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精华编二八一册
本册所收为出土的部分儒家经典文献,共10种。包括郭店楚墓竹简《五行》、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性情论》、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孔子诗论》、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定州汉墓竹简《论语》、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唐写本《论语集解》,这些文献可以订正传世本中的许多错误,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其中,郭店楚墓竹简《五行》和《性自命出》,是对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一号楚墓出土的一批竹简上部分文字的整理。《五行》篇文字与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之经部大体相同,其主要内容为先秦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圣”五行说,在《老子》研究史上,是继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出土之后,本世纪最大的收获之一,进一步确证了子思、孟子“五行”学说的具体内涵。
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分为上、下篇:上篇主要讲心性,下篇主要讲“情”。《性自命出》证明,在孟子之前,儒家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细致深入的心性理论。所以,《性自命出》在先秦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性情论》、《孔子诗论》和《周易》是对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战国楚简上部分文字的整理。其中,《性情论》通篇贯穿的是儒家的心性论说。从内容看,是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的另一版本。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内容包括孔子的《诗》论,也有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诗》论。其时间上限为战国早期,下限为战国中期。过去《论语》等文献的记载有限而且缺乏系统,基本上是只言片语。这次不但从总量上大大超过了《论语》,而且质量更高,系统性更强,覆盖面更广,印证了儒家经学传授记载的可信,又补充了大量珍贵的材料。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由卦画、文字和符号三个部分组成,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周易》传本,为研究先秦时期的易学提供了可靠而新颖的资料,具有不可低估的文献价值。竹书《周易》的发现,对探索《周易》文本的基本原貌显得尤其重要,弥足珍贵;并在易学研究领域中引发一系列新课题,必将极大地推动易学的深入发展。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是对1973年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的竹简上文字的整理。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本子,为研究《论语》提供了新材料。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五行》为对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批帛书上文字的整理,该墓下葬于公元前168年。帛书《周易》全文共93行,4900余字。帛书《周易》的出土,弥补了传统文献的不足,对研究《易》学发展史有重大意义。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由“经”和“说”两个部分组成,反映了子思或思孟学派在这一论域的积极开掘,同时复现并补足了子思或思孟学派的思想面貌,使先秦儒学的崭新的诠释成为可能。
郑玄的《论语郑氏注》是《论语》各种注本中最重要的一个注本,但自唐代后就逐渐散失了,只零星地见于其他一些注本中。20世纪后半叶,吐鲁番地区出土《论语郑氏注》,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这不仅因为出土的写本在时间上较早,而且这些残卷的出土对于复现“郑注本”极具价值。
唐写本《论语集解》由何晏等人编撰的《论语集解》是《论语》的第一个集注本。20世纪初,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唐人写何晏《集解》单行本60余件,国内为学术界曾诧为稀世瑰宝,以之与皇本、邢本对校,可以订正传世本中的许多错误,提供许多佚文,解决前人研究中的许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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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和版式安排,也体现出一种令人敬佩的匠心。这不仅仅是一堆文字的简单堆砌,它更像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我特别欣赏它在处理古代文献引用时的规范性与现代审美之间的平衡。那些引用的古代文本,排版清晰,字体选择典雅而不失易读性,脚注的设置也恰到好处,既不干扰主文流畅的阅读体验,又能在关键时刻提供必要的参考信息。更值得称道的是,它在章节过渡和主题切换时所使用的引言和总结,如同潺潺流水,自然地将读者从一个思想领域引导至另一个思想领域,避免了传统文献汇编常见的断裂感。例如,从对“经世致用”的论述过渡到对“格物穷理”的探讨时,作者巧妙地引入了明代王阳明的实践思想作为桥梁,使得这种看似跨越了数百年时空的思想跳跃,读起来却毫无违和感,反而增强了整体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评分这本《儒藏》实在是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对于那些对传统文化抱有浓厚兴趣,但又苦于浩瀚古籍难以窥其堂奥的读者来说,简直是一剂良药。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在梳理儒家经典文献脉络时的那种精妙布局。它不像一些传统的注释本那样堆砌繁复的考据,而是像一位高明的向导,清晰地指引我们穿梭于先秦诸子、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历史长河之中。特别是它对“仁”、“义”、“礼”、“智”、“信”这些核心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和阐释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分析,让我对儒学的动态发展有了更立体的认识。举个例子,书中对比了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的论证侧重,但更妙的是,它随后引入了宋代程朱理学如何将二者熔铸于“天理”的框架之下,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感,让原本僵硬的古代文本瞬间变得鲜活起来。阅读过程中,我多次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精炼的论断,感受着古人的智慧是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被不断继承、修正与发扬的。全书的编排逻辑严谨又不失流畅,即便是初涉儒学的门槛者,也能在其中找到坚实的立足点,逐步深入,领略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评分说实话,一开始我拿到这套书时,内心是有些许忐忑的,毕竟“儒藏”二字分量太重,我担心它会是一部晦涩难懂、学院派气息过浓的学术巨著。然而,我的顾虑很快就被打消了。这本书的叙事风格,非常接地气,充满了对个体生命体验的关怀。它没有一味地强调儒家思想的宏大叙事,而是着重展现了儒家伦理如何在日常生活、家庭关系以及个人修养中得以实践。比如,书中有一章详细探讨了“孝”的实践性——它如何从最初的祭祀之礼,逐渐演变为对父母终身照料的道德要求,再到后来对于家庭和谐的内在驱动力。作者用了很多生动的历史片段来佐证观点,比如某个古代官员如何处理乡邻纠纷,或是某位隐士如何在乱世中坚守其道德底线。这种“故事化”的处理方式,极大地降低了阅读的门槛,让我感觉不是在啃一本“经典”,而是在与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促膝长谈,听他娓娓道来如何做一个“有德行”的人。这种注重实践和人伦情怀的解读,对于当下社会中许多人在价值观迷失时的困惑,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系。
评分我发现,《儒藏》最强大的地方在于其跨学科的视野。它并非仅仅局限于对儒家经典的文本解读,而是巧妙地融入了社会学、历史学乃至心理学的视角来阐释儒家思想的生命力。例如,书中分析古代科举制度时,不单单将其视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机制,而是将其提升到文化心理层面,探讨这种制度如何塑造了中国古代士人的集体人格——那种对“功名”与“德行”的复杂情结。这种多维度的剖析,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理解儒学的边界。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中庸之道”的阐释,它不再是简单地被理解为“折中主义”或“和稀泥”,而是被提升到了一种复杂的动态平衡哲学,一种对复杂人性与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阅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中国传统社会运作的底层逻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认知,仿佛打开了一扇窗,看到了支撑中国数千年文明的那些坚实而优雅的“精神支柱”。
评分与其他侧重于“批判”或“重构”儒家思想的著作不同,《儒藏》的基调是极其沉稳和包容的。它没有急于给儒家思想贴上“进步”或“落后”的标签,而是采取了一种近乎人类学家的态度,去细致地描摹和呈现儒家思想体系的全貌,包括其中一些在现代看来可能显得不够与时俱进的部分。它会坦诚地展示出儒家思想中存在的内部矛盾和历史局限性,比如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等级制度的维护,但它紧接着会深入分析,这些局限性是如何被后世的改革者们所反思和修正的。这种不回避矛盾、不盲目赞美的态度,反而让整本书显得无比真实可信。它鼓励读者自己去思考,去辨析,而不是被动接受单一的解读。这种开放性的引导,使得这本书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自身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深度与广度,引发了更深层次的自我审视。
评分排印了王素和李方那两本书,后者还有增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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