本《续通鉴》卷三八标点为“咩迷氏，生成遇、 讹藏；屈怀氏，生成嵬”。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十月所载“元昊复立额藏渠怀氏为乌尼”，知“额藏渠怀”即“讹藏屈怀”之异译，乃夏人姓氏，不当点破，乃予改正。同卷下有“后复纳玛尹克皆山女，营天都山居之”一句，点校本《续通鉴》卷四九标点为“后复纳玛尹克，皆山女，营天都山居之”。其误相同。此其一类，即标点不当造成人名姓氏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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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书进行标点。标点之使用，一依中华书局已出版的各种同类书籍通用的符号，以方便读者。对据以对校的相关史籍标点本(如标点本《续通鉴》)中之标点讹误，经审慎校核判断，以定去取。如《本末》卷二八上《夏元昊拒命》有“咩迷氏，生成遇；讹藏屈怀氏，生成嵬”一句，中华书局点校本《续通鉴》卷三八标点为“咩迷氏，生成遇、 讹藏；屈怀氏，生成嵬”。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十月所载“元昊复立额藏渠怀氏为乌尼”，知“额藏渠怀”即“讹藏屈怀”之异译，乃夏人姓氏，不当点破，乃予改正。同卷下有“后复纳玛尹克皆山女，营天都山居之”一句，点校本《续通鉴》卷四九标点为“后复纳玛尹克，皆山女，营天都山居之”。其误相同。此其一类，即标点不当造成人名姓氏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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