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南开大学一香港中文大学社会政策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

序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企研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就其总体研究状况而言，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对国企内部具体而真实的微观制度和关系体系关注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我们对企业的深度理解。而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王星副教授撰写的《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历程的社会学分析》一书试图以“师徒制”研究为突破点改变上述情形。

本书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师徒制是一个起源于前工业社会，又在工业主义的主导下获得新发展的企业内部制度，是一种重要的内部技能形成方式。目前，关于师徒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学领域，研究者多关注其功能和西方经验技巧的引介，而未能将之置于更大社会制度环境中思考。经济学家们虽然关注到了宏观制度匹配对师徒制技能传承的影响，但他们感兴趣的是师徒制作为一种技能形成手段的经济功效，既没有关注到师徒制的内部关系结构，也忽视了社会结果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技能形成方式被公认为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对“国家增长绩效具有绝对的核心作用”。与经济学家关注其经济后果不同的是，社会学家们更关注技能形成方式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比如其对劳工社会融入、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等。对处于巨变中的中国而言，这两个议题被浓缩到了一起，基于低技能、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和理论背景，本书选择中国工厂师徒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该书的选题原型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此论文题目的确定，源于王星博士二年级时在东北大型国企的一次实地调查。虽然调查只有短短的数月，但对于一个从未进入工业车间的学子来说，现代工业企业的高度组织化和内部复杂的管理体系让他非常震撼。正是这次短暂的国企之旅，使王星找到了师徒关系这一长期被人忽视的论域，他自然非常兴奋。博士论文开题时，此研究主题得到导师组的充分肯定，大家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有极强的现场感，那种不进车间即大谈车间权力、权威运作的研究是靠不住的，国企研究应摆脱形式化、虚化的研究范式，转向真实的制度和关系体系研究，导师组建议他展开长时段的历时性研究。开题后，王星通过联合培养的途径，远赴美国，入杜克大学学习。在美国期间，在林南教授和高柏教授的指导下，王星通过对英文经济社会学文献的梳理和学习，对此论题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博士毕业后，王星在2010年以“企业师徒制与技能形成的社会学分析”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获得立项，经过3年多的时间，现在终于完成研究项目，顺利结项，并获得评审专家的好评。此项目是王星初入学术大门后集中精力所做的最重要的研究课题，经历了田野调查发现、异域采借理论、博士论文磨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升华等阶段的考验，一个青年学子在学术旅途的“出发阶段”留下了坚实的足印，研究课题基本上达到了预期。

粗读该部书稿，我认为王星的专著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工业企业中的师徒制研究有所贡献。第一，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对师徒制概念进行了新的界定。众所周知，所谓师徒制，是一种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以口传身授为主要形式的技能传授方式，其特点是寓技能学习于实际生产劳动之中，属于内部技能形成方式。中国的师徒制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历史学界多认为它是从前近代开始在各行各业中兴起并发展壮大的。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师徒制既是一种谋生技能培训手段，也是一种劳动用工机制；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形成方式，也是一种社会阶层流动机制。它具有市场性和社会性双重制度属性，而且这两种制度属性之间存在张力，并对师徒制变迁产生影响。王星在书中从经济社会学视角对师徒制进行了系统定义，加深了对师徒制的研究和理解。

第二，采用制度变迁“关键节点”方式对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本书在追述前近代匠籍制度的基础上，将中国工厂师徒制划分为“工业化转型（清末民初）”“现代化改造（民国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至1983年）”、“陷入危机（1983年至今）”四个阶段，并总结了中国工厂师徒制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的特征。正是在对上述特征把握的基础上，本书对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变迁过程展开分析，寻求师徒制技能传承的有效制度基础，同时解释师徒制陷入危机的原因，揭示围绕师徒制变迁产生的行动政治图式，挖掘形塑制度变迁轨迹的动力机制，进而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反思。

第三，从实证研究走向理论思考。作者在书中梳理了西方技能形成理论，抽离可信承诺与劳动安全两个关键变量，并对之进行本土化改造。一是指出相较于德国行会在技能形成上的准公共权力，中国传统行会具有“经济势力强大而政治势力弱小”的特性。这对中国工厂师徒制工业化转型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是将单位体制——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治理制度类型——整合进理论框架，从而使新的理论框架能够适用并解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厂师徒制变迁事实。他通过对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历时性比较研究，达成的一般性理论结论主要有：师徒制是一种人力资本培训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体；一国或一个经济行为主体的技能形成类型并不是企业随意选择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师徒制演化历史证明，去商品化的社会保护政策安排不但不是反市场的政治，而且能够形成不同国家的比较制度优势。

第四，该书具有突出的历史感和现实关注。王星认为今天的中国，透支人口红利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但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建立创新型国家被公认为是解决此问题的基本路径。师徒制作为一种内部技能形成方式，其相关研究对于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现实价值。此外，本书还讨论了工厂师徒制与去商品化的非市场治理机制之间的相关性，认为以技能形成为基础的社会政策能够提升劳工技能素质，这对于提高劳工福利、改善劳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我的博士生中，王星是比较勤奋的一个，同时又有比较强的学术悟性，做研究有股子冲劲。当年他本科毕业留校做管理岗位的工作，一边做行政管理，一边读硕士，都做得很出色。有一次他去北京访学，背回来一书包有关经济社会学和企业研究的外文复印资料，这些资料对其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他硕士在读期间学业优秀，获得了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博士二年级时又获得吉林大学与美国杜克大学联合培养的机会，这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他在美学习期间，一位同期在杜克大学访学的吉林大学政治学教授告诉我，王星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因杜克大学校园大，在校内穿行需乘坐班车，王星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总是要坐最后一辆班车回宿舍。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后，王星在《社会学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获立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成为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希望王星以此著作出版为新的起点，继续努力。

虽然这部即将出版的专著已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成绩，但正如前文所言，这仅仅是一位青年学子学术旅途“出发阶段”的作品，其中有初生牛犊式的无畏探索，也必定会留下诸多稚嫩的痕迹。“稚嫩”不是错误，而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这是一个最富有活力的阶段，因为他拥有“时间”，所以只要继续努力，其未来的发展一定是不可限量的。

田毅鹏

2014年8月中旬初稿于吉林大学东荣大厦

2014年8月末定稿于名古屋大学野依纪念学术交流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