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年谱》前言
年谱之撰，始于有宋，至清代蔚为大观。编撰者根据各种资料，依年编次，对于谱主一生的活动情况进行考订与还原。编纂年谱，不仅是文史研究中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训练，也是个案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基础工作。借助于年谱、笺注等基础研究，研究者才有可能重构人物的生平、交往与活动，并展开种种相关的议题。
艺术家年谱的编纂，较之其他人的年谱有更多的困难。因为我们不仅要关心相关文献资料，对于著录与传世作品，也必须竭力搜集、整理与编年。在笔者所知的艺术家年谱中，有些长于史料之钩稽，有些则偏重作品的考订，能够兼得的实不多见，盖因编纂者知识结构有所侧重。周道振与张月尊两先生同纂之《文徵明年谱》，搜集资料至为宏富，其取材兼及文献与传世书画作品，对于本谱之编纂有很大的启发。而汪世清先生《艺苑疑年丛谈》一书，虽非年谱，但他在考证艺术家生卒年时，充分重视同时人的选集与别集，从中爬梳出大量鲜见却至关重要的材料，对于笔者的研究路径也有极大的影响。
吴门四家，乃明中叶书法之重镇。王世贞说“天下法书归吾吴”，正是基于吴门书派在当日的重大影响。四家之中，祝允明、文徵明和陈淳的年谱，多有研究者从事，并屡见出版。如前述《文徵明年谱》、陈麦青《祝允明年谱》，陈葆真《陈淳研究》及朱爱娣《陈淳书法研究》也附有陈淳年表。江兆申《文徵明与苏州画坛》则是以文徵明为中心的苏州画坛活动年谱。清代学者翁方纲对于王宠甚为钟情，曾作《王雅宜年谱》，但大多摘录张丑《真迹日录》相关条目，不过区区千字，实难副年谱之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王宠四十而卒，足迹未广，相关材料少见而零散。虽说王宠有诗集八卷、文集二卷传世，但诗集只粗疏划分为正德稿与嘉靖稿，每首诗的写作时间并不确定。而学界对王宠传世作品的数量及其真伪亦缺乏全面的认识。
五年前，笔者《王宠研究》课题获教育部社科研究立项，开始系统研究王宠及其书法。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萌生出编纂《王宠年谱》的想法，期间或作或辍，至今始得成稿。首先，我想对王宠及其书法作一简要的说明。
王宠（1494-1533）字履仁，后更字履吉。号雅宜山人。本章姓，吴江同里人，因父亲王贞为后于王氏，遂姓王，为吴县人。王贞为苏州阊门一酒商，王宠与兄王守虽生长市廛，却好学上进，齐名于府学。王守于嘉靖五年（1526）举进士，官至南院右副都御史。然王宠輱轲不达，凡八应乡试不利，嘉靖九年（1530）贡礼部卒业，试太学，又辄斥。王宠少年时即被知府目为神童，曾先后从师于沈濙、蔡羽，又得文徵明、顾璘等人琢磨，然始终困于场屋，故诗文之中多见抑郁之气。
王宠十三岁时，生母朱氏病逝，父亲继娶光福顾氏，生异母弟王宰、王寓。或许因为家庭原因，也可能是他对阊门喧嚣市侩之地的厌恶，总之自王守出仕之后，王宠即移居石湖越溪庄，日与佃农耕作田间，但入不敷出，以至四处举债，潦倒一生。他和唐寅是儿女亲家，唐氏自卷入会试舞弊案后，买醉终日，放浪形骸，而王宠则始终以清纯形象示人，在当时与陈淳并有“可人如玉”之称。
王宠善书，早年亦作画，然传世甚尟。至于后人称其擅篆刻，则非实情。王宠曾托王谷祥为其篆印，若自己是行家里手，何必假手他人？虽说行年匆匆，但王宠在巨匠林立的情形下能跻身“吴门四家”之列，自有其过人之处。王宠书法得前辈文徵明、蔡羽、祝允明等人陶染，其中以祝允明的影响最为显著。他对祝允明的书法有极高评价，以为元代赵孟頫以来一人而已。更有数条材料显示，他曾经临学祝允明书作，以至有当代学者认为祝允明的一些伪作出自王宠之手。祝允明是吴门书派中面貌最为驳杂的书家，举凡精致、古拙、豪宕，种种风格皆出腕下，张凤翼说他“每出入晋、唐、宋间，未免弄一车兵器。然亦投之所向，无不如意”。王宠强化了祝允明古拙的一面，并在他的启发下力追晋唐，除二王真草之外，对唐人虞世南楷书，李怀琳、孙过庭及怀素草书也多有涉猎，最终形成“以拙为巧”的独特面貌，迥异于文徵明的精熟、祝允明的恣肆和陈淳的烂漫。
如果从王宠穷厄的遭际来解读他的书风，他似乎强化了慢世与恬退的意味，而对心中的不平与愤激，则多所掩饰。他以层台缓步式的用笔传达给我们宁静与优雅，以类于脱榫的点画衔接方式与生稚的姿态显示他的孤高以及与俗世的距离感，以泯灭起讫痕迹所暗示的蕴藉体现他人格上的高度修养。总之，他想告诉人们，王宠是恬淡的，他不热衷功名，无所谓穷达。他满腹经纶，却毫不张狂，不以所学凌人。藉由文字的书写，他所要呈现给时人与后世的，正是他的理想人格。宜乎朱曰藩在王宠身后为其书作题跋时，称其人品超绝一世，如海上神山，人不可即。
其次，我想对本谱的主要特点作一简要的概括。
一是广泛搜集明人诗文集，尤其是王宠、王守及其师蔡羽的作品。比如，《雅宜山人集》现在通行的是明嘉靖十六年（1521）董宜阳、朱浚明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就是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该刻本影印的。但是这一版本的卷九中，《参差赋》、《感旧赋》、《拙政园赋》、《送给事中陆君浚明校文还朝序》、《送杨子任序》诸篇皆有缺失。1968年，台湾“中央图书馆”《明代艺术家集汇刊》曾影印王宠《雅宜山人集》，依据的是同样版本，但为全帙。另外王守有《石湖集》传世，却不为学界所知。徐显卿《天远楼集》卷九《石湖集序》云：“昔在正、嘉间，王子履吉名籍甚，海内知有王履吉者，履吉诗篇清矫，书法遒逸。其伯氏履约默然藏名，人若不知履吉有兄者。余从履约仲子玄成，得履约所作《石湖集》读之。”笔者曾获见《石湖集》抄本，无序言，或已非全帙。另外，黄鲁曾尝刊《王蔡青蓝集》，选刻王守、蔡羽诗四卷；又选刻王宠及己诗为《南华合璧集》四卷，二集同梓，合称《吴中二集》，前冠黄鲁曾序言，今有天一阁藏本。上述材料在本谱中都得到合理的利用。又如，蔡羽是王宠兄弟的业师，关系至为密切，羽有《林屋》、《南馆》二集，前者有明嘉靖刊本，后者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有抄本，其间涉及王宠兄弟及周边友人者极伙，然二书皆未为学界充分利用。本谱对于上述相关材料极力爬梳，以资考证王宠的活动情况。
二是借助明人诗文集与地方志、拓本，考证王宠家世及其交往圈中的若干重要人物。比如袁尊尼《王母顾恭人行状》所记录的是王宠继母，从这篇文章中，可知王宠的祖、父、继母、胞兄、异母弟、子嗣的姓名、生卒、婚姻等情况。从文徵明《王恭人墓志铭》（拓本）可确知其外祖姓名，其母生卒年，其父卒年等。从刘凤《御史中丞涵峰王公墓志铭》可以详细了解王守的生卒、宦迹、性格与婚姻状况。从王世贞《越溪庄图记》可确知王宠越溪庄的具体位置，结合徐显卿《祭王子阳》一文，又可对王宠之子王子阳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又如，王宠兄弟从师蔡羽之前，曾问学于沈明之，《雅宜山人集》所收第一首诗《赠泾府长史沈先生诗六章》就是送给沈氏的，卷三又有《汉东太守行送沈师感斋先生》。文徵明在《王氏二子字辞》中也提到沈明之为兄弟二人请字。但沈明之为何人？苏州地方志中不见踪迹。但在陈鎏《己宽堂集》中却能找到答案，该书卷九《母舅鸿胪少卿感斋沈公行状》详细记载沈濙字明之，后改字子源。正德八年（1513）举于乡，十二年（1517）登进士。历官刑部福建司主事、蕲州同知、随州守、霍州守、泾府长史、南京鸿胪寺少卿。文章还特别提到沈濙“所作诗文尚理胜，不务浮华，一时文士多从之游。如今王中丞履约兄弟，为吴中第一流，皆出其门”。《己宽堂集》卷十又有《祭母舅鸿胪少卿感斋沈公文》。再如，王宠有三位学生吴祈父、陈子龄和杨子任，屡屡出现于他的诗文集和作品题跋之中，但这些人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借助袁袠《吴圻父墓志铭》，我们获知吴祈父正是善学祝允明、王宠书法的吴爟次子吴封； 借助《（乾隆）长洲县志》、《（同治）苏州府志》及陈淳《陈白阳集》，推知陈子龄是陈淳之侄陈椿； 借助《（同治）苏州府志》、《（康熙）江西通志》，我们发现杨子任就是杨升之子杨伊志。
三是广泛搜集海内外公私收藏之王宠书画作品，对于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及目前各大拍卖会图录，亦相当留意。同时，遍查明清书画著录中的王宠书画作品及题跋文字。共获得王宠可靠的纪年作品100余件，无纪年作品100余件，另有著录作品200余件。纪年作品不仅大大充实了年谱，其款识所反映的创作时间、地点以及受书人等信息对了解王宠的交往活动、分析其书法风格亦有不小的帮助。如王宠的门生朱浚明，曾为刻《雅宜山人集》并作识语。此人实即《雅宜山人集》中时常提及的“日宣”。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徵明《雨中归兴图》，有王宠嘉靖六年（1527）行书题诗，在跋语中他以“侄”称呼日宣。联系到王宠生母朱姓，则朱浚明为其母系亲眷。在王宠晚年，此人陪侍最多：“余师雅宜先生讲业楞伽山中，浚明从游甚久。”王宠在去世之前，将遗稿付此人。后朱浚明受王守委托，对《雅宜山人集》进行校雠与刊刻。又如，王宠曾给友人石壁写过好几封信，并有书作酬应，但无人知道石壁是谁。通过《穰梨馆过眼续录》所著录《明名人为顾太夫人寿册》中一开题诗的钤印，我们知道石壁乃毛埕次子毛锡畴。根据拍卖会所见《吴中诸名贤寿文衡山八十诗画册》题诗的钤印，我们又知道王宠提到的九畴，和石壁其实是同一人。再如，民国间吴门袁六俊公祠影印之《明清名贤墨宝》，收入王宠小楷《方斋袁君室韩孺人行状》，此文《雅宜山人集》卷十及民国《吴门袁氏家谱》并见，这件小楷作品是讨论王宠晚年书法风格的重要材料。
四是对于王宠的往来函札尤为关注。信札是人物史研究中最为生动的材料之一，如《明清藏书家尺牍》影印王宠嘉靖五年（1526）写给宝应朱应登的一封信，可资研究王宠在胞兄王守举进士之后的心态。《明代名人尺牍选萃》影印王宠嘉靖九年（1530）冬日致顾璘一札，向顾氏绍介前往南都的杨伊志，可见乡邦、师弟子之间吹荐帮衬之情形。尤其是所考王宠1526-1533年间写给王守的若干家书，最能窥见王宠实际的生活状况以及心理，诸如力田、借贷、人情往来、身体状况与信奉药僧术士等等，这些内容在王宠诗文集中一无所见。但是如果我们对于信札的真伪、受书人为谁、写作时间等都不甚了了的话，这些材料利用起来就有很大的局限。如上海博物馆藏王宠赠汤珍小楷卷，书于嘉靖十年（1530）三月廿二日，系王宠抄录自己与友人七札，中有《与陆之裘（象孙）书》。而陈去病辑《松陵文集》三编亦收录王宠《与象孙笺》，系根据邑人沈树镛收藏真迹过录者，署款纪年为“嘉靖壬辰（1532）腊月廿五日”。时王宠乡试受挫，陆之裘函慰，王答书辩论，内容和《与陆之裘书》略有同异，则上博所藏伪作无疑。又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徐邦达集》第七册著录王宠《玉仪帖》，写于十二月十三日，具体年份不详。按，受书人“玉笥刑曹”实为袁袠。信中提及“尧峰腾蹋奋迅，又舍我而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袁衮《致羽泉尺牍》钤“尧峰山人”印，李佐贤《书画鉴影》卷十五著录《明人书画扇面集册》，第七开对幅袁衮题诗，署款“尧峰袁衮”，知袁衮号尧峰山人。袁衮与袁袠为从兄弟，嘉靖七年（1528）年底衮前往北京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可知此札作于是时。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诸如诗文集笺注、作家年谱、作家交游考证、作家资料汇集、著作研究资料汇集等基础工作已蔚为大观，而书法史研究中却存在大量的空白点、大量的似是而非和大量的谬误。如果我辈学者，有志在这些方面多多投入精力，则若干年之后，书法史研究或能具备较为坚实的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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