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诗人、艺术家、策展人、出版人。1969年生于广东遂溪, 1989年至2000年他一直求学、生活、工作于深圳, 是独立音乐团体新群众以及独立电影团体缘影会的创建人,2000年迁至广州，2004年与艺术家曹斐创办了立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另类文化艺术工作平台别馆(Alternative Archive) 。2006年离开广州迁至北京，2008年起担任邵忠基金会总监。

他曾拍摄纪录片《三元里》和《煤市街》，在世界各地展出、放映并被收藏、研究。连续策划三届大声展(2005,2007,2010)，并为伦敦蛇形画廊在伦敦巴特西电站策划了声音艺术的展览项目《唤醒巴特西》(2006);曾担任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总策展人，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Benesse大奖评委，2009日本横滨国际影像节评委，2011成都双年展国际设计展策展人，2011古根海姆美术馆亚洲艺术委员会成员和第22届米兰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电影节评委。

他不仅是个高产的博客作者，同时也为各种杂志和出版物写作，并经常应邀在世界各地演讲和参加学术会议。2011年创办《天南》文学双月刊并任主编，同时发起致力于乡村建设和共同生活实验的“碧山共同体”计划。编有《北京新声》、《漫游：建筑体验与文学想象》和《建筑·城市·思想：库哈斯和奥布里斯特中国访谈录》等书。

南方以南：空间、地缘、历史与双年展

此文为《南方以南：空间、地缘、历史与双年展》（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全记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一书序言。

欧宁

关于中国的地理分割，黄仁宇曾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一书中提出“15英寸等雨线”的划分方法：“在中国地图上可以画出一条15英寸等雨线……凡线之以南以东，平均每年至少有15英寸之雨量，可堪耕作，线之以北以西，则低于此最少的雨量。而这等雨线也是胡汉之分划和少数民族及多数民族几千年长期交兵之处，而尤以气候干旱和人口过剩时为然。”(1)此线部分与长城重合，东南属农耕文化，西北属游牧文化。这其实是黄仁宇根据历史上的土地和气候资源分配、空间生产方式以及不同的区域文化特性推演出来的一条历史学的分界线。而在地理学上，流行南北之分：以秦岭和淮河为界，秦岭－淮河线是江河冬季结冰的分界线，也是亚热带和温带的分界线，一月0℃等温线通过秦岭－淮河线，此线以南属亚热带，称南方；以北属温带，称北方。但更为深入人心的是以长江为界划分南北的习惯：经历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之后，大量中原望族南迁至长江以东（史称“衣冠南渡”），他们所带来的先进农业后来进一步推移至长江以南，从而形成富庶的“江南”特称，到了南北朝，以长江划分南北的观念便固定下来。依此观念，北方大致包括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南方则大致包括华东、中南和西南地区。

深圳和香港这两个毗邻的边境城市，地处中国大陆版图南端，堪称“南方以南”。它们位处珠江三角洲，在很多历史文献中，这里被视为蛮烟瘴雨之地，原住民多是“以舟为室，以水为陆，浮生江海者”，(2)即水上居民，粤语称疍民，它的耕地乃由中原南迁的衣冠华胄开发沙田而来。在香港，由于历史身份认同的需要，有人曾根据相关历史文献考证香港人的始祖为“卢亭”——东晋年间出没在大奚山（大屿山与香港岛的合称）一带，身上长鳞、爱喝鸡血的鱼人，据说也是珠江疍民的祖先。(3)疍民以水为家，没有地权，一直被视为贱民，甚至不能参加科举，也因此培育出远离中央政权、不参与主流社会的基因。珠江三角洲地处偏远，蛮荒未化，在历史上更是官僚系统失败者的发配之地，本地的叛逆者和外来的失意者的交汇，更使这个地区形成一种不依附主流系统、独立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性格。这一性格，与全球视野中的“南方”正好吻合：所谓“南方国家”主要是指南半球的欠发达地区，包括非洲中南部、美洲中南部和南亚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即毛泽东所谓的“第三世界”。在北方发达国家通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潮流中，南方国家一直反抗这种主流发展模式，尝试寻找另类的现代化之路。

因此，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全世界，“南方”都代表了一种不与主流妥协的精神，而“南方以南”，则是这种精神的极致化。2009年的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正是试图从空间、地缘和历史的角度，检视这两个边境城市的叛逆性格和创新精神的结果。

空间变迁

香港于184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这是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惨败的结局，孰料一百多年前的“耻辱”，却造就了香港日后在亚太地区成为璀璨夺目的国际大都会，在英国人的管治下，它成了国际金融、服务业及航运业的枢纽，以廉洁社会、优良治安、经济自由和法律制度完备闻名于世。在上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岁月里，它更成为一个支点，反过来撬动当代中国历史的飞跃。深圳原是它毗邻的一个沉沉大睡的小渔村，1979年开始筹备建立深圳市，1980年正式成为深圳经济特区，拉开了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幕。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1970年代末，历史的魔术棒指向这个边陲渔村，完全是因为要向它近邻的香港借力。那时的香港，经过20年的经济增长，制造业发达，金融资本汇聚，已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在文革乱象令人胆寒的后续影响中，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外资对中国都望而却步，只有香港，因为离大陆最近，且同宗同文，兼是海外华人的中心纽带，这种顾虑最有可能被打破。中央政府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正是希望通过民族亲缘关系把香港的资本吸引过来。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香港，就没有今日的深圳。

今日深圳已经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每平方公里已达5201人。它也是全世界成长最快的城市，从一个小小渔村到人口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只用了30年。早期深圳主要靠发展“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料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来完成原始积累，由香港人在此投资设厂，吸纳本地及外来的农村劳动力进入生产线，他们所完成的产品再出口到国际市场。这种经济模式从深圳波及整个珠三角地区，大量的农业用地开始转化为工业用地，到处盖起了各种各样的工厂，自此这一地区的空间特征大变，据统计，这里的人均耕地面积截止至1990年时，已从1979年的1.06亩下降至0.67亩。(4)这一经济模式也是农村城市化初期的主要形式，直到1992年邓小平到深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才开始转为以服务业和房地产业为主体，城市化才进入白热化阶段。过去以渔农生产为主的空间组织形式，先是切换为工厂、物流系统的空间布局，继而转化为多功能、综合性的消费型大都市空间。

深圳经济特区的早期历史可以说是中央政府、香港投资者和大量从各省迁来的移民和打工者一同缔造的。因为有来自北京的特殊政策，这里的开拓者们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各种制度创新。从土地交易、产权结构、分配方式、税收系统、海关设置、金融制度、城市规划到人口管理，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国家原有的制度框架内寻找突破的新路，亦即另类现代化(Alternative Modernization)之路。他们甚至设想发行经济特区专用货币，只是没有成功。许多创新举措在保守派看来，甚至称得上是“叛逆”。这种筚路蓝缕的创新精神，既可理解为他们的胆量、勤勉和才华，也可理解为举国思变的共同意志。历史似乎总是乐于选择南方来展开它的实验，从早期广州的开埠，到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到深圳经济特区的开天辟地，莫不如是。

2009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鼓励参展建筑师和艺术家们研究深圳城市空间的变迁，以此作为触点，检视这个城市所推行的社会改革方案30年来的得与失。深圳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实验产物，它不惜一切谋求发展的决心最后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30年的高速发展中，快速和全面的城市化，导致这个地区的农业系统和乡村社会全线崩解，再加上它吸纳了大量全国各地的农村劳动力，也牵动了内地农村的空心化和农业的破产。深圳经济特区的经验一直到2000年中央政府推行“西部大开发”政策时仍被视为模范，它甚至被中央政府引入非洲的投资计划，要在某些非洲国家成立类似的经济特区。(5)因此很多参展建筑师和艺术家们并不把深圳的实验当成仅限于本土的孤例，而是涉及全中国，甚至是中国推行“反向全球化”的外交和投资政策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大实验。针对它的负面影响，我在这届双年展中提出“乡土主义”(Ruralism)的主张，倡议研究农村、农业、农民在激进的城市化运动中的命运，并寻求激活乡土社会的解决方案。来自美国的WORKac，Joseph Grima、Jeffrey Johnson和Jose Espara，来自巴西的Triptyque，来自台湾的刘国沧及其打开联合工作室，谢英俊、阮庆岳和芬兰艺术家Marco Casagrande组成的“弱！建筑”小组，来自中国的朱锫建筑事务所，家琨工作室和郑国谷、陈再炎、孙庆麟组成的“阳江组”，都提出了相关的思考，展出了以乡村建设或以城乡互哺为目标的方案，旨在平息城乡冲突，达成它们之间的平衡。(6)为此我还在本届双年展组织了“农业中国:乡土主义的乌托邦”的研讨会，从学术上梳理以深圳经验为代表的城市化运动对中国广大农村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对策。(7)我们在本届双年展上对过度城市化的批判和对乡村建设问题的反思，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共识并衍为潮流。(8)

地缘关系

深圳和香港只一河之隔，两边分属不同的政治制度，它们之间的边境线称为“一线关”。边境不仅是地理上的界线，用来界定两个城市的地缘关系，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临界点，是一个既清晰又模糊的社会空间。正常日子，深圳边境的原住民可凭“过境耕作证”进行越境耕作；而在中英关系紧张的时期，双方剑拔弩张，边境则变成敌我关系的生死线。但即便是这样危险的时期，仍有大量叛逆者冒死越境投奔香港。1957年，中国发起涉及社会各阶层的“反右运动”，深圳边境出现了第一次的“逃港潮”；1959年至1961年，由于“大跃进”运动鼓励全民“土法炼钢”，牺牲农业全力以赴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导致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大面积饥荒，1962年深圳边境再次爆发“逃港潮”，来自深圳本地、宝安、东莞、惠阳、南海、广州、台山、海丰、潮安以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逃港者集结在深圳边境，一天成功逃港达4000人，超过50000人被当场劝返。1979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前夕，仍有约100000人试图逃港，只有约40000人成功。这种汹涌的“逃港潮”，曾使深圳的边防部队和宝安的公安机关疲于应付。1977年邓小平广州时，对此曾发表意见：“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这句话里其实已经隐含着深圳历史变迁的诱因。

逃港者的廉价劳动力被香港接纳，为香港的经济腾飞、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后，这些逃港者因为乡念所及，又返回投资，为家乡建设提供了最初的助力。政治冲突和亲缘观念反复淘洗着深港的边境空间，往返其中的故事悲壮动人、可歌可泣。日后中国崛起，经济飞速成长，深圳成了一个财富汇聚、社会稳定的超大城市，而香港则因金融风暴和全球经济危机一蹶不振，加上本身发展空间捉襟见肘，国际地位日益下落，在大中华地区更是越来越被边缘化，于是两个城市开始探讨共享资源、共同发展的新路。两个城市的关系曾在历史中反复起伏，最后回归唇齿相依的状态，互相帮助，甚至共同举办“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可谓功德圆满。但是要办成一个真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型双城双年展，仍有不少制度困难需要克服。2009年的这届双年展，纽约的Diller Scofidio + Renfro建筑事务所曾提出一个参展方案：租用一架直升飞机在深港边境上空越境飞行，并从直升飞机上挂下各种标语口号。这本是一个强有力的揭示深港地缘关系、挑战两地合作能力的方案，但最后因为两个城市的领空和边境管理无法突破各自的制度瓶颈而无法实施。但住在荷兰的西班牙艺术家Lara Almarcegui却成功深入了深港边境一块被规划忽略、使用状况不明晰的空地，揭示了这一地块作为边境“零余者”的处境。(9)后来深圳和香港政府把边境河套地区的联合开发再次提上议事日程，证明了艺术家对深港地缘关系敏锐的观察力。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曾对内地中国人进入特区采用“边防证”的管理制度，因此，在特区与内地之间，也划设了一条地理界线，称为“二线关”。“二线关”于1982年动工兴建，1985年交付使用，东起小梅沙，西至南头安乐村，全长126公里，共有南头、布吉、梅林、同乐、白芒、沙湾、盐田、背仔角等8个检查站及多个耕作口（方便当地居民出入耕作），巡逻道长达90公里，有163个执勤岗楼以及高2.8米的铁丝网，并有照明、通讯、供水等设施，目前仍由广东省武警边防七支队管辖。建检查站超过10多亿元；每年全部开支高达几千万元。“二线关”把深圳市区与中国内地隔开，在控制特区人口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不少早期从内地来深圳的寻梦者都有过躲在车尾箱“闯关”的经历），但随着深圳城市功能的转换（从经济特区逐步过渡到国际性城市），深圳与内地的地缘关系已经同质化，各检查站对车辆和行人通行证的检查也形同虚设。可是这些建筑在交通要道上的存在仍然影响深圳市民出入的便利，阻碍深圳的物流和人流，制造关内关外地价和房价的不平等，长期维护它更造成很大的社会资源浪费。有意思的是，从2001年起，深圳市民已通过一年一度的“磨房深圳百公里”行走活动，在悄悄改变着“二线关”的空间功能。数千人聚集在一起，徒步走完“二线关”全长126公里的全程，用自己的脚力来丈量深圳。除了检查站、岗楼和铁丝网外，“二线关”沿线还保留着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农耕文化，它由此变成了一条进行户外运动的上佳路线。

尽管人们对撤除“二线关”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却认为，它不应被拆除，而应被保护起来，但要彻底改变它的功能。“二线关”的历史紧密联系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历史，可以说是深圳经济特区最重要的物理遗迹，是深圳城市历史身份的见证。找寻深圳的城市属性以及未来发展空间，“二线关”是一把最重要的钥匙。2005年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刚创办，我作为参展人提交的作品是三频录像“二线关·插花地·城中村”，首次对“二线关”作了全面的调研和拍摄；2007年参加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首次与香港合办），我提交的作品是“边界计划”，针对“二线关”特定的自然地貌和历史文化脉络，进行地景艺术、大型装置、雕塑和临时建筑的即兴创作，例如把各个检查站的建筑物改造成临时招待所、时钟酒店、蹦极跳台、农贸市场、寺庙、博物馆、太空馆等，还在这里发展滑板、赛车、马拉松、竞走以及其它户外运动项目等。它以动画的形式来展示对开发“二线关”的畅想，希望由此引发深圳市民更多的创意，以民间的智慧和草根的风格，来占领和使用这一城市边界空间。2009年我是双年展总策展人，曾提议把展览场地设在“二线关”沿线，通过这一大型展事促成“二线关”的改造，但因利益关系复杂，没有成功。

历史意识

2009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举办之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离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仅差一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来回顾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首个实验点的历史。我们找到何煌友，一个土生土长的深圳摄影师，他的摄影纪录了深圳自1960年代起至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以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海量摄影作品中，有早期深圳的渔农生产场景，有文革时期的不同群众政治运动，有深港边境交通和驻防的记录，有1979年的“逃港潮”，有沙头角中英街最初的市集，有北京领导人实地考察指点深圳未来的场面，有深圳交通中枢深南路的开拓，有深圳第一幢高楼国贸大厦的施工建设，有女工埋首生产线的劳动场面……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档案照片，虽然带有官方新闻宣传的意味，但却从不同的角度让人窥见深圳的历史性格得以形成的各种细节。(10)我们也找到Leroy W. Demery拍于1980年的一组关于深圳的旧照片，那时他还是一个27岁的美国青年，来自洛杉矶，因为考察铁路交通来到香港，报名参加了一天的过境游，他的镜头记录了深圳被历史唤醒前贫困但安静的村镇生活。这是我们能找到的第一组由外国人拍摄的早期深圳的彩色照片，完全从个人角度，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偏见，把深圳刚刚被设为经济特区那一年的社会风貌雕刻在一卷柯达康(Kodachrome)的彩色底片上：东门一带那些仍保存着民国风格的民居，戴草帽、骑自行车的零星居民，幼儿园中天真无邪的儿童，不知历史巨变之将至。(11)

这些历史图片的展出，一方面是试图让深圳市民辨清自己的城市的来路，在历史的认知中加深对这个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的策展思想对历史意识的张扬。本届双年展强调聚焦地方研究和地域感的营造，邀请世界各地的智慧力量来共商本地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视野仅限于深圳本土，而是把地方性议题放在一个全球的框架下进行深入讨论。我们所倡导的历史意识，也不止于关注本土历史，而是同样采取一个全球视野。本届双年展的其中一个特别项目“在阳光下——岭南建筑师夏昌世回顾展”，正是一个地方性历史研究项目，但我们的视野却扩展至整个岭南地区，而由于夏昌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留学，他在岭南地区的建筑实践其实源自那时自欧洲兴起的现代主义思想，这样我们对他的研究又波及彼时流行的国际风格。(12)在夏昌世的建筑实践最为活跃的年代(1950年代)，也是中国的国家主义建筑大行其道的时候，夏昌世偏居岭南，专注于根据当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来设计适合本土的建筑，他发明的夏氏遮阳法，至今看来仍是一个因地制宜、成本低且环保的出色设计。把夏昌世置于中国现代建筑史的脉络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他其实是一个来自南方的叛逆者，在多数建筑师受命于国家权力去设计那些彰显国家意志的大型建筑时，他却沉迷于地方性建筑语言的探寻，并用欧洲现代主义的方法去构建他的建筑世界。

双年展作为一个大型国际展事，也必然要求我们的策展目光放于一个全球的高度。因此，我们又以另一个特别项目“早期城市建筑电影展”来拓阔我们的历史视野。我们从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借来了8部来自美国、法国、德国和前苏联，制作于上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与城市和建筑相关的16毫米电影，在深圳的展场进行露天放映。这些电影反映了在西方各国大都市崛起的年代，电影作者和艺术家们对于城市生活和建筑空间的细致观察，是早期城市和建筑研究的珍贵视觉资料。这些影片包括三部著名的“城市交响曲”(City Symphony)类型纪录片——沃尔特·鲁特曼的《柏林：城市交响曲》(1928年，德国)、吉加·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1929年，前苏联)、弗朗西斯·汤普森的《纽约！纽约！》(1957年，美国)，还有皮埃尔·舍纳尔与勒·柯布耶合作解释后者对于巴黎街区的规划及一幢建筑的建造过程的《今日建筑》(1930年，法国)，著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曼·雷的《在城堡的骰子之谜》(1929年，法国)以及德国著名导演F.W.默诺的剧情片《日出》(1927年，德国)。中国正处于一个相似的大规模城市化的时代，借鉴西方城市的历史经验，避免它们的错误，可以少走弯路，实属非常之必要。尽管这些影片都充满对刚刚成规模出现的城市生活的礼赞，但拉开历史的视野来看，对城市化的热情拥抱随后就被深入的反思所取代。这些影片作为西方城市化肇始时代的记录，与本届双年展其他国际参展人对今日西方城市的批判，恰好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历史循环。

历史意识之于中国人，常常游离于岁月静好的现世生活，但有时又成为纷扰尘世的心理寄托。在向着未来高歌猛进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历史；在遭遇现实痛击、或被现世困难围堵的时候，我们才寄希望于“历史的仲裁”。在前一种状况下，历史是阻碍人们前行的路障，要除之而后快；在后一种情形里，历史被神化，变成一种近似宗教的信仰，或变成道德裁判所——好人将在历史留名，而作恶则要被历史惩罚。前者是在现实利益前的一种遗忘的本性，后者则养成中国老百姓隐忍的“美德”，正如前来参加本届双年展由Rem Koolhaas和Hans Ulrich Obrist主持的“深圳马拉松访谈”活动的历史写作者十年砍柴（李勇）所说，“给一点阳光就灿烂，给一点水分就泛滥”，(13)他们是历代统治者们所乐见的“贱民”，难以成长为历史的主体。而我们在本届双年展里所倡导的历史意识，是一种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理性自觉——历史是过去的经验，是推动未来进步的力量，也是处于进行时的现实本身；历史就在我们身边，历史就是现实。

双年展的叛逆

双年展制度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全球化运动的开始，国族观念越来越淡化，双年展已越来越成为以城市为单位展开竞争的舞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都希望通过举办双年展来宣传自己的城市品牌，吸引国际游客，至今世界各地已产生了共300多个各种各样的双年展。因为它的流行和泛滥，这个展览形式实际上已经弊端丛生。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在众多国际双年展中，仍算是有特色的，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两个城市合办的国际双年展，并且一直只聚焦于“城市建筑”的议题。作为2009年的总策展人，我和五位女性成员组成的策展团队，除了要设计能切中时代要义的展览主题，邀请大量的国际和本土建筑师、艺术家和思想者参展，组织并梳理其庞杂的内容，更要反思已成流弊的双年展制度，致力于策展观念、方法、运作流程以及双年展制度本身的创新。总而言之，在深圳和香港这样有着深厚的实验和创新传统的地区，我们试图通过本届双年展，努力探索“另一种双年展的可能”。(14)

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定为“城市动员”，旨在探讨在全球化时代，在大多数国家和政府的功能开始收缩，人心离散，社会松懈，流动资本对全世界的操控力增强的情况下，以“城市”的名义，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的可能性。要举办一个投入约1000万元人民币的大型展事，要进行各种动员：例如行政动员，要说服主办政府接受我们的一些大胆出格的构思和设想，并利用它的行政力量，扩大社会动员；商业动员，要吸引社会资金的赞助；学术动员，要邀请最有思 想力和创造力的参展人；公众动员，要吸引普罗大众深入参与双年展，而不是只办成专业人士或艺术圈的小众展览，这同时要求参展人在提交作品时要顾及与一般公众的互动，要通过有趣、创新、思想深刻但表现形式浅白易懂的作品激活一般公众的参与热情。前面几点是所有双年展的题中之义，但最后这点却是我们想要克服多数双年展越来越小众化，观众面局限并多有重复（他们大都是全世界飞的双年展常客）的缺点而作的努力。

在展览场地的选择上，我最初把深圳“二线关”沿线作为主展场的提议失败后，又建议把深圳市民中心——深圳市政府办公所在地前面的市民广场作为主展场。与前面两届都把深圳华侨城的旧厂房作为场地不同，我希望选择这个具有强烈政治象征意味，但同时又很少被市民使用的空间，幸运的是深圳市政府通过了这个提议。事实上，选择这个大尺度的户外空对布展工作是个极大的挑战，但使用它来体现“城市动员”的主题却意义非凡。像多数中国城市政府前面都有一个大型广场一样，深圳的市民广场也一样被用来表达执政权威（或者说被市民理解为这样），这样的单一功能注定令人望而却步，因而也无法像它的命名那样，成为市民们经常使用的公共空间。我们的设想，是通过在它上面安装一些互动性较强的大型装置或临时建筑，吸引市民来此聚会，真正使用这个广场。同时我们也征用了市民广场中轴线北端的一些公共空间和东边两块未开发的空地，以及广场地下车库的室内空间作为主展场的组成部分，后者用来布置一些无法在户外展出的作品。在主展场之外，我们还在南山区发展了两处卫星展场，把双年展更广泛地融入这个城市的不同部分，方便市民就近参观。

在市民广场及其周边的户外场地安装的作品，例如Triptyque建筑小组的“新生物”，朱锫建筑事务所的“沙笼”，荷兰Maurer联合建筑事务所的“树亭”，法国建筑师Didier Fiuza Faustino的“双喜”（这个作品后来被纽约MoMA收藏），旧金山艺术家Rigo 23的“雪牛站”， “弱！建筑”小组的“茧”以及家琨工作室的“随风2009”均成为本届双年展的标志性作品，深受一般公众好评。在激发观众参与方面，安装于市民广场地下展场的日本建筑师中山英之的“水中漫步”，安装于南山两个卫星展场的已故艺术家陈箴的“蹦乐”和旧金山艺术小组Futurefarmers的“超级转盘”，维也纳feld72小组的流动作品“公共拖车”均非常成功，成为本届双年展中的人气作品。(15)

在策展观念和方法上，我并不按照惯常双年展策展人的做法提供学术性的策展论述，而是用文学的形式，通过分享我在深圳这个城市十多年的个人经历，把策展的思想要点穿插在个人故事的6个章节中，并以这6个章节的题目（“在南方”，“渔农考”，“造城热”，“重返街头”，“游乐场”和“未来城邦”）来建立展览的内容结构，归纳和划分参展作品，建立展览叙事的线索。(16)把文学带入双年展系统，其实更大更疯狂的实验体现在本届双年展的又一个特别项目“漫游：建筑体验与文学想象”。我挑选了过去10年来在中国各地建成的有代表性的当代实验建筑，包括Steven Holl设计的万科中心、都市实践设计的土楼公舍、Zaha Hadid设计的广州大剧院、王澍设计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张雷设计的混凝土缝之宅、祝晓峰设计的大沙湾海滨浴场、马清运设计的父亲宅、刘家琨设计的鹿野苑和张轲设计的雅鲁藏布江派镇码头，再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邀请盛可以、韩丽珠、胡昉、路内、阮庆岳、张悦然、胡淑雯、韩东和朱文等华语作家，每个作家对应上述建筑写作一篇与它的空间有关的小说。这个项目最后以一本书的形式来呈现，(17)它包括9个建筑的相关信息和9篇中英文小说，希望作家们对建筑的文学想象，能鼓励读者按此去实地参观每个建筑，以改变一般建筑展览只能看模型而没法亲身体验建筑空间的缺点。

今天各地举办的双年展，通常因为主办政府的城市行销野心，而越来越“景观化”(spectacularization)，但要制造奇观而公共资源又不足应付时，又放手让一些有实际交易动机的商业画廊和商业品牌渗入，于是展览的思想性越来越稀薄，商业味越来越浓重。因为双年展数量日增，而受欢迎的参展人总是限于一个小数目，对这些人的追捧导致双年展的内容越来越相似。双年展观众则退化为“派对动物”，很多人去双年展是社交应酬，对展览本身日渐麻木。有见及此，一些策展人开始出现“反双年展”的倾向，一些双年展甚至以“双年展批判”作为展览的议题。(18)我们在2009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所作的一些实验，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叛逆”。事过4年，再回头看这一次的策展实践，我最大的遗憾是不能解决一些专门制作的大型参展作品的保存和再使用的问题。因为这些作品安装在户外，尺度均非常大，制作费也非常高昂，但50天展期过后，它们就被拆毁并当废物处理了，不能永久留在原地，或挪往它处保存或继续展出。这是非常浪费资源和不环保的。每次想到这里，我总不禁自问：世上的双年展真有必要吗？

2012年去日本参观第5届越後妻有大地艺术祭，深有感触。它每3年举办一届，在新潟县山区的200多个村庄不断发展site-specific作品，前4届累计参观人数超过100万人次，为新潟县带来35亿日元的收益，推动了当地农村的复兴。每届的作品都被永久保存下来，所以每届不仅可以看到当届的新作品，还可以看到往届的旧作品。这是一个良性累积的过程，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我们很需要这样的艺术祭，可惜它在世上是个孤例。同年去韩国光州参加第1届世界双年展论坛，(19)我分享了2009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策展经验，谈到了越後妻有大地艺术祭，也提出了我的疑问，但它马上就被那些正在创办的新双年展的代表们的激情给淹没了——我只能低叹一声，人类已经无法阻挡双年展了，乌呼哀哉！

2013年7月16日，碧山。

注：

(1)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

(2)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参见拙文《流水与裂土：珠江流域的社会流动与空间政治》，英文版发表于The River Project, Cambelltown Arts Centre, Sydney, 2010。

(3)参见拙文《香港疯癫史》，中英文发表于The King of Kowloon: The Art of Tsang Tsou Choi, Damiani, Bologna, 2013。关于“卢亭”的历史渊源，以陈云的论述最为周全，参见陈云，《香港大灵异（初集）：神异传说及民间信仰》，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10年。

(4)数据引自柯兰君(Bettina Gransow)《全球力量与外来妹：珠江三角洲的社会新景观》，载于《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1年。

(5)关于2000年后的中国城市化运动，可参考拙文《癫狂的城市：2001－2010的中国城市化运动》，见本书研究部分。

(6)具体作品参见本书展览档案之“渔农考”部分。

(7)参见本书吕新雨的文章《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

(8)今日中国各地均出现了知识分子的当代乡村建设实践，接续了民国时代未竞的乡村建设运动。可参考拙文《躬耕者：乡村建设在中国》，见本书研究部分。

(9)Lara Almarcegui的作品“一处在深圳河畔的空地”参见本书展览档案之“造城热”部分。

(10)何煌友的深圳摄影作品曾结集出版成《鹏城叙旧》，中国摄影出版社，2000年；《老深圳》，中国摄影出版社，上集出版于2005年，下集出版于2008年。部分作品参见本书展览档案之“在南方”部分。

(11)Leroy W.Demery的部分照片参见本书展览档案之“在南方”部分。

(12)参见本书Eduard Kögel的文章《在革新与现代主义之间：夏昌世与德国》。

(13)参见《建筑·城市·思想：库哈斯与奥布里斯特中国访谈录》，欧宁编，商务印书馆，2012年。

(14)引自拙文《城市动员：另一种双年展的可能》，见本书策展文献。

(15)以上提到的作品均可参见本书展览档案。

(16)这篇个人故事题为《一个叫深圳的城市》，参见本书策展文献。

(17)《漫游：建筑体验与文学想象》，欧宁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

(18)对此我们的策展团队成员姚嘉善有非常详尽的论述，参看本书她的文章《双年展体系的结构性批判，或双年展的未来》。

(19)此届论坛的发言与讨论已经结集出版：Shifting Gravity: World Biennial Forum No. 1, edited by Ute Meta Bauer and Hou Hanru, published by the Gwangju Biennale Foundation and Hatje Cantz Verlag, 2013.

鸣谢

本书编辑设计历时四年，其间因个人事务繁多，导致一再拖延，我首先要感谢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办公室的容忍与宽恕，没有他们的催促和大力支持，这本书将不能完成；其次要感谢我的策展团队成员，四位女策展人Beatrice Galilee、太田佳代子、侯唯唯和姚嘉善，台湾项目统筹许雅筑和展览设计师梁井宇对我长久以来的理解和配合；还要感谢所有参展人的耐心等候，这本总结2009年双年展的出版物理应尽快送达各位手上以作纪念，但一直到今天才得以完成此任务。怀着非常惭愧的心情，我希望大家能喜欢这本终于得以出版的书。

长达四年的拖延，唯一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拉阔时间的视野去回顾2009年的这届双年展。这届双年展所关注的城市研究、乡村建设、地缘政治、区域历史以及双年展体制等议题，一直是我后来持续研究和实践的范围，因此，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机会发表对这些议题的一系列后续思考。也很感谢Eduard Kögel、姚嘉善和吕新雨后来惠赐新稿，让这本书的研究部分能充实新的内容。在这届双年展开幕时所出版的中英文导览手册，由彭嫣菡编辑、黄立光设计，对这届双年展的内容作了非常系统的梳理，加上展览开幕后孙晓曦和白小刺所拍摄的纪录图片，为本书编辑提供非常清晰的线索和文献材料，在这里我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虽然由我编辑，但作出最大贡献的是设计师小马与橙子，他们两位在双年展开幕前已经和我合作设计了后来在德国莱比锡获得“世界最美的书”大奖的《漫游：建筑体验与文学想象》一书，此书作为本届双年展的特别项目，成为一个夺目的亮点。这次他们再度承担本书的设计工作，出色的编排和制作手法，令本书再次成为一本非常完美的精品。没有他们的设计探索和苦心造诣，我没法保证本书在制作上的精美和考究。在感谢他们的同时，我还要感谢他们介绍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没有他们的出版和发行，本书只会是一本内部出版物，而无法进入图书市场被更多读者看到。

最后，我再一次感谢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办公室，所有的赞助支持单位，所有策展团队工作人员，所有参展人和所有活动的嘉宾，是他们，令我们的想法得以在2009年的双年展上完美实现。我还要再一次感谢以下人士，他们在这届双年展的筹备过程中曾给予我们助力（按姓氏A-Z顺序）：Christine de Bann, Shumon Basar, 毕学锋, Biljana Ciric, Ole Bouman, Magnus Ericson, 冯果川，冯宇, Adriana Forconi, Andrew Gluckman, Ekaterina V. Golovatyuk, 侯翰如，黄坚新，Sarah Ichioka, 伊东丰雄，Manon Janssens, Rem Koolhaas, Zak Kyes, 梁小武，金岛隆弘, Hyoeun Kim, Barbara London, Markus Miessen, Henry Ng, Hans Ulrich Obrist, Robin Peckham, David Quadrio, Woody Yao, Simon Yu, 张达利和朱德才。谢谢大家！

欧宁

2013年7月22日，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