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语言学家长期以来深受乾嘉国学大师的影响，重视材料的搜集、分类、排比、归纳，强调“述而不作”，不太重视理论的探索和创建，更不重视演绎和论证。我们一向认为这是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是中国语言学的长处，而没有意识到这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短处和缺陷。钱大昕发现“古无轻唇音”，“舌上归舌头”、但是这些仅仅是个别问题上的具体的结论，还没有构成像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那样的理论；吕叔湘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形成“动词中心观”和动词的“方向”的理论观点，但是到此为止，没有扩展成为一个理论体系，因此影响不大。到了80年代，一部分青年人大声疾呼，抨击中国语言学界不重视理论研究的弊端，呼吁要重视理论研究。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不少年过去了，有人提出了“语言是思想的牢笼”的观点，但是那时萨皮尔的“语言相关论”的观点，又有人提出了“主题句”，可惜那时汤普逊和李讷的《现代汉语语法》的创见，都还不是中国人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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