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黄腔的源流问题，戏曲史界有“湖北说”（湖北汉调二黄）、“安徽说”（安庆二黄）和“江西说”（“二黄本名宜黄”）。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湖北说”、 “安徽说”占主导地位，至八十年代初，安徽说得到有力的张扬，而“湖北说”因云南顾峰先生在安徽绩溪的徽调皮黄学术研讨会上公布的檀萃关于“二黄出于黄冈、黄安”的记载，而更加引人注目。“二黄本名宜黄”说的声音比较微弱，且有不少论文予以质疑。

流沙先生是赞成“二黄本名宜黄”这一观点的。宜黄腔的发源地恰恰是在江西著名的“戏窝子”宜黄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江西正在恢复宜黄戏，赣剧二黄被艺人称为“二凡”、“二番”、“宜黄调”，流沙先生自然把宜黄腔的研究作为他的又一重点课题，因此便有了《宜黄诸腔源流探——清代戏曲声腔研究》这一力作的问世。该书由作者的友人余从先生为之作序。序文对流沙先生在戏曲声腔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作了充分的肯定：

（流沙先生）“四十多年来，他的足迹跑遍了江西，也几乎跑遍了全国，访艺人、访专家、访典籍、访文物，观摩演出，搜集资料。流沙同志的学术成就，就是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上构架而成的。”（页2-3）

“流沙同志的声腔研究，大都以腔调为主结合剧目、文献、口碑等各个方面的材料进行综合论述，它们彼此相互印证，对照梳理，因而记述清晰，论点鲜明。其中有不少新的资料，新的见解，言前人之所未言。在这本文集中的许多论述中，都体现了这种综合性考查戏曲声腔的方法。流沙同志在这方面的实践及其取得的成绩，也从方法上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页3）

全书共收十篇文章。其中虽然专门论述宜黄腔的文章仅有三篇。但其它论文均与宜黄腔有密切关系。该书有一明显的贯串线索，即：弋阳腔——陇东调——西秦腔——勾腔——宜黄诸腔——二黄——皮黄腔。十篇论文正是围绕这一线索，从各个视角论证、印证宜黄腔形成、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学术专著。

（一）宜黄腔起源于西秦腔。

该书《宜黄腔与二黄探源》一文指出，宜黄县有新、老两种宜黄腔，老宜黄腔即明代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所记载的由谭纶引进江西的海盐腔、经过“地方化”衍变而成的宜黄腔，“这种宜黄旧腔是属于曲牌体音乐的高腔，一唱众和，并无管弦伴奏的。它和清代新兴的、以胡琴为伴奏的宜黄腔，完全是名同实异，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渊源关系。”（页34） （笔者按，“宜黄腔”有两种，两者声腔体制不同，来源各别，没有承传关系。这一点常为人们所忽视。直到现在有的学者还认为，清代的宜黄腔是由明代的宜黄腔衍变而来的，这就有违于江西历史上存在两种宜黄腔的事实了。有的专家否定海盐支派的宜黄腔存在，或否定“二黄本名宜黄”说，不少人都是因为不了解有新、老两种宜黄腔这个历史事实。）

该文探讨了清代盛行的板腔体宜黄腔的起源:由宜黄腔俗称“二凡”（江西皮黄剧种老艺人早年都把二黄称为“二凡”），比对江西、安徽、浙江等地的“二凡”，认为“二凡”“本来就是一种古老的声腔”，（页34）并由此出发把这一线索追索到明代戏曲中的“西秦腔二犯”， 认为 “二凡”，就是西秦腔“二犯”的转音。“西秦腔到了江西，经过发展和变化，到明末清初时它就演变为宜黄腔了”。（页4）宜黄腔在流传过程中讹传为二黄腔。（页30）。

（二）、西秦腔及其支派

有些专家对宜黄腔“二凡”系西秦腔“二犯”衍变而来、宜黄腔讹传为二黄腔这个观点，不以为然，提出质疑：凭借“二黄”与“宜黄”谐音、“二凡”与“二犯”谐音，就能确认二黄本源于宜黄、宜黄的源头是西秦腔吗？

其实，在研究宜黄腔的源流问题上，“二凡”与“二犯”谐音、“宜黄”讹传为“二黄”的现象，只是探索问题的一条路径，仅仅以此作出判断或结论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流沙先生《宜黄诸腔源流探》一书，以西秦腔的形成与流播为经络，把西秦腔作为一种声腔系统来作全方位的考察，而把宜黄腔的产生与发展放在西秦腔声腔系统的历史环境中来探索，资料翔实，论证周密，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是该书的重要特色。

《从音乐上看宜黄腔的形成》一文，通过三十六个谱例地对比分析，阐述了西秦腔产生的情况，指出山西勾腔则是传播西秦腔的功臣。 该文说，明代的西秦腔“大约在万历年间就从北方传到江南的扬州一带”，不久就在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流传开来，产生许多不同的腔调，如，江苏扬州梆子、安徽枞阳腔、江西宜黄腔、浙江绍兴乱弹、广东西秦戏的正线曲等，它们的基本曲调都是由吹腔和二凡构成，考出：上述这些地区“明代由北方传来的西秦腔，是出于山西蒲州这一派的。”（页81）

流沙先生通过对西秦腔（尤其是山西勾腔）流播对南北各地戏曲声腔产生的重大影响，综合考察了西秦腔各个支派（亦即宜黄诸腔）的产生情况，这就为研究清代乱弹、皮黄剧种形成、发展的历史，理清了脉络，具有独到的见解，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大工程，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三）、宜黄腔的形成与发展

《宜黄诸腔源流探》一书，把宜黄腔放在宜黄诸腔（实际上可称为西秦腔腔系）的大范畴中进行考察，视野十分开阔，证据非常充分，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关于宜黄腔源流问题，该书收有《宜黄腔与二黄探源》《宜黄腔三考》、《从音乐上看宜黄腔的形成》等三篇专题论文。

《从音乐上看宜黄腔的形成》一文以大量谱例考证了西秦腔的形成和流播，并考察了宜黄腔起源于西秦腔的情形:“宜黄腔与明代西秦腔的渊源关系，首先是吹腔就继承了‘勾腔’”的传统曲调。这种声腔在江西名曰‘平板吹腔’”。（页91）

西秦腔“二犯”演变为宜黄腔，主要是在原有流水板的基础上增加了倒板和正板，三者结合。（页99）

但是，要证明宜黄腔与明代西秦腔的渊源关系，光凭上述证据犹嫌单薄，于是流沙先生就从浙江乱弹中借来“它山之石”。《宜黄腔三考》根据清初文献记载的浙江绍兴地区流行宜黄腔，以及现存浙江乱弹的音乐曲调、剧目等方面与江西宜黄戏保留的宜黄腔相比较，得出两者是同一声腔系统中的不同剧种、两者皆源于西秦腔的结论。

《宜黄腔与二黄探源》一文还说，西北传来的秦腔梆子戏，使宜黄腔在清代中叶产生了重大变化：

明末在陕西形成的秦腔梆子戏，如果从声腔源流上来看，也同样是由西秦腔演变而成的，它与西秦腔不同的地方，主要是以月琴为伴奏主乐，并且还将吹腔与二犯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板腔体制的新腔。（页35）

“宜黄腔在管乐时期，配乐中就有大、小胡琴、月琴和三弦等。这些乐器保持了西秦腔的传统。”（页36）后受秦腔梆子戏的影响，约至清乾隆初改用胡琴为主要伴奏乐器，将 “平板吹腔”和“二凡”两种曲调统一起来，以“二凡”为主，“平板吹腔”成了“二凡”的一种板式。只有少数剧目还有唢呐二凡和平板吹腔的唱腔，所以统称“二凡”。（见页39）又因为采用胡琴伴奏，所以被称为“胡琴腔”。清乾隆四十年间李调元《剧话》所说的“胡琴腔起于江右，今世盛传其音，……又名二簧腔”。就是指改用胡琴伴奏后的宜黄腔。这种被称为“胡琴腔”的宜黄腔，广泛流传，以致在清乾隆四十年间“盛传其音”。 在川剧、滇剧中仍然保留了“胡琴腔”的称呼。

但由于宜黄在流传过程中“宜黄”讹传为“二黄”，所以“又名二黄腔”。 宜黄腔在各地衍生出许多支派，但更多的是沿用二黄腔这个名称。宜黄腔经过安徽、湖北艺人的加工创造，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安庆二黄”和“汉调二黄”，流播南北各地，而宜黄腔的本名反而淹没不彰了，以致人们不知道“二黄本名宜黄”。 （见页30-31）

流沙先生关于宜黄腔来源、形成和发展的论述，较之以前的所有的有关论著，更为深入、具体，对“宜黄本名二黄”说进行了有力的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