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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大地：二十世纪中国乡土变迁录》 第一部分：黄土深处的呼吸——1900-1937 本书聚焦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广袤的江淮平原地区，特别是安徽、江苏两省交界地带的乡村社会。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面临巨大冲击与重塑的关键阶段。我们不再仅仅关注宏大的政治叙事，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构成社会肌理的基石——农民、地主、宗族以及土地本身。 第一章 秩序的微观结构：宗族与乡绅的权力网络 在清末民初的动荡中，乡村的实际治理权往往游离于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外。本章细致描绘了以血缘为纽带建立的宗族体系，如何通过族学、祠堂议事、族田管理等方式，维持着一方水土的“软性统治”。我们引入了大量地方志、族谱和私人信函的原始文本，用以重建地方士绅阶层（包括新旧式知识分子和大地主）如何巧妙地周旋于地方武装、土匪以及不断更迭的政权之间，扮演着事实上的“仲裁者”角色。他们既是秩序的维护者，也是资源分配的实际操纵者。例如，对某个特定县份（如定远县）的田亩纠纷解决机制的个案分析，揭示了传统法律与地方习俗的复杂交织。 第二章 “谁家的地？”：土地制度的隐性运行与贫富分化 江淮地区的经济命脉系于农业生产，而土地是衡量一切社会地位的硬指标。本章深入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土地占有形态：自耕农的脆弱性、佃农的依附性以及大地主“隐形佃租”的运作模式。我们借助清末光绪年间的赋税清单残片和民国初年的地籍资料，重构了1910年代至1930年代初，该地区土地集中度的变化趋势。特别关注了皖北地区因水灾和旱灾导致的“流民潮”现象，这些流民往往是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他们的涌入极大地压低了劳动力成本，也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矛盾。通过对几户代表性家庭（如徽州程氏与淮北王氏）跨越三十年的经济轨迹对比，展示了财富如何在动荡中加速向少数人集中。 第三章 信仰的土壤：神灵、瘟疫与生活世界的重构 乡村的日常不仅由生产关系构成，更被深厚的民间信仰所浸染。本章考察了在现代性冲击下，传统民间宗教（如白莲教残余影响、灶神崇拜、地方神祇信仰）的生命力。重点分析了在缺医少药的背景下，地方性的“巫医”角色如何通过符咒、还愿等仪式，为农民提供心理慰藉和对疾病（如瘟疫和疟疾）的解释体系。我们还探讨了近代教育的渗透，例如新式学堂的建立如何与传统私塾产生张力，以及这种文化冲突对乡村青年价值观的塑造。 第二部分：铁蹄下的重塑——1937-1949 抗日战争与随后的解放战争，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撕裂了旧有的社会结构，强迫乡村进入一个充满暴力与激进变革的阶段。 第四章 战争的渗透：日军占领与伪政权的“去传统化”尝试 日军的入侵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占领，更是对地方行政与经济结构的强行重组。本章分析了日军“以华制华”政策下，地方汉奸政权建立的逻辑及其在征粮、劳力征发中的表现。我们侧重考察了农民对日军“三光政策”的抵抗方式，这种抵抗往往是零星的、非正式的，体现在破坏交通、藏匿物资等行为上。同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动员模式，如减租减息政策的试点，开始触及土地问题的核心。 第五章 “盐与火”：革命动员与底层逻辑的转变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边都在争夺农村的领导权。本章详细比较了国民党依靠传统保甲制度和地方武装动员的局限性，与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试点、诉苦会等方式，自下而上动员农民的有效性。我们通过对几位关键“贫雇农代表”的口述历史分析，探究农民的政治觉醒是如何从对“好日子”的朴素渴望，转变为对阶级身份的认同。盐荒、通货膨胀和兵灾，使得农民对“稳定”的定义彻底改变，他们开始拥抱能提供最直接物质利益的政治力量。 第六章 革命的余震：1949年前后的社会心理断裂 在政权更迭的瞬间，乡村社会内部的裂痕被急剧放大。本章关注了地主阶层在这一时期的心理状态和应对策略，以及他们与依附其下的中农、佃农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彻底崩塌的。这种断裂不仅是财产的转移，更是人际信任体系的毁灭。我们试图描述，对于大多数“贫中农”而言，1949年的到来，究竟意味着他们从一个旧秩序的受压迫者，转变为一个新社会的主人，其间的复杂心理历程。 结语：永不停止的流变 江淮平原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关于“流动”的故事：土地的流动、人口的流动、以及权力叙事的流动。本书试图捕捉的，是那些被宏大历史叙事所遗漏的、充满泥土气息的真实脉动，展示了中国乡土社会在剧变面前的韧性、妥协与最终的蜕变。它是一部关于时间、土地和人的记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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