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寜，詩人、藝術傢、策展人、齣版人。1969年生於廣東遂溪, 1989年至2000年他一直求學、生活、工作於深圳, 是獨立音樂團體新群眾以及獨立電影團體緣影會的創建人,2000年遷至廣州，2004年與藝術傢曹斐創辦瞭立足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另類文化藝術工作平颱彆館(Alternative Archive) 。2006年離開廣州遷至北京，2008年起擔任邵忠基金會總監。

他曾拍攝紀錄片《三元裏》和《煤市街》，在世界各地展齣、放映並被收藏、研究。連續策劃三屆大聲展(2005,2007,2010)，並為倫敦蛇形畫廊在倫敦巴特西電站策劃瞭聲音藝術的展覽項目《喚醒巴特西》(2006);曾擔任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總策展人，第53屆威尼斯雙年展Benesse大奬評委，2009日本橫濱國際影像節評委，2011成都雙年展國際設計展策展人，2011古根海姆美術館亞洲藝術委員會成員和第22屆米蘭非洲拉丁美洲亞洲電影節評委。

他不僅是個高産的博客作者，同時也為各種雜誌和齣版物寫作，並經常應邀在世界各地演講和參加學術會議。2011年創辦《天南》文學雙月刊並任主編，同時發起緻力於鄉村建設和共同生活實驗的“碧山共同體”計劃。編有《北京新聲》、《漫遊：建築體驗與文學想象》和《建築·城市·思想：庫哈斯和奧布裏斯特中國訪談錄》等書。

南方以南：空間、地緣、曆史與雙年展

此文為《南方以南：空間、地緣、曆史與雙年展》（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全記錄，中國青年齣版社，2014年）一書序言。

歐寜

關於中國的地理分割，黃仁宇曾在《大曆史不會萎縮》一書中提齣“15英寸等雨綫”的劃分方法：“在中國地圖上可以畫齣一條15英寸等雨綫……凡綫之以南以東，平均每年至少有15英寸之雨量，可堪耕作，綫之以北以西，則低於此最少的雨量。而這等雨綫也是鬍漢之分劃和少數民族及多數民族幾韆年長期交兵之處，而尤以氣候乾旱和人口過剩時為然。”(1)此綫部分與長城重閤，東南屬農耕文化，西北屬遊牧文化。這其實是黃仁宇根據曆史上的土地和氣候資源分配、空間生産方式以及不同的區域文化特性推演齣來的一條曆史學的分界綫。而在地理學上，流行南北之分：以秦嶺和淮河為界，秦嶺－淮河綫是江河鼕季結冰的分界綫，也是亞熱帶和溫帶的分界綫，一月0℃等溫綫通過秦嶺－淮河綫，此綫以南屬亞熱帶，稱南方；以北屬溫帶，稱北方。但更為深入人心的是以長江為界劃分南北的習慣：經曆西晉時期的“永嘉之亂”之後，大量中原望族南遷至長江以東（史稱“衣冠南渡”），他們所帶來的先進農業後來進一步推移至長江以南，從而形成富庶的“江南”特稱，到瞭南北朝，以長江劃分南北的觀念便固定下來。依此觀念，北方大緻包括華北、東北和西北地區；南方則大緻包括華東、中南和西南地區。

深圳和香港這兩個毗鄰的邊境城市，地處中國大陸版圖南端，堪稱“南方以南”。它們位處珠江三角洲，在很多曆史文獻中，這裏被視為蠻煙瘴雨之地，原住民多是“以舟為室，以水為陸，浮生江海者”，(2)即水上居民，粵語稱疍民，它的耕地乃由中原南遷的衣冠華胄開發沙田而來。在香港，由於曆史身份認同的需要，有人曾根據相關曆史文獻考證香港人的始祖為“盧亭”——東晉年間齣沒在大奚山（大嶼山與香港島的閤稱）一帶，身上長鱗、愛喝雞血的魚人，據說也是珠江疍民的祖先。(3)疍民以水為傢，沒有地權，一直被視為賤民，甚至不能參加科舉，也因此培育齣遠離中央政權、不參與主流社會的基因。珠江三角洲地處偏遠，蠻荒未化，在曆史上更是官僚係統失敗者的發配之地，本地的叛逆者和外來的失意者的交匯，更使這個地區形成一種不依附主流係統、獨立拓展生存空間的曆史性格。這一性格，與全球視野中的“南方”正好吻閤：所謂“南方國傢”主要是指南半球的欠發達地區，包括非洲中南部、美洲中南部和南亞的眾多發展中國傢，即毛澤東所謂的“第三世界”。在北方發達國傢通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潮流中，南方國傢一直反抗這種主流發展模式，嘗試尋找另類的現代化之路。

因此，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全世界，“南方”都代錶瞭一種不與主流妥協的精神，而“南方以南”，則是這種精神的極緻化。2009年的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正是試圖從空間、地緣和曆史的角度，檢視這兩個邊境城市的叛逆性格和創新精神的結果。

空間變遷

香港於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這是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慘敗的結局，孰料一百多年前的“恥辱”，卻造就瞭香港日後在亞太地區成為璀璨奪目的國際大都會，在英國人的管治下，它成瞭國際金融、服務業及航運業的樞紐，以廉潔社會、優良治安、經濟自由和法律製度完備聞名於世。在上世紀70年代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的歲月裏，它更成為一個支點，反過來撬動當代中國曆史的飛躍。深圳原是它毗鄰的一個沉沉大睡的小漁村，1979年開始籌備建立深圳市，1980年正式成為深圳經濟特區，拉開瞭整個國傢改革開放的大幕。在撥亂反正、百廢待興的1970年代末，曆史的魔術棒指嚮這個邊陲漁村，完全是因為要嚮它近鄰的香港藉力。那時的香港，經過20年的經濟增長，製造業發達，金融資本匯聚，已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在文革亂象令人膽寒的後續影響中，其它國傢和地區的外資對中國都望而卻步，隻有香港，因為離大陸最近，且同宗同文，兼是海外華人的中心紐帶，這種顧慮最有可能被打破。中央政府在深圳設立經濟特區，正是希望通過民族親緣關係把香港的資本吸引過來。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香港，就沒有今日的深圳。

今日深圳已經是中國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根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每平方公裏已達5201人。它也是全世界成長最快的城市，從一個小小漁村到人口過1000萬的特大城市，隻用瞭30年。早期深圳主要靠發展“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料裝配和補償貿易）的勞動密集型經濟模式來完成原始積纍，由香港人在此投資設廠，吸納本地及外來的農村勞動力進入生産綫，他們所完成的産品再齣口到國際市場。這種經濟模式從深圳波及整個珠三角地區，大量的農業用地開始轉化為工業用地，到處蓋起瞭各種各樣的工廠，自此這一地區的空間特徵大變，據統計，這裏的人均耕地麵積截止至1990年時，已從1979年的1.06畝下降至0.67畝。(4)這一經濟模式也是農村城市化初期的主要形式，直到1992年鄧小平到深圳發錶“南巡講話”之後，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纔開始轉為以服務業和房地産業為主體，城市化纔進入白熱化階段。過去以漁農生産為主的空間組織形式，先是切換為工廠、物流係統的空間布局，繼而轉化為多功能、綜閤性的消費型大都市空間。

深圳經濟特區的早期曆史可以說是中央政府、香港投資者和大量從各省遷來的移民和打工者一同締造的。因為有來自北京的特殊政策，這裏的開拓者們可以放開手腳，進行各種製度創新。從土地交易、産權結構、分配方式、稅收係統、海關設置、金融製度、城市規劃到人口管理，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在國傢原有的製度框架內尋找突破的新路，亦即另類現代化(Alternative Modernization)之路。他們甚至設想發行經濟特區專用貨幣，隻是沒有成功。許多創新舉措在保守派看來，甚至稱得上是“叛逆”。這種篳路藍縷的創新精神，既可理解為他們的膽量、勤勉和纔華，也可理解為舉國思變的共同意誌。曆史似乎總是樂於選擇南方來展開它的實驗，從早期廣州的開埠，到孫中山的國民革命，到深圳經濟特區的開天闢地，莫不如是。

2009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鼓勵參展建築師和藝術傢們研究深圳城市空間的變遷，以此作為觸點，檢視這個城市所推行的社會改革方案30年來的得與失。深圳是一個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推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實驗産物，它不惜一切謀求發展的決心最後取得瞭驕人的成就，但也付齣瞭不小的代價。在30年的高速發展中，快速和全麵的城市化，導緻這個地區的農業係統和鄉村社會全綫崩解，再加上它吸納瞭大量全國各地的農村勞動力，也牽動瞭內地農村的空心化和農業的破産。深圳經濟特區的經驗一直到2000年中央政府推行“西部大開發”政策時仍被視為模範，它甚至被中央政府引入非洲的投資計劃，要在某些非洲國傢成立類似的經濟特區。(5)因此很多參展建築師和藝術傢們並不把深圳的實驗當成僅限於本土的孤例，而是涉及全中國，甚至是中國推行“反嚮全球化”的外交和投資政策中起到主導作用的大實驗。針對它的負麵影響，我在這屆雙年展中提齣“鄉土主義”(Ruralism)的主張，倡議研究農村、農業、農民在激進的城市化運動中的命運，並尋求激活鄉土社會的解決方案。來自美國的WORKac，Joseph Grima、Jeffrey Johnson和Jose Espara，來自巴西的Triptyque，來自颱灣的劉國滄及其打開聯閤工作室，謝英俊、阮慶嶽和芬蘭藝術傢Marco Casagrande組成的“弱！建築”小組，來自中國的硃錇建築事務所，傢琨工作室和鄭國榖、陳再炎、孫慶麟組成的“陽江組”，都提齣瞭相關的思考，展齣瞭以鄉村建設或以城鄉互哺為目標的方案，旨在平息城鄉衝突，達成它們之間的平衡。(6)為此我還在本屆雙年展組織瞭“農業中國:鄉土主義的烏托邦”的研討會，從學術上梳理以深圳經驗為代錶的城市化運動對中國廣大農村的影響，並提齣相關的對策。(7)我們在本屆雙年展上對過度城市化的批判和對鄉村建設問題的反思，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形成共識並衍為潮流。(8)

地緣關係

深圳和香港隻一河之隔，兩邊分屬不同的政治製度，它們之間的邊境綫稱為“一綫關”。邊境不僅是地理上的界綫，用來界定兩個城市的地緣關係，也是不同社會製度的臨界點，是一個既清晰又模糊的社會空間。正常日子，深圳邊境的原住民可憑“過境耕作證”進行越境耕作；而在中英關係緊張的時期，雙方劍拔弩張，邊境則變成敵我關係的生死綫。但即便是這樣危險的時期，仍有大量叛逆者冒死越境投奔香港。1957年，中國發起涉及社會各階層的“反右運動”，深圳邊境齣現瞭第一次的“逃港潮”；1959年至1961年，由於“大躍進”運動鼓勵全民“土法煉鋼”，犧牲農業全力以赴支持國傢的工業化，導緻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大麵積飢荒，1962年深圳邊境再次爆發“逃港潮”，來自深圳本地、寶安、東莞、惠陽、南海、廣州、颱山、海豐、潮安以及全國12個省市自治區的逃港者集結在深圳邊境，一天成功逃港達4000人，超過50000人被當場勸返。1979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前夕，仍有約100000人試圖逃港，隻有約40000人成功。這種洶湧的“逃港潮”，曾使深圳的邊防部隊和寶安的公安機關疲於應付。1977年鄧小平廣州時，對此曾發錶意見：“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管得瞭的。”這句話裏其實已經隱含著深圳曆史變遷的誘因。

逃港者的廉價勞動力被香港接納，為香港的經濟騰飛、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作齣瞭巨大的貢獻。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後，這些逃港者因為鄉念所及，又返迴投資，為傢鄉建設提供瞭最初的助力。政治衝突和親緣觀念反復淘洗著深港的邊境空間，往返其中的故事悲壯動人、可歌可泣。日後中國崛起，經濟飛速成長，深圳成瞭一個財富匯聚、社會穩定的超大城市，而香港則因金融風暴和全球經濟危機一蹶不振，加上本身發展空間捉襟見肘，國際地位日益下落，在大中華地區更是越來越被邊緣化，於是兩個城市開始探討共享資源、共同發展的新路。兩個城市的關係曾在曆史中反復起伏，最後迴歸唇齒相依的狀態，互相幫助，甚至共同舉辦“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可謂功德圓滿。但是要辦成一個真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型雙城雙年展，仍有不少製度睏難需要剋服。2009年的這屆雙年展，紐約的Diller Scofidio + Renfro建築事務所曾提齣一個參展方案：租用一架直升飛機在深港邊境上空越境飛行，並從直升飛機上掛下各種標語口號。這本是一個強有力的揭示深港地緣關係、挑戰兩地閤作能力的方案，但最後因為兩個城市的領空和邊境管理無法突破各自的製度瓶頸而無法實施。但住在荷蘭的西班牙藝術傢Lara Almarcegui卻成功深入瞭深港邊境一塊被規劃忽略、使用狀況不明晰的空地，揭示瞭這一地塊作為邊境“零餘者”的處境。(9)後來深圳和香港政府把邊境河套地區的聯閤開發再次提上議事日程，證明瞭藝術傢對深港地緣關係敏銳的觀察力。

深圳作為經濟特區，曾對內地中國人進入特區采用“邊防證”的管理製度，因此，在特區與內地之間，也劃設瞭一條地理界綫，稱為“二綫關”。“二綫關”於1982年動工興建，1985年交付使用，東起小梅沙，西至南頭安樂村，全長126公裏，共有南頭、布吉、梅林、同樂、白芒、沙灣、鹽田、背仔角等8個檢查站及多個耕作口（方便當地居民齣入耕作），巡邏道長達90公裏，有163個執勤崗樓以及高2.8米的鐵絲網，並有照明、通訊、供水等設施，目前仍由廣東省武警邊防七支隊管轄。建檢查站超過10多億元；每年全部開支高達幾韆萬元。“二綫關”把深圳市區與中國內地隔開，在控製特區人口方麵曾起到重要作用（不少早期從內地來深圳的尋夢者都有過躲在車尾箱“闖關”的經曆），但隨著深圳城市功能的轉換（從經濟特區逐步過渡到國際性城市），深圳與內地的地緣關係已經同質化，各檢查站對車輛和行人通行證的檢查也形同虛設。可是這些建築在交通要道上的存在仍然影響深圳市民齣入的便利，阻礙深圳的物流和人流，製造關內關外地價和房價的不平等，長期維護它更造成很大的社會資源浪費。有意思的是，從2001年起，深圳市民已通過一年一度的“磨房深圳百公裏”行走活動，在悄悄改變著“二綫關”的空間功能。數韆人聚集在一起，徒步走完“二綫關”全長126公裏的全程，用自己的腳力來丈量深圳。除瞭檢查站、崗樓和鐵絲網外，“二綫關”沿綫還保留著美麗的自然風光和農耕文化，它由此變成瞭一條進行戶外運動的上佳路綫。

盡管人們對撤除“二綫關”的呼聲越來越高，我卻認為，它不應被拆除，而應被保護起來，但要徹底改變它的功能。“二綫關”的曆史緊密聯係著深圳經濟特區的曆史，可以說是深圳經濟特區最重要的物理遺跡，是深圳城市曆史身份的見證。找尋深圳的城市屬性以及未來發展空間，“二綫關”是一把最重要的鑰匙。2005年深圳城市＼建築雙年展剛創辦，我作為參展人提交的作品是三頻錄像“二綫關·插花地·城中村”，首次對“二綫關”作瞭全麵的調研和拍攝；2007年參加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首次與香港閤辦），我提交的作品是“邊界計劃”，針對“二綫關”特定的自然地貌和曆史文化脈絡，進行地景藝術、大型裝置、雕塑和臨時建築的即興創作，例如把各個檢查站的建築物改造成臨時招待所、時鍾酒店、蹦極跳颱、農貿市場、寺廟、博物館、太空館等，還在這裏發展滑闆、賽車、馬拉鬆、競走以及其它戶外運動項目等。它以動畫的形式來展示對開發“二綫關”的暢想，希望由此引發深圳市民更多的創意，以民間的智慧和草根的風格，來占領和使用這一城市邊界空間。2009年我是雙年展總策展人，曾提議把展覽場地設在“二綫關”沿綫，通過這一大型展事促成“二綫關”的改造，但因利益關係復雜，沒有成功。

曆史意識

2009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舉辦之時，恰逢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離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僅差一年。這是一個很好的時間節點，來迴顧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首個實驗點的曆史。我們找到何煌友，一個土生土長的深圳攝影師，他的攝影紀錄瞭深圳自1960年代起至不同曆史時期的社會生活以及重要的曆史事件。在他的海量攝影作品中，有早期深圳的漁農生産場景，有文革時期的不同群眾政治運動，有深港邊境交通和駐防的記錄，有1979年的“逃港潮”，有沙頭角中英街最初的市集，有北京領導人實地考察指點深圳未來的場麵，有深圳交通中樞深南路的開拓，有深圳第一幢高樓國貿大廈的施工建設，有女工埋首生産綫的勞動場麵……這種百科全書式的曆史檔案照片，雖然帶有官方新聞宣傳的意味，但卻從不同的角度讓人窺見深圳的曆史性格得以形成的各種細節。(10)我們也找到Leroy W. Demery拍於1980年的一組關於深圳的舊照片，那時他還是一個27歲的美國青年，來自洛杉磯，因為考察鐵路交通來到香港，報名參加瞭一天的過境遊，他的鏡頭記錄瞭深圳被曆史喚醒前貧睏但安靜的村鎮生活。這是我們能找到的第一組由外國人拍攝的早期深圳的彩色照片，完全從個人角度，不帶任何意識形態偏見，把深圳剛剛被設為經濟特區那一年的社會風貌雕刻在一捲柯達康(Kodachrome)的彩色底片上：東門一帶那些仍保存著民國風格的民居，戴草帽、騎自行車的零星居民，幼兒園中天真無邪的兒童，不知曆史巨變之將至。(11)

這些曆史圖片的展齣，一方麵是試圖讓深圳市民辨清自己的城市的來路，在曆史的認知中加深對這個城市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另一方麵也是我們的策展思想對曆史意識的張揚。本屆雙年展強調聚焦地方研究和地域感的營造，邀請世界各地的智慧力量來共商本地議題，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視野僅限於深圳本土，而是把地方性議題放在一個全球的框架下進行深入討論。我們所倡導的曆史意識，也不止於關注本土曆史，而是同樣采取一個全球視野。本屆雙年展的其中一個特彆項目“在陽光下——嶺南建築師夏昌世迴顧展”，正是一個地方性曆史研究項目，但我們的視野卻擴展至整個嶺南地區，而由於夏昌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德國留學，他在嶺南地區的建築實踐其實源自那時自歐洲興起的現代主義思想，這樣我們對他的研究又波及彼時流行的國際風格。(12)在夏昌世的建築實踐最為活躍的年代(1950年代)，也是中國的國傢主義建築大行其道的時候，夏昌世偏居嶺南，專注於根據當地的氣候和地理條件來設計適閤本土的建築，他發明的夏氏遮陽法，至今看來仍是一個因地製宜、成本低且環保的齣色設計。把夏昌世置於中國現代建築史的脈絡中，我們很容易看齣他其實是一個來自南方的叛逆者，在多數建築師受命於國傢權力去設計那些彰顯國傢意誌的大型建築時，他卻沉迷於地方性建築語言的探尋，並用歐洲現代主義的方法去構建他的建築世界。

雙年展作為一個大型國際展事，也必然要求我們的策展目光放於一個全球的高度。因此，我們又以另一個特彆項目“早期城市建築電影展”來拓闊我們的曆史視野。我們從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藉來瞭8部來自美國、法國、德國和前蘇聯，製作於上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與城市和建築相關的16毫米電影，在深圳的展場進行露天放映。這些電影反映瞭在西方各國大都市崛起的年代，電影作者和藝術傢們對於城市生活和建築空間的細緻觀察，是早期城市和建築研究的珍貴視覺資料。這些影片包括三部著名的“城市交響麯”(City Symphony)類型紀錄片——沃爾特·魯特曼的《柏林：城市交響麯》(1928年，德國)、吉加·維爾托夫的《持攝影機的人》(1929年，前蘇聯)、弗朗西斯·湯普森的《紐約！紐約！》(1957年，美國)，還有皮埃爾·捨納爾與勒·柯布耶閤作解釋後者對於巴黎街區的規劃及一幢建築的建造過程的《今日建築》(1930年，法國)，著名超現實主義藝術傢曼·雷的《在城堡的骰子之謎》(1929年，法國)以及德國著名導演F.W.默諾的劇情片《日齣》(1927年，德國)。中國正處於一個相似的大規模城市化的時代，藉鑒西方城市的曆史經驗，避免它們的錯誤，可以少走彎路，實屬非常之必要。盡管這些影片都充滿對剛剛成規模齣現的城市生活的禮贊，但拉開曆史的視野來看，對城市化的熱情擁抱隨後就被深入的反思所取代。這些影片作為西方城市化肇始時代的記錄，與本屆雙年展其他國際參展人對今日西方城市的批判，恰好形成一個首尾呼應的曆史循環。

曆史意識之於中國人，常常遊離於歲月靜好的現世生活，但有時又成為紛擾塵世的心理寄托。在嚮著未來高歌猛進的時候，我們常常忘記曆史；在遭遇現實痛擊、或被現世睏難圍堵的時候，我們纔寄希望於“曆史的仲裁”。在前一種狀況下，曆史是阻礙人們前行的路障，要除之而後快；在後一種情形裏，曆史被神化，變成一種近似宗教的信仰，或變成道德裁判所——好人將在曆史留名，而作惡則要被曆史懲罰。前者是在現實利益前的一種遺忘的本性，後者則養成中國老百姓隱忍的“美德”，正如前來參加本屆雙年展由Rem Koolhaas和Hans Ulrich Obrist主持的“深圳馬拉鬆訪談”活動的曆史寫作者十年砍柴（李勇）所說，“給一點陽光就燦爛，給一點水分就泛濫”，(13)他們是曆代統治者們所樂見的“賤民”，難以成長為曆史的主體。而我們在本屆雙年展裏所倡導的曆史意識，是一種與現實交織在一起的理性自覺——曆史是過去的經驗，是推動未來進步的力量，也是處於進行時的現實本身；曆史就在我們身邊，曆史就是現實。

雙年展的叛逆

雙年展製度發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曆史，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全球化運動的開始，國族觀念越來越淡化，雙年展已越來越成為以城市為單位展開競爭的舞颱，不同國傢和地區的城市都希望通過舉辦雙年展來宣傳自己的城市品牌，吸引國際遊客，至今世界各地已産生瞭共300多個各種各樣的雙年展。因為它的流行和泛濫，這個展覽形式實際上已經弊端叢生。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在眾多國際雙年展中，仍算是有特色的，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兩個城市閤辦的國際雙年展，並且一直隻聚焦於“城市建築”的議題。作為2009年的總策展人，我和五位女性成員組成的策展團隊，除瞭要設計能切中時代要義的展覽主題，邀請大量的國際和本土建築師、藝術傢和思想者參展，組織並梳理其龐雜的內容，更要反思已成流弊的雙年展製度，緻力於策展觀念、方法、運作流程以及雙年展製度本身的創新。總而言之，在深圳和香港這樣有著深厚的實驗和創新傳統的地區，我們試圖通過本屆雙年展，努力探索“另一種雙年展的可能”。(14)

本屆雙年展的主題定為“城市動員”，旨在探討在全球化時代，在大多數國傢和政府的功能開始收縮，人心離散，社會鬆懈，流動資本對全世界的操控力增強的情況下，以“城市”的名義，進行廣泛深入的社會動員的可能性。要舉辦一個投入約1000萬元人民幣的大型展事，要進行各種動員：例如行政動員，要說服主辦政府接受我們的一些大膽齣格的構思和設想，並利用它的行政力量，擴大社會動員；商業動員，要吸引社會資金的贊助；學術動員，要邀請最有思 想力和創造力的參展人；公眾動員，要吸引普羅大眾深入參與雙年展，而不是隻辦成專業人士或藝術圈的小眾展覽，這同時要求參展人在提交作品時要顧及與一般公眾的互動，要通過有趣、創新、思想深刻但錶現形式淺白易懂的作品激活一般公眾的參與熱情。前麵幾點是所有雙年展的題中之義，但最後這點卻是我們想要剋服多數雙年展越來越小眾化，觀眾麵局限並多有重復（他們大都是全世界飛的雙年展常客）的缺點而作的努力。

在展覽場地的選擇上，我最初把深圳“二綫關”沿綫作為主展場的提議失敗後，又建議把深圳市民中心——深圳市政府辦公所在地前麵的市民廣場作為主展場。與前麵兩屆都把深圳華僑城的舊廠房作為場地不同，我希望選擇這個具有強烈政治象徵意味，但同時又很少被市民使用的空間，幸運的是深圳市政府通過瞭這個提議。事實上，選擇這個大尺度的戶外空對布展工作是個極大的挑戰，但使用它來體現“城市動員”的主題卻意義非凡。像多數中國城市政府前麵都有一個大型廣場一樣，深圳的市民廣場也一樣被用來錶達執政權威（或者說被市民理解為這樣），這樣的單一功能注定令人望而卻步，因而也無法像它的命名那樣，成為市民們經常使用的公共空間。我們的設想，是通過在它上麵安裝一些互動性較強的大型裝置或臨時建築，吸引市民來此聚會，真正使用這個廣場。同時我們也徵用瞭市民廣場中軸綫北端的一些公共空間和東邊兩塊未開發的空地，以及廣場地下車庫的室內空間作為主展場的組成部分，後者用來布置一些無法在戶外展齣的作品。在主展場之外，我們還在南山區發展瞭兩處衛星展場，把雙年展更廣泛地融入這個城市的不同部分，方便市民就近參觀。

在市民廣場及其周邊的戶外場地安裝的作品，例如Triptyque建築小組的“新生物”，硃錇建築事務所的“沙籠”，荷蘭Maurer聯閤建築事務所的“樹亭”，法國建築師Didier Fiuza Faustino的“雙喜”（這個作品後來被紐約MoMA收藏），舊金山藝術傢Rigo 23的“雪牛站”， “弱！建築”小組的“繭”以及傢琨工作室的“隨風2009”均成為本屆雙年展的標誌性作品，深受一般公眾好評。在激發觀眾參與方麵，安裝於市民廣場地下展場的日本建築師中山英之的“水中漫步”，安裝於南山兩個衛星展場的已故藝術傢陳箴的“蹦樂”和舊金山藝術小組Futurefarmers的“超級轉盤”，維也納feld72小組的流動作品“公共拖車”均非常成功，成為本屆雙年展中的人氣作品。(15)

在策展觀念和方法上，我並不按照慣常雙年展策展人的做法提供學術性的策展論述，而是用文學的形式，通過分享我在深圳這個城市十多年的個人經曆，把策展的思想要點穿插在個人故事的6個章節中，並以這6個章節的題目（“在南方”，“漁農考”，“造城熱”，“重返街頭”，“遊樂場”和“未來城邦”）來建立展覽的內容結構，歸納和劃分參展作品，建立展覽敘事的綫索。(16)把文學帶入雙年展係統，其實更大更瘋狂的實驗體現在本屆雙年展的又一個特彆項目“漫遊：建築體驗與文學想象”。我挑選瞭過去10年來在中國各地建成的有代錶性的當代實驗建築，包括Steven Holl設計的萬科中心、都市實踐設計的土樓公捨、Zaha Hadid設計的廣州大劇院、王澍設計的中國美院象山校區、張雷設計的混凝土縫之宅、祝曉峰設計的大沙灣海濱浴場、馬清運設計的父親宅、劉傢琨設計的鹿野苑和張軻設計的雅魯藏布江派鎮碼頭，再從中國大陸、香港和颱灣邀請盛可以、韓麗珠、鬍昉、路內、阮慶嶽、張悅然、鬍淑雯、韓東和硃文等華語作傢，每個作傢對應上述建築寫作一篇與它的空間有關的小說。這個項目最後以一本書的形式來呈現，(17)它包括9個建築的相關信息和9篇中英文小說，希望作傢們對建築的文學想象，能鼓勵讀者按此去實地參觀每個建築，以改變一般建築展覽隻能看模型而沒法親身體驗建築空間的缺點。

今天各地舉辦的雙年展，通常因為主辦政府的城市行銷野心，而越來越“景觀化”(spectacularization)，但要製造奇觀而公共資源又不足應付時，又放手讓一些有實際交易動機的商業畫廊和商業品牌滲入，於是展覽的思想性越來越稀薄，商業味越來越濃重。因為雙年展數量日增，而受歡迎的參展人總是限於一個小數目，對這些人的追捧導緻雙年展的內容越來越相似。雙年展觀眾則退化為“派對動物”，很多人去雙年展是社交應酬，對展覽本身日漸麻木。有見及此，一些策展人開始齣現“反雙年展”的傾嚮，一些雙年展甚至以“雙年展批判”作為展覽的議題。(18)我們在2009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所作的一些實驗，也算是某種程度上的“叛逆”。事過4年，再迴頭看這一次的策展實踐，我最大的遺憾是不能解決一些專門製作的大型參展作品的保存和再使用的問題。因為這些作品安裝在戶外，尺度均非常大，製作費也非常高昂，但50天展期過後，它們就被拆毀並當廢物處理瞭，不能永久留在原地，或挪往它處保存或繼續展齣。這是非常浪費資源和不環保的。每次想到這裏，我總不禁自問：世上的雙年展真有必要嗎？

2012年去日本參觀第5屆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深有感觸。它每3年舉辦一屆，在新潟縣山區的200多個村莊不斷發展site-specific作品，前4屆纍計參觀人數超過100萬人次，為新潟縣帶來35億日元的收益，推動瞭當地農村的復興。每屆的作品都被永久保存下來，所以每屆不僅可以看到當屆的新作品，還可以看到往屆的舊作品。這是一個良性纍積的過程，也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我們很需要這樣的藝術祭，可惜它在世上是個孤例。同年去韓國光州參加第1屆世界雙年展論壇，(19)我分享瞭2009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的策展經驗，談到瞭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也提齣瞭我的疑問，但它馬上就被那些正在創辦的新雙年展的代錶們的激情給淹沒瞭——我隻能低嘆一聲，人類已經無法阻擋雙年展瞭，烏呼哀哉！

2013年7月16日，碧山。

注：

(1)黃仁宇，《大曆史不會萎縮》，廣西師範大學齣版社，北京，2004年。

(2)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參見拙文《流水與裂土：珠江流域的社會流動與空間政治》，英文版發錶於The River Project, Cambelltown Arts Centre, Sydney, 2010。

(3)參見拙文《香港瘋癲史》，中英文發錶於The King of Kowloon: The Art of Tsang Tsou Choi, Damiani, Bologna, 2013。關於“盧亭”的曆史淵源，以陳雲的論述最為周全，參見陳雲，《香港大靈異（初集）：神異傳說及民間信仰》，花韆樹齣版有限公司，香港，2010年。

(4)數據引自柯蘭君(Bettina Gransow)《全球力量與外來妹：珠江三角洲的社會新景觀》，載於《都市裏的村民：中國大城市的流動人口》，中央編譯齣版社，北京，2001年。

(5)關於2000年後的中國城市化運動，可參考拙文《癲狂的城市：2001－2010的中國城市化運動》，見本書研究部分。

(6)具體作品參見本書展覽檔案之“漁農考”部分。

(7)參見本書呂新雨的文章《新鄉土主義，還是城市貧民窟》。

(8)今日中國各地均齣現瞭知識分子的當代鄉村建設實踐，接續瞭民國時代未競的鄉村建設運動。可參考拙文《躬耕者：鄉村建設在中國》，見本書研究部分。

(9)Lara Almarcegui的作品“一處在深圳河畔的空地”參見本書展覽檔案之“造城熱”部分。

(10)何煌友的深圳攝影作品曾結集齣版成《鵬城敘舊》，中國攝影齣版社，2000年；《老深圳》，中國攝影齣版社，上集齣版於2005年，下集齣版於2008年。部分作品參見本書展覽檔案之“在南方”部分。

(11)Leroy W.Demery的部分照片參見本書展覽檔案之“在南方”部分。

(12)參見本書Eduard Kögel的文章《在革新與現代主義之間：夏昌世與德國》。

(13)參見《建築·城市·思想：庫哈斯與奧布裏斯特中國訪談錄》，歐寜編，商務印書館，2012年。

(14)引自拙文《城市動員：另一種雙年展的可能》，見本書策展文獻。

(15)以上提到的作品均可參見本書展覽檔案。

(16)這篇個人故事題為《一個叫深圳的城市》，參見本書策展文獻。

(17)《漫遊：建築體驗與文學想象》，歐寜編，中國青年齣版社，2009年。

(18)對此我們的策展團隊成員姚嘉善有非常詳盡的論述，參看本書她的文章《雙年展體係的結構性批判，或雙年展的未來》。

(19)此屆論壇的發言與討論已經結集齣版：Shifting Gravity: World Biennial Forum No. 1, edited by Ute Meta Bauer and Hou Hanru, published by the Gwangju Biennale Foundation and Hatje Cantz Verlag, 2013.

鳴謝

本書編輯設計曆時四年，其間因個人事務繁多，導緻一再拖延，我首先要感謝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辦公室的容忍與寬恕，沒有他們的催促和大力支持，這本書將不能完成；其次要感謝我的策展團隊成員，四位女策展人Beatrice Galilee、太田佳代子、侯唯唯和姚嘉善，颱灣項目統籌許雅築和展覽設計師梁井宇對我長久以來的理解和配閤；還要感謝所有參展人的耐心等候，這本總結2009年雙年展的齣版物理應盡快送達各位手上以作紀念，但一直到今天纔得以完成此任務。懷著非常慚愧的心情，我希望大傢能喜歡這本終於得以齣版的書。

長達四年的拖延，唯一的好處是可以讓我們拉闊時間的視野去迴顧2009年的這屆雙年展。這屆雙年展所關注的城市研究、鄉村建設、地緣政治、區域曆史以及雙年展體製等議題，一直是我後來持續研究和實踐的範圍，因此，這本書給瞭我一個機會發錶對這些議題的一係列後續思考。也很感謝Eduard Kögel、姚嘉善和呂新雨後來惠賜新稿，讓這本書的研究部分能充實新的內容。在這屆雙年展開幕時所齣版的中英文導覽手冊，由彭嫣菡編輯、黃立光設計，對這屆雙年展的內容作瞭非常係統的梳理，加上展覽開幕後孫曉曦和白小刺所拍攝的紀錄圖片，為本書編輯提供非常清晰的綫索和文獻材料，在這裏我要對他們錶示衷心的感謝。

本書雖然由我編輯，但作齣最大貢獻的是設計師小馬與橙子，他們兩位在雙年展開幕前已經和我閤作設計瞭後來在德國萊比锡獲得“世界最美的書”大奬的《漫遊：建築體驗與文學想象》一書，此書作為本屆雙年展的特彆項目，成為一個奪目的亮點。這次他們再度承擔本書的設計工作，齣色的編排和製作手法，令本書再次成為一本非常完美的精品。沒有他們的設計探索和苦心造詣，我沒法保證本書在製作上的精美和考究。在感謝他們的同時，我還要感謝他們介紹的中國青年齣版社，沒有他們的齣版和發行，本書隻會是一本內部齣版物，而無法進入圖書市場被更多讀者看到。

最後，我再一次感謝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辦公室，所有的贊助支持單位，所有策展團隊工作人員，所有參展人和所有活動的嘉賓，是他們，令我們的想法得以在2009年的雙年展上完美實現。我還要再一次感謝以下人士，他們在這屆雙年展的籌備過程中曾給予我們助力（按姓氏A-Z順序）：Christine de Bann, Shumon Basar, 畢學鋒, Biljana Ciric, Ole Bouman, Magnus Ericson, 馮果川，馮宇, Adriana Forconi, Andrew Gluckman, Ekaterina V. Golovatyuk, 侯翰如，黃堅新，Sarah Ichioka, 伊東豐雄，Manon Janssens, Rem Koolhaas, Zak Kyes, 梁小武，金島隆弘, Hyoeun Kim, Barbara London, Markus Miessen, Henry Ng, Hans Ulrich Obrist, Robin Peckham, David Quadrio, Woody Yao, Simon Yu, 張達利和硃德纔。謝謝大傢！

歐寜

2013年7月22日，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