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创办于1912年元旦,至今历95年。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华书局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知道中华书局的名字,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使用的教材和课外读物中,就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后来,上中学、大学,阅读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也增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来,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大批中国近代的文集、笔记、日记、档案等。这对于中国近代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和教学帮助甚大。就我个人而言,不论研究或教学,都离不开这些书籍。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不仅是中华书局的读者,同时也是作者。我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因为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这门课程时阅读史料的需要,决定编辑一部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较系统的参考资料。在编选工作进行中,我与当时中华书局近代史组的同志联系,他们很感兴趣,给予支持。这部《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是按历史顺序分编出版,第一编分两册,1840年至1842年为第一册,1843年至1864年为第二册,于1960年出版。《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由翦伯赞、郑天挺两位教授任主编,我负责近代部分,由于承担了这项新的任务,原来那部参考资料没有继续编选;在邵循正教授的指导下,经教研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终于按期完成,由郑老审定后,中华书局于1965年出版。1980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此书的修订本。
除教学参考资料外,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我参与编撰的《中国近代史》教材。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初版。此后,经过三次修订,至1994年出版第四版。到现在已印了近30次,约130万册。这部教材,对高校历史系教学和广大读者起了良好作用,荣获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此外,我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也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2年,该书经过专家评审,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列为研究生教学用书。
作为中华书局的作者,对于中华书局尤其是近代史编辑室编辑们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有了直接的了解和深切的感受。担任我主持或参与编写的书稿的责任编辑们对书稿的审读都十分认真,发现问题(包括标点符号),就在书稿边上写了意见,或贴上小纸条,有的页上几乎写满了。这种敬业的精神,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感佩。在书稿修订的往返过程中,在与编辑的不断接触中,我和原总编李侃、现总编李岩、编审刘德麟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周其厚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时,跟我谈了他对学位论文选题的想法。他觉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期间很有影响的两家出版社,关于商务印书馆,已有几种研究著作出版,而对中华书局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打算以之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加以研究。我赞成他的选题计划,并建议他去请教当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的李岩。李岩不仅支持他的选题,而且给予具体帮助和指导,向他介绍了中华书局的历史情况,为他的研究提供了资料的方便,使得周其厚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他的学位论文《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这篇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作者又对它作了必要的修改。
本书内容为横排简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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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论述视角极其锐利,它似乎不仅仅是在梳理“中华书局”这个出版机构的发展脉络,更像是在解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精神世界的变迁。作者的笔法非常老到,他没有采用那种平铺直叙的编年史叙事,而是巧妙地将宏大的时代背景,与具体出版物的命运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我发现,每一次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发生时,书局内部的决策层、编辑团队乃至印刷工匠所面临的困境与抉择,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让我理解到,出版业绝非单纯的商业活动,它更是社会良心和文化脊梁的试金石。书中的一些案例分析,比如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对敏感书籍的处理方式,展现了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生存之间的艰难平衡。读完后,我深刻体会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每一本书的问世,都凝聚着巨大的勇气和智慧。这种对“幕后”挣扎的揭示,极大地丰富了我对近代文化史的认知,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口号,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奋斗史。
评分阅读体验的流畅性,是衡量一本学术性著作是否成功的关键指标之一,而这本书在这方面处理得相当高明。虽然主题严肃,涉及大量历史文献的考据和文化思潮的辨析,但作者的行文却有一种令人惊奇的叙事张力。他擅长在关键的历史转折点设置悬念或抛出尖锐的问题,迫使读者主动去追寻答案,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比如,他对某一时期文化精英圈内部关于“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争论的梳理,写得跌宕起伏,仿佛在读一部关于思想的侦探小说。更重要的是,作者引用和解读史料的功力令人叹服,那些晦涩的档案文字,经过他的笔触,变得鲜活可感,仿佛能听见当年编辑们在昏暗灯光下激烈辩论的声音。这种将学术深度与阅读愉悦感完美结合的能力,绝对是顶尖学者的标志。它打破了我对传统“大部头”论著的畏惧感,让我愿意一气呵成地读下去,并且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因为某个观点豁然开朗而感到兴奋。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展现了一种罕见的宏观视野与微观聚焦之间的完美切换能力。它不像有些史著那样,陷入细节的泥潭而无法自拔,也不同于有些通史那样,因为追求面面俱到而显得肤浅。作者似乎有一种时间感应器,能够精准地把握何时需要放大到对全国文化政策的影响层面,何时又需要缩小到某一位编辑的工作台前。这种视角的转换是动态的、富有节奏感的,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层次感。例如,在讨论特定历史时期对学术自由的冲击时,作者没有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而是通过具体到某一本被查禁的书籍的命运,清晰地展示了“自由”是如何一步步被挤压的。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不仅使得论证更具说服力,也让情感的共鸣得以自然生成。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每一位与中华书局相关的文化人,他们的每一次努力和牺牲,都在这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定位。
评分这部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直击我这种老派读者的心房,那种厚重的质感,纸张的微黄,仿佛一下子把我带回了上个世纪的某个安静的午后,空气里弥漫着油墨和旧纸张混合的独特气味。初翻开的时候,我甚至有些舍不得下手去阅读,生怕弄坏了这份宁静和古典。书脊上的字体选择,带着一种沉稳而有力的力量感,一看就知道是出自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理解的出版社之手。拿到手里,分量十足,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文物。它的视觉呈现,完全符合我对“中华书局”这四个字所蕴含的历史厚重感的期待。这种对物质形态的极致追求,在如今这个追求轻薄、快速阅读的时代,显得尤为难能可贵。每一次把它从书架上取下来,都像是在进行一次郑重的仪式,让人对即将进入的知识殿堂肃然起敬。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排版上展现出的克制与优雅,没有花哨的插图或跳脱的色彩干扰,一切都服务于文字本身,让读者的心神能够全然沉浸在历史的脉络之中,感受文字带来的力量与温度。这种对细节的执着,体现了出版方对文化传承的敬畏之心,让读者在阅读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评分这本书的价值,超越了单纯的文化史记录,它提供了一种认识现代知识生产机制的有效模型。对于任何一个从事内容创作、编辑出版或文化传播行业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本宝贵的教科书。它详细描绘了在资源极度匮乏、意识形态壁垒森严的环境下,如何通过精妙的运营策略和坚定的文化信念,维持一个重要的知识载体的持续运转。书中关于成本控制、人员调配、以及如何在夹缝中争取编辑独立性的描述,其商业智慧和生存哲学,即便放在今天来看,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我尤其对书中提及的,不同派系学者在书局内部如何进行微妙的权力制衡与合作的部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揭示了知识共同体内部复杂的生态关系。它教会我们,文化机构的生命力,往往根植于其对外部压力所展现出的韧性与创造力,这种韧性,是比单纯的学术成就更为稀缺的品质。这本书让我对“文化坚守”有了更深刻、更具实践性的理解。
评分时代有点局限,感觉形象很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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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商务无辜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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