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志

無論如何我只剩下一支筆了，怎樣用它是我唯一的自由，而且尚要它對得起自己的讀者，對得起成就自己的前定。──張承志

回族人，1948年生於北京，高中畢業後在內蒙古烏珠穆沁旗插隊四年，197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學系，1981年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族歷史語言系碩士學位，之後主要進行北方民族史的研究。因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從當時任職的海軍文藝創作室憤而退職，放棄薪俸、醫療保障及幹部身分。一度輾轉日本，曾任東洋文庫外國人研究員，出版日文著作數種。後任愛知大學法學部助教授。1994年回到中國。現為自由作家，筆耕為生。

張承志從1978年以蒙文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八Ｏ年代以「理想氣質主義」著稱，短篇小說《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以知青為題，張承志在其中開始了他以「人民」為主題的探索。九Ｏ年代張承志以中國穆斯林民族共同體的歷史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心靈史》震動文壇，並高張起向世俗挑戰的旗幟。此外，因為曾於八Ｏ、九Ｏ年代兩次長期居留日本，張承志也對日本有較深的觀察及理解。

張承志的小說表現的多是民族文化歷史，讀來緩慢優美；但散文則不同，憤世嫉俗，不吝對中國當今的社會型態及國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字裡行間呈現出知識分子典型的憂患意識。代表作品有《黑駿馬》、《北方的河》、《心靈史》、《誰是勝者》、《聾子的耳朵》、《鮮花的廢墟》（允晨出版）等。

我們並沒有多了任何一件思想武器。

我們仍在多重的含義下側身而立，一面迎戰著史無前例強大的帝國主義，同時批判著狹隘的民族主義。──張承志

「只因扔下了原子彈，對日本的戰爭少死了一百萬人。這是一種很實際的邏輯。在飽受日本軍國侵略蹂躪的中國，這樣的觀點也被一些人認為理所當然。

但是，到過廣島或長崎的人，都因為兩座城市的受難，突然開始思考──究竟什麼是戰爭或國際紛爭之中的道德底線，究竟什麼才是敵與我、黑暗與光明、正義與反動的鏖戰之間的人道主義。」──張承志，「長崎筆記」

張承志，中國回族作家，高中畢業後曾在內蒙古草原的東烏珠穆沁牧區深處插隊下鄉，早期作品多是以民族文化、歷史為題的小說；九Ｏ年代之後，深入接觸中國穆斯林社會的共同體，除了完成其著名作品《心靈史》，也開始在文字中展現更多知識分子態度，對當代中國、國際關係提出批判與見解。《敬重與惜別：致日本》是張承志2009年的作品，以其久居日本的經驗，重新思考中日歷史；不過誠如張承志自己在書中所言：梳理著日本的事情，心裡想的，是中國。

在「長崎筆記」這一篇裡，張承志開宗明義，以大江健三郎的《廣島筆記》作為對照；只是張承志選的地點是長崎──鎖國、蘭學、切支丹（基督徒）、怡和洋行──這裡是日本「脫亞入歐」的「開明起點」，卻被所謂「西歐文明」炸個粉碎。張承志寫長崎西化的前因後果、寫一九四五年八月九號短短幾個小時的戲劇轉折、寫日本人如何看待這場戰爭，也寫下這顆原子彈，不啻是對西方價值最尖刻的諷刺。

甲午戰爭、日本赤軍、武士道、《惜別》與魯迅、亞細亞主義，張承志以我們熟悉歷史、文化、人物為引，一個一個，帶出他的日本觀察。橫須賀的軍艦，代表的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亦或衰敗？什麼才是戰爭中的道德底線？六Ｏ年代日本赤軍可以為今日帶來什麼思考？忠義與犧牲、古典的士的傳統究竟是什麼？「武士道」為何淪為侵略的工具？中國與世界間的文學交流及人的關係是平等的嗎？以及，所謂「亞細亞主義」透露的是日本國家擴張與侵略的歷史、還是還是一個民族的視野與熱情？

其中每一個提問，張承志寫的是日本，更是中國。若狂熱與自私的民族主義塑造了近代日本，那面對為強國崛起之夢而興奮不已的中國，我們該如何思考？中日百年來的矛盾爭端，是否也有部分源自所謂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日本對中國的敵意裡，是否也可一窺亞洲弱小對大中華帝國的警戒？

「每逢與日本人相逢，總抑制不住——想即席清算甲午的屈辱、南京的虐殺；而每當和中國人談及日本，又總控制不能——要滔滔講解櫻花的凋落、茶道的心境。和日本人交談，往往只因一句對中國的失禮之語，便勃然大怒推案絕交；人有兩面，和國人清談時，又對中國恨鐵非鋼咬牙切齒，滔滔批判中，引用的淨是日本的例子。」

一直以來，中日之間交往心態極其複雜：於文化相遞傳承，親密且佩服敬重；然而歷史苦痛，卻又交雜著屈辱憤怒。這是長久糾纏的心理問題，它捆綁著沉重的是非，牽扯著歷史的道德；它表達敬重時，它選擇惜別時，那內藏的嚴肅與真摯，並非話語所能表示。因為公開立足穆斯林底層而被視為異類的張承志生、長於中國，並以中文為母語寫作半生，中國於他乃是感情繫之的母親。當他站在日本的土地上看著中日近代歷史糾葛的遺跡，其複雜的民族身分、以及特殊的個人體驗，會為他帶來什麼不一樣的感受？

一如張承志所言，日本是中國最好的參照鏡；而張承志的中日書寫，或許亦是身在台灣的我們，觀看中國、日本，以及台灣，既遠且近，最恰當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