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係副教授，南開大學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政策聯閤研究中心研究員。

序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社會體製改革的不斷深化，“國企研究”逐漸成為社會科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但就其總體研究狀況而言，宏觀研究多，微觀研究少，對國企內部具體而真實的微觀製度和關係體係關注不夠，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製約我們對企業的深度理解。而由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王星副教授撰寫的《技能形成的社會建構——中國工廠師徒製變遷曆程的社會學分析》一書試圖以“師徒製”研究為突破點改變上述情形。

本書所選擇的研究對象——師徒製是一個起源於前工業社會，又在工業主義的主導下獲得新發展的企業內部製度，是一種重要的內部技能形成方式。目前，關於師徒製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教育學領域，研究者多關注其功能和西方經驗技巧的引介，而未能將之置於更大社會製度環境中思考。經濟學傢們雖然關注到瞭宏觀製度匹配對師徒製技能傳承的影響，但他們感興趣的是師徒製作為一種技能形成手段的經濟功效，既沒有關注到師徒製的內部關係結構，也忽視瞭社會結果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技能形成方式被公認為是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之一，對“國傢增長績效具有絕對的核心作用”。與經濟學傢關注其經濟後果不同的是，社會學傢們更關注技能形成方式所帶來的社會後果，比如其對勞工社會融入、社會階層流動的作用等。對處於巨變中的中國而言，這兩個議題被濃縮到瞭一起，基於低技能、低成本的經濟發展方式與社會平等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正是基於這樣的現實和理論背景，本書選擇中國工廠師徒製作為研究對象，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該書的選題原型是作者的博士論文，此論文題目的確定，源於王星博士二年級時在東北大型國企的一次實地調查。雖然調查隻有短短的數月，但對於一個從未進入工業車間的學子來說，現代工業企業的高度組織化和內部復雜的管理體係讓他非常震撼。正是這次短暫的國企之旅，使王星找到瞭師徒關係這一長期被人忽視的論域，他自然非常興奮。博士論文開題時，此研究主題得到導師組的充分肯定，大傢認為，社會科學研究應該有極強的現場感，那種不進車間即大談車間權力、權威運作的研究是靠不住的，國企研究應擺脫形式化、虛化的研究範式，轉嚮真實的製度和關係體係研究，導師組建議他展開長時段的曆時性研究。開題後，王星通過聯閤培養的途徑，遠赴美國，入杜剋大學學習。在美國期間，在林南教授和高柏教授的指導下，王星通過對英文經濟社會學文獻的梳理和學習，對此論題有瞭更為深刻的理解。博士畢業後，王星在2010年以“企業師徒製與技能形成的社會學分析”為題，申報瞭國傢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獲得立項，經過3年多的時間，現在終於完成研究項目，順利結項，並獲得評審專傢的好評。此項目是王星初入學術大門後集中精力所做的最重要的研究課題，經曆瞭田野調查發現、異域采藉理論、博士論文磨練、國傢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研究升華等階段的考驗，一個青年學子在學術旅途的“齣發階段”留下瞭堅實的足印，研究課題基本上達到瞭預期。

粗讀該部書稿，我認為王星的專著在以下幾個方麵對工業企業中的師徒製研究有所貢獻。第一，從經濟社會學的研究視域對師徒製概念進行瞭新的界定。眾所周知，所謂師徒製，是一種在實際生産過程中以口傳身授為主要形式的技能傳授方式，其特點是寓技能學習於實際生産勞動之中，屬於內部技能形成方式。中國的師徒製起源於何時已經無從考證，但曆史學界多認為它是從前近代開始在各行各業中興起並發展壯大的。在中國的曆史傳統中，師徒製既是一種謀生技能培訓手段，也是一種勞動用工機製；既是一種職業身份形成方式，也是一種社會階層流動機製。它具有市場性和社會性雙重製度屬性，而且這兩種製度屬性之間存在張力，並對師徒製變遷産生影響。王星在書中從經濟社會學視角對師徒製進行瞭係統定義，加深瞭對師徒製的研究和理解。

第二，采用製度變遷“關鍵節點”方式對中國工廠師徒製變遷曆程進行瞭較為係統的梳理。本書在追述前近代匠籍製度的基礎上，將中國工廠師徒製劃分為“工業化轉型（清末民初）”“現代化改造（民國尤其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至1983年）”、“陷入危機（1983年至今）”四個階段，並總結瞭中國工廠師徒製在不同曆史階段呈現的特徵。正是在對上述特徵把握的基礎上，本書對中國工廠師徒製的變遷過程展開分析，尋求師徒製技能傳承的有效製度基礎，同時解釋師徒製陷入危機的原因，揭示圍繞師徒製變遷産生的行動政治圖式，挖掘形塑製度變遷軌跡的動力機製，進而對製度變遷理論進行反思。

第三，從實證研究走嚮理論思考。作者在書中梳理瞭西方技能形成理論，抽離可信承諾與勞動安全兩個關鍵變量，並對之進行本土化改造。一是指齣相較於德國行會在技能形成上的準公共權力，中國傳統行會具有“經濟勢力強大而政治勢力弱小”的特性。這對中國工廠師徒製工業化轉型軌跡産生瞭重大影響。二是將單位體製——中國特色的經濟社會治理製度類型——整閤進理論框架，從而使新的理論框架能夠適用並解釋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工廠師徒製變遷事實。他通過對中國工廠師徒製的曆時性比較研究，達成的一般性理論結論主要有：師徒製是一種人力資本培訓機製，也是一種社會結構體；一國或一個經濟行為主體的技能形成類型並不是企業隨意選擇的，而是社會建構的；師徒製演化曆史證明，去商品化的社會保護政策安排不但不是反市場的政治，而且能夠形成不同國傢的比較製度優勢。

第四，該書具有突齣的曆史感和現實關注。王星認為今天的中國，透支人口紅利的經濟發展方式不但麵臨經濟增長乏力的睏境，而且還帶來瞭嚴重的社會後果。從勞動密集型轉嚮技術密集型、建立創新型國傢被公認為是解決此問題的基本路徑。師徒製作為一種內部技能形成方式，其相關研究對於我國創新型國傢建設具有現實價值。此外，本書還討論瞭工廠師徒製與去商品化的非市場治理機製之間的相關性，認為以技能形成為基礎的社會政策能夠提升勞工技能素質，這對於提高勞工福利、改善勞資關係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我的博士生中，王星是比較勤奮的一個，同時又有比較強的學術悟性，做研究有股子衝勁。當年他本科畢業留校做管理崗位的工作，一邊做行政管理，一邊讀碩士，都做得很齣色。有一次他去北京訪學，背迴來一書包有關經濟社會學和企業研究的外文復印資料，這些資料對其産生瞭較大影響。因他碩士在讀期間學業優秀，獲得瞭直接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博士二年級時又獲得吉林大學與美國杜剋大學聯閤培養的機會，這極大地開闊瞭他的學術視野。他在美學習期間，一位同期在杜剋大學訪學的吉林大學政治學教授告訴我，王星幾乎每天都泡在圖書館裏。因杜剋大學校園大，在校內穿行需乘坐班車，王星在圖書館查閱資料，總是要坐最後一輛班車迴宿捨。功夫不負有心人，畢業後，王星在《社會學研究》等權威期刊上發錶學術論文20餘篇，獲立並完成國傢社會科學基金研究項目，成為嶄露頭角的青年纔俊。希望王星以此著作齣版為新的起點，繼續努力。

雖然這部即將齣版的專著已取得瞭比較理想的成績，但正如前文所言，這僅僅是一位青年學子學術旅途“齣發階段”的作品，其中有初生牛犢式的無畏探索，也必定會留下諸多稚嫩的痕跡。“稚嫩”不是錯誤，而是成長過程中的必經階段，這是一個最富有活力的階段，因為他擁有“時間”，所以隻要繼續努力，其未來的發展一定是不可限量的。

田毅鵬

2014年8月中旬初稿於吉林大學東榮大廈

2014年8月末定稿於名古屋大學野依紀念學術交流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