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1574一1646），字犹龙，又字公鱼、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他使用的其他笔名还更多。他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这时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我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灿的篇章。在这一批文人中，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我国文学做出了独异的贡献。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在这一年的前后，有许多很有成就的文学家，如凌蒙初（1644），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1645），阮大钺、王思任（1646），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1647）等等，在战乱中死去。一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在异族入侵的铁蹄下夭折了。

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出身名门世家，冯氏兄弟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梦桂是画家，其弟梦熊是太学生，作品均已不传。冯梦龙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我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广，数量如此多的著作，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华有关外，也和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他曾在《磷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回忆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则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直到崇祯三年（1630），他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七年（1634）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以后回到家乡。在天下动荡的局势中，亲历了女真的蹂躏而郁郁去世。

纵览他的一生，虽有经世治国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约束的狂放，他对“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与歌儿妓女的厮混，他对俚词小说的喜爱……都被理学家们认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难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长期沉沦下层，或舌耕授徒糊口，或为书贾编辑养家。也正因为如此，不但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他中国出版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一点，我们至今研究、认识得还很不够，如果没有他的辛勤劳作和超出同时代人眼光百倍的见识，那些到明代已散佚殆尽的宋元话本以及在民间流传的歌谣、笑话、戏曲，都将自生自灭，使文学史上留下大段大段的空白。冯梦龙的这些工作成就，实可与孔子删定《诗经》的意义并肩媲美！

冯梦龙所编纂的这些书，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实用。他的那些记录当时历史事件的著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他的那些解说经书的辅导教材受到习科举的士子们的欢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细民阅读的拟话本、长篇说部、小说类书，以及剧本民歌、笑话等有更大的读者群，为书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使得冯梦龙的编辑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的特色。在《智囊》一书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智囊》、《古今谈概》、《情史》三部书，可谓冯梦龙在“三言”之外的又一个“三部曲”系列的小说类书。《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谈概》之旨在“疗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达了冯梦龙对世事的关心。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会政治特色和实用价值的故事集。他在《智囊叙》中说：

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

他想由此总结“古今成败得失”的原因，其用意不可谓不深远。

《智囊》初编成于明天启六年（1625），这年冯梦龙已届天命之年，还正在各地以做馆塾先生过活，兼为书商编书以解无米之炊。此时也是奸党魏忠贤在朝中掌权，提督特务机关东厂，大兴冤狱，正红得发紫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冯梦龙编纂这部政治色彩极浓，并且许多篇章直斥阉党掌权之弊的类书，不能不令人对冯氏大智大勇的胆识表示敬佩。

以后此书又经冯梦龙增补，重刊时改名《智囊补》，其他刊本也称《智囊全集》、《增智囊补》、《增广智囊补》等，内容上均同《智囊补》。全书共收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历代智慧故事1238则，依内容分为十部二十八卷。《上智》、《明智》、《察智》所收历代政治故事表达了冯氏的政治见解和明察勤政的为官态度；《胆智》、《术智》、《捷智》编选的是各种治理政务手段的故事；《语智》收辩才善言的故事；《兵智》集各种出奇制胜的军事谋略；《闺智》专辑历代女子的智慧故事；《杂智》收各种黠狡小技以至于种种骗术。冯梦龙在《杂智部总叙》中说：“正智无取于狡，而正智反为狡者困；大智无取于小，而大智或反为小者欺。破其狡，则正者胜矣；识其小，则大者又胜矣。况狡而归之于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于大，未始不大乎？”点明了这些杂智故事的认识价值。全书既有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大谋略，也有士卒、漂妇、仆奴、僧道、农夫、画工等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奇机智。这些故事汇成了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海洋。书中涉及的典籍几乎涵盖了明代以前的全部正史和大量的笔记、野史，使这部关于智慧和计谋的类书还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校勘价值。书中的一千多则故事，多数信而有征，查而有据，真实生动，对我们今天学习历史，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十分有益的。应当特别提及的是书中专辑《闺智》一部，记叙了许多有才智、有勇谋、有远见卓识的妇女，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使此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人民性。

书中各部类之前的总叙、分叙，各篇之后的评语，文中的夹批，均由冯梦龙撰写。这些地方是冯氏政治态度、人生见解、爱憎之情的最集中、最直接的表达，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是研究冯氏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间系以评语，佻薄殊甚。” 这一站在封建正统道德一边的评价是不公平的。不过书中确实有一些迷信观念，对少数民族、农民起义有一些诬蔑之词，这些落后的东西今天并不难识别，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智囊》的刻本很多，我们这次校译所用的底本名《增广智囊补》，题为冯梦龙重辑，张明粥、沈几、张我城同阅。虽然是清初的印本，但和其他清刻本相比，此本不避“夷”、“虏”等字，如卷三《薛简肃》中的“虏酋”，他本改作“胡人”或“汗”；同卷《高拱》中的“夷民”、“夷俗”、“夷人”，他本改作“其民”、“民俗”、“民人”，证明此本可能是明末的原刻本或离原刻本很近的翻刻本。

《情史》一名《情史类略》，又名《情天宝鉴》，为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选录历代笔记小说和其它著作中的有关男女之情的故事编纂成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全书共二十四类，计故事八百七十余篇。其中《情外类》选录了历代的同性爱情故事，记载的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歌伶市民。读者们也能在其间了解到“龙阳”、“余桃”、“断袖”等典故的来源。

《情史》是冯梦龙的重要作品之一。他清楚“情”的感染力比枯燥乏味的说教大得多，因此在《序》中写道：“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他既同情和赞扬那些纯洁、忠贞的高尚情操，也鞭挞那些肮脏、丑恶的庸俗情调。《情外类》中对同性爱情的描述也是如此。

《情史》于１９８４年４月在大陆首次出版时，《情外类》没有被选入。８６年再版时，删去的内容全部被恢复。《情外类》中选录的故事足以说明同性恋并非“源于西方”，而是一种存在于各个民族、各种社会和各类阶层的自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