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作者简介
爱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1928年来到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赴前线采访，写下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有关中日战争的报道。特别是他撰写了轰动世界舆论的《红星照耀中国》——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通过亲自采访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信任。抗战期间 ，斯诺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把中国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组织、发起、宣传“工合”运动，支持中国的战时经济；如实报道中国抗战实况；开展大量的国际宣传，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他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以自己的行动，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斯诺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他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斯诺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无法正面回答，只得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
9月末，斯诺在上海目睹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在报道中，斯诺称赞这场战争是“伟大的表演”，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军事技能，是许多人所没有料想到的。
接着，斯诺沿着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线，横越中国国土，去了汉口、重庆、西安，并再一次去延安，撰写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
在汉口，他为中国工业所遭到的破坏而痛心：“最令人气馁的是中国在各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没有把工业企业和有技术的工人加以改组和撤退，而在放弃南京、汉口两座战略城市之前，又没有作出巨大的努力使两个城市不致变成敌人的战争基地。日本利用了掠得的资源和工厂，把侵略更深一步向内地推进。”
他惊异地发现：尽管日本人取得了所有重大战役的胜利，但从来没有赢得一项政治决定，从来没有能够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任何甘心承认失败的人，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人们不承认他的权威。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了南京傀儡政府的首脑，人民就唾弃他，他的影响也就消失了。如果蒋介石投降，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他称赞新四军：最大资产，也许就是他的革命传统，那就是有组织方法，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战斗的战术。
他夸奖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战胜。
所有这些结论，都显示了斯诺作为一个进步新闻记者敏锐的洞察力。都被收入他在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中。
地下工作总部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日军大肆搜捕、迫害中国的抗日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当时，斯诺参加了在北平的外国人(欧美)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使他们免遭日军捕杀，他的公寓成了抗日爱国分子的避难所，斯诺热情地帮助这些避难者化装成乞丐、苦力和小贩逃出北平。
斯诺家中还存放着一些中国人寄存的财物，从私人汽车到游击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黄金、珠宝和玉器。有一次，西山的抗日游击队派了一位联络员来找斯诺，请他帮助变卖从日军手中夺回的珠宝、黄金，以解决游击队急需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并提出给斯诺高额的回扣。斯诺说：“我一分钱也不要。但是我建议，你们把在西山一个修道院扣留的几名意大利修道士释放了。”他对游击队员说：“这样做不好，会损害你们的抗日事业，不能获得国际上的同情。”“我是为中国着想。”斯诺说，“一次只能同一个敌人作战，不宜树敌太多。”
游击队接受了斯诺的建议，释放了那几个意大利修道士，斯诺也找到了肯帮忙的人帮助游击队把珠宝、黄金变卖了出去。
在斯诺家花园的地下，爱国学生埋藏了许多被日军查禁的进步书刊。斯诺甚至还同意在他家中设置了一部秘密电台，斯诺除了忙于新闻采访，报道中日战况，每天还要为众多的避难者的吃饭问题奔忙。
当时，西方各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日本占领军对在北平的欧美等国的人士还没有敢公然侵犯。斯诺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斯诺掩护邓颖超从北平脱险，颇有些传奇色彩。七七事变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为了尽快离开战乱地区，邓颖超在爱泼斯坦的帮助下找到了斯诺，请斯诺设法带她出去。为了应付沿途日军盘查，邓颖超化装成斯诺的“保姆”。和斯诺一起乘火车离开北平。列车到达天津站，日军在月台检查所有的中国旅客，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都会被抓走。
“我是美国人，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斯诺对日本检察员说。日本检察员挥手放斯诺他们出站。
到达天津之后，斯诺把邓颖超托付给自己的一位好友、新西兰记者吉姆·伯特伦，请他把邓颖超带过封锁线。
令人惊奇的是，斯诺当时并不知道所帮助的人是邓颖超。实际上，斯诺帮助中国人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
中美人民友谊的桥梁
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说：“我依然赞成中国的事业，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赞成任何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己帮助自己的措施，因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救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对中国进行了三次长期访问。这在美国政府对新生的中国实行孤立政策和武装支持台湾蒋介石的年代里，对一名美国人来说，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1960年，斯诺访问北京，他意识到中国领导人希望他的到来，可能有助于建立起一座中美两国的友谊桥梁，他表示：“前途是艰险的，但桥梁能够架起，而且最后必将架起。”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出乎意外的被邀请访问北京，中美关系解冻，美国《生活》杂志抓住时机发表了斯诺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斯诺透露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曾告诉他的话：如果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无论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还是以总统的身份都会受到欢迎。这篇文章是斯诺的最后一篇“独家内幕新闻”。就在尼克松开始前往北京的同一个星期，斯诺死于癌症。
斯诺生前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一半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美国抚养和培育了我，我愿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逊河畔，日后我的骨灰将渗入大西洋，同欧洲和人类的一切海岸相连，我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几乎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着同我相识的善良的人们。
遵照斯诺的遗愿，他的妻子将他一半骨灰带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末名湖畔，另一半骨灰安葬在美国哈德逊河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稿)
目录信息
读后感
花了一个月时间终于啃完这本《大河彼岸》。其中有些章节还是跳读的，例如读到什么钢铁生产了多少吨，发电发了多少千瓦，修铁路修了多少公里，这些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吸引我的是一些访问和对话。例如他会问中国哪个时候有没有婚外恋，赞成婚前性行为吗？如果怀上了但还没结...
评分花了一个月时间终于啃完这本《大河彼岸》。其中有些章节还是跳读的，例如读到什么钢铁生产了多少吨，发电发了多少千瓦，修铁路修了多少公里，这些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吸引我的是一些访问和对话。例如他会问中国哪个时候有没有婚外恋，赞成婚前性行为吗？如果怀上了但还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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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不得不提的是，本书的理论支撑体系显得有些庞杂，它似乎在试图兼容多种不同的社会科学流派，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后现代的文化研究视角，都有所涉猎。这体现了作者试图打破学科壁垒的努力，想要从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角度来描摹现实。这种跨学科的尝试在某些创新性的论断上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如将某种经济现象与特定的民间信仰进行关联分析，就颇具新意。但是，理论的“大杂烩”也带来了一个潜在的风险：即论证的清晰度和一贯性受到了挑战。在某些章节，读者会感觉到作者正在不同理论框架之间频繁切换，每种框架都有其自身的术语和预设，这使得论证的重心不够集中。对于一个初次接触这个领域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困惑，难以分辨作者真正倾向于哪一种解释框架。我个人更偏爱那种论证逻辑严密、理论立场鲜明的作品，它能给人一种坚定且可信赖的引导感。这本书虽然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维度，但在“告诉我，你究竟相信哪一套？”这个问题上，给出的答案显得有些模棱两可，留给读者的解读空间过大，以至于最终可能会让人产生一种“什么都说了，但什么也没说透”的感受。
评分从整体框架上看，这本书试图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当代社会图景，这一点值得肯定其野心。作者似乎希望搭建一座桥梁，连接起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书中对几个特定群体的深入访谈片段，是我认为最有价值的部分。比如，他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去记录了一群基层技术工人在面对产业升级时的迷茫与适应，这些鲜活的声音，远比任何官方统计数据更能说明问题。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期盼，都被如实地记录了下来，真实得令人心痛。但问题恰恰出在如何将这些个体经验有效地融入到整体的宏大叙事中去。在某些章节，这种整合做得相当出色，个体命运折射出时代的洪流；但在另一些章节，这种拼接感就很明显，就像是把两本不同主题的书强行装订在一起，前一章还在谈论中央的五年规划，后一章突然跳跃到某条偏远河流的污染治理个案，两者之间的逻辑过渡，读起来显得有些突兀和生硬，需要读者自己去努力构建内在的联系。这让我在阅读过程中，常常需要停下来，在脑海中绘制一张属于自己的概念图，以确保自己没有在信息的海洋中迷失方向。
评分这本书的文字功底毋庸置疑，遣词造句之间流露出的那种老派的文学性，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它不同于当下许多同类题材中常见的那种直白、甚至有些枯燥的报告文学风格。作者似乎非常钟爱使用一些描绘性的语言，即便是讨论一些相对严肃的政治经济学议题，也能穿插进来一些颇具画面感的比喻。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段关于城市化进程中“记忆的消逝”的描写，他没有直接使用社会学上的那些术语，而是用了一种近乎诗意的笔调，描述了一批老建筑在推土机下的灰飞烟灭，那种失落感是通过对光影和尘土的细腻捕捉来传达的。这种艺术化的处理，无疑提升了阅读的层次，让原本可能沉闷的议题变得富有情感共鸣。然而，这种过度的文学化有时也会成为一把双刃剑。在某些章节，我觉得作者似乎过于沉醉于文字本身的美感，导致核心论点的表达被一些华丽的辞藻所掩盖，需要我反复琢磨才能准确捕捉到他到底想说什么。对于那些追求效率和信息获取的读者来说，可能需要多一些耐心去“解码”这些精妙的文字结构。总而言之，这是一本需要慢读、细品的书，它要求读者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更是一位文本的品鉴家。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倒是挺引人注目的，那种深沉的红色调，配上那种粗犷的字体，一下子就让人联想到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政治语境。我拿到手的时候，首先翻阅的是目录，感觉内容涵盖的范围相当广阔，从宏观的经济政策变动，到微观的社会文化现象，似乎都想触及一番。不过，老实说，初读之下，我发现作者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有些跳跃。有时候会深入到非常细致的案例分析中，让人感觉像是在田野调查的现场，细节丰富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但紧接着，笔锋又迅速拉回到高层决策的分析，那种宏大叙事下的抽象性，反而让我有点抓不住重点。比如，在描述某个区域的城乡差距时，作者用了一大段篇幅去剖析某个地方性法规是如何影响了农民工的流动性，数据引用得相当扎实，那一块读起来是非常过瘾的，充满了学术的严谨感。然而，紧随其后的几页，突然转入了对官方文件措辞的逐字推敲，这种风格的剧变，让阅读体验产生了一种轻微的断裂感。我期待的是一个更流畅的、层层递进的逻辑链条，而不是这种时而微观、时而宏观的“钟摆”式的叙述。当然，或许作者的用意就在于展现这种复杂性的并存，但对于一个渴望清晰脉络的读者来说，多少有些挑战。
评分这本书在历史回顾和现实分析的平衡把握上，显然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作者似乎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让读者理解，今日之“此”必有昨日之“因”。因此，书中穿插了大量的历史背景知识和早期政策制定的考量，旨在为当前的社会现象提供深层的历史根基。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有效避免了将现实问题“平面化”的倾向，提醒我们当前的复杂性并非空中楼阁。特别是关于特定制度是如何在特定历史时期被塑造和固化的分析，相当具有启发性，令人深思。然而，这种历史的权重似乎在某些部分被赋予得过高了，导致对当下最新变化和前沿动态的探讨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当涉及到近两三年的技术革新和社会热点时，作者的分析便显得有些滞后，仿佛还在用几年前的参照系来审视现在的新事物。这种时间上的错位感，在信息快速迭代的今天，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弱点。读者期待的是一份与时俱进的洞察，而不是一份扎根深厚但略显迟缓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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