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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作者:古鴻廷

出品人:

页数:372

译者:

出版时间:1999-6-15

价格:TWD 280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9571117447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大清史
• 中国历史,社会学
• 中国历史
• 清代史
• 官制
• 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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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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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史
• 历史

《明代文官选拔与铨司制度研究》 图书简介 本书聚焦于明代（1368年—1644年）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环节——文官的选拔、任用与铨司管理制度。通过对大量一手史料，特别是明代吏部、兵部等中央机构的档案、各级衙门的奏折、官员个人传记以及相关法律文献的细致梳理与深入剖析，本书旨在勾勒出明代文官制度的全貌，并深入探讨其运作机制、内在逻辑及其对明代政治生态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一部分：制度的起源与明初的奠基 明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元代官僚体系的彻底颠覆与重构。洪武时期，朱元璋力图建立一个高度集权、忠诚可靠的官僚队伍，这直接催生了一系列沿袭至晚明的制度基础。 一、科举制度的复兴与异化： 本书首先考察了明初科举制度的恢复与规范化过程。与宋代相比，明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更趋僵化，八股文的定型成为衡量士人能力的主要标准。我们详细分析了《大明会典》中关于乡试、会试、殿试的详细规定，并比对了洪武、永乐、宣德年间不同时期对考试内容侧重的微小变化。重点探讨了这种制度设计如何有效地将知识分子群体吸纳进皇权体系，但也无形中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发展。 二、吏部的核心地位的确立： 明朝“吏治天下”的思想根深蒂固。吏部作为中央政府的最高人事管理机构，其职权在明代达到了历史巅峰。本书详尽描述了吏部下设的“四司”——京官司、京察司、地方司、考功司——各自的职能划分与相互制约机制。例如，京察司的设立，标志着对官员考核制度的制度化和常态化，这不仅是吏治清明的工具，更是皇帝控制朝臣、实施奖惩的利器。我们通过分析洪武二十六年的《吏部铨选则例》，揭示了早期铨选标准中对“德行”和“才干”的模糊界定，以及这些模糊性如何为后世的政治操作留下了空间。 第二部分：铨选的实践与流程解析 文官的产生并非单一路径，而是由科举、荐举、恩荫等多种渠道构成。本书着重于分析这些渠道在实际操作中的比例变化与制度张力。 一、科举入仕的主流通道： 本书通过对特定年份中进士的统计分析，量化了科举在初入仕途中的绝对主导地位。然而，我们并未将科举视为纯粹的“公平之梯”。研究深入到“中式”后的分配问题——即“分发”。新科进士的初始官职（多为教职或低阶州县官）并非完全由成绩决定，而是受到吏部对“资历”和“出身地”考量的影响。对万历时期某批进士的籍贯与初始官职进行交叉分析，揭示了权力运作在“公开制度”下的隐性痕迹。 二、荐举制度的复兴与利用： 永乐以后，虽然八股取士占据主导，但荐举制度从未消失。本书特别关注“特科”与“贤良方正科”的重启。分析了弘治至嘉靖年间，士大夫利用荐举渠道推举亲朋同僚，或利用清流名士的声望进行政治结盟的案例。这部分内容揭示了，在僵化的科举框架下，荐举成为了寻求快速晋升或进行党派运作的重要补充手段。 三、官员的考核与升降机制： 铨选制度的精髓在于“考课”。本书详细辨析了明代的“大计”（三年一考）与“京察”（九年一考）的差异与联系。大计侧重于地方官员的“勤、慎、廉、能”；京察则针对京官，更带有政治淘汰的意味。我们对比了不同时期的考成，例如嘉靖末年对“浮议”的关注，以及万历初期对“清流”的集中打击，论证了考核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紧密服务于当朝皇帝的执政方针。那些未能通过京察的官员，面临降级、闲置直至罢黜的命运，这是皇权实现对官僚体系持续清洗与更新的制度保障。 第三部分：权力制衡与制度的张力 明代官制试图构建一个以皇帝为核心、六部协同运作、监察系统相互制衡的复杂体系，但这一体系的内在矛盾始终存在。 一、六部与都察院的关系： 本书探讨了都察院作为独立监察机构，如何介入吏部的铨选过程。都察院官员拥有“纠察弹劾”之权，理论上可以否决吏部提出的不当任用。通过对“奏参”与“驳议”往来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成化、弘治时期，都察院对铨政的干预力度较大；但到了晚明，随着内阁权力的膨胀和皇帝对宦官的倚重，都察院的独立性受到侵蚀，其弹劾常被吏部或内阁压制，监察功能趋于形式化。 二、内阁与吏部的互动： 内阁的设立，使得皇帝的行政权力得以常态化运行。内阁首辅作为事实上的“用印大臣”，其对铨选的意见（票拟）对吏部的最终决定具有决定性影响。本书通过考察万历朝“内阁票拟”的文书流转，揭示了首辅如何利用对票拟权的掌控，构建自己的政治网络，将人事权作为拉拢或排挤朝臣的筹码，从而架空了吏部的独立性。这种“首辅专断”与吏部“专业职权”之间的拉锯战，是明代后期政治运作的核心矛盾之一。 结论： 《明代文官选拔与铨司制度研究》认为，明代的官制设计，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制度化和官僚队伍的专业化，但其内核仍是高度人治化的。科举的高度程式化与铨司的权力集中，在保障了政权稳定性的同时，也造成了选才的狭隘化和政治腐败的结构性风险。制度的精妙设计与人性的复杂操作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是理解明代政治兴衰的关键所在。本书的研究不仅是对明代人事制度的梳理，更是对中国传统官僚政治运作逻辑的一次深入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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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在整理关于财政权力下放给地方督抚的研究资料时，发现这本书中对于“督抚权限”的界定和历史动态的描述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参照系。不同于许多侧重于政治运动或思想史的著作，这本书将视角牢牢锁定在权力配置和制度弹性上。作者对于“内廷”与“外朝”权力边界模糊化的趋势有着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对雍正朝以来，皇帝如何通过设立临时性机构来规避传统部门限制的机制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分析。这种对结构性变革的洞察，远超出了对某个具体历史事件的记录。此外，书中对一些具体部门的组织架构图的绘制和解释，非常清晰直观，帮助我迅速建立了空间概念。总而言之，这本书为理解清朝中央集权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提供了一个非常扎实且充满细节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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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史料运用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境界，它不像某些流行的历史读物那样，依赖于二手资料的转述，而是大量地挖掘和引用了清代内阁、军机处以及地方衙门的原始档案。这种对一手史料的深度依赖，赋予了书中的论断极强的说服力。我尤其赞赏作者在处理“人治”与“法制”的张力时所展现的平衡感。清代官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系统，制度的条文规定是一回事，实际操作中的人情世故、派系影响又是另一回事。这本书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巧妙地将这两者编织在一起，让你既能看到规范的框架，也能感受到框架内部流动的生命力。读完之后，我深深体会到，理解清代的治理逻辑，绝不能脱离其独特的官僚文化背景，而这本书正是解读这种复杂文化代码的绝佳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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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需要一定耐心的，它不属于那种能让人一口气读完的“闲书”。它更像是某种精密的仪器，需要你集中全部注意力去校准每一个刻度。我记得有几段关于漕运和河工体系的论述，涉及大量的专业术语和历史地名，如果不是对清代地方行政结构有初步概念，初次接触可能会感到吃力。但这恰恰体现了作者的严谨——他不愿意为了迎合“大众读者”而牺牲专业深度。对我个人而言，每一次攻克一个难点，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是无可替代的。尤其是对“科道”参劾制度的分析，作者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职能介绍，而是深入探讨了这些监察官僚在维护还是破坏官僚体系稳定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这本书更像是为有志于清史研究的同仁们准备的“工具箱”，里面的每一件工具都锋利且实用，只是需要使用者付出学习成本去掌握它们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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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内容，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或许有些夸张，但其信息的密度和广度绝对超乎想象。我原本以为自己对清代的“保举”与“铨选”制度有所了解，但阅读过程中才发现，自己之前的认知多停留在表面。作者细致入微地描摹了官员从地方到中央的晋升路径，特别是对“大计”制度的分析，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范例。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复杂人际网络时的冷静和客观，没有过多主观臆断，而是基于档案和奏折的记载进行推演。例如，书中对某一特定时期内，某省督抚的考核与任免流程的描述，通过几个关键案例的串联，将那个时代的官场生态刻画得淋漓尽致——那种既受制于祖制，又不得不随机应变的微妙平衡，跃然纸上。对于想深入理解清代官僚政治“操作层面”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简直是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制度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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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很有格调，封面那种淡雅的米黄色，搭配着古朴的字体，一看就是用心打磨过的学术著作。拿到手里沉甸甸的，那种纸张的质感也相当不错，读起来不费劲，很适合长时间的案头工作。我记得我当初选择这本书，就是冲着它在史学界的影响力去的。翻开目录，就能感受到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对清代官僚体系的梳理脉络清晰，结构严谨。虽然我主要关注的是晚清的改革与西学东渐，但这本书对前期制度的详尽剖析，为我理解后续的变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它对六部职能的演变、军机处与内阁关系的论述，都写得深入浅出，不像有些理论著作那样晦涩难懂，真正做到了学术性和可读性的统一。读完前几章，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在认知清代中央权力结构上的提升，不再是零散的知识点，而是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作者在引用史料时也极其审慎，注释详实，为我后续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这对于一个严肃的治史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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