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聖(1899—1988)，湖北黃岡人。1922年北京大學法科畢業。1924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1927年初，任中央軍事學校武漢分校教官，參加北伐革命軍工作。1929年後在復旦大學、中央大學、北京大學任教。1934年創辦《食貨》半月刊並任主編。1937年挾筆從政，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後隨汪精衛齣走，任僞中央宣傳部部長。1940年與高宗武赴香港，披露汪日密約。1942年到重慶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五組組長，後任《中央日報》總主筆。1947年兼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49年赴颱灣後，曆任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第五組組長、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日報》董事長、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職。

陳峰，男，1976年生，山東濰坊人，現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目前主要研究方嚮為史學理論及20世紀中國史學史。已齣版專著《民國史學的轉摺——中國社會史論戰研究（1927—1937）》、《二十世紀中國曆史學》（閤著）、《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閤著）、《史學引論》（參撰），編選文集《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論》等，在《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中共黨史研究》、《文史哲》、《南京大學學報》、《清華大學學報》、《史學月刊》等刊物發錶論文30餘篇。

目錄

陶希聖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政學雙棲、名動一時的風雲人物。他曾為國民黨要員，是重大曆史事變的主角；他又馳騁學界，是社會經濟史學派的創始人。陶希聖不但具有麯摺的人生經曆，其思想更是復雜多變，幾度徘徊。陶希聖的傳奇一生，可謂波譎雲詭的近代史和民國史的一個縮影。

（一）

陶希聖名匯曾，字希聖，以字行，筆名方峻峰、方嶽。1899年9月齣生於湖北黃岡的一個官宦傢庭。少年陶希聖的學業主要由父親啓濛傳授，學習《詩經》、《論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尤好史部，對史論有濃厚興趣。1908年，陶希聖進入河南最早開辦的旅汴中學讀書，接受新式教育，學習算學、英文、曆史、地理、博物、體操等課程。1912年陶希聖考入英文館，修習英文、國文、曆史、修身等科目。191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8年升本科，學習法科。據陶氏自述：“我自知拙於詩文,不選文科諸學係。我讀史書,誌在經世之學,初欲選政治係,又覺政治係課程空虛實,遂改投法律係。” 陶希聖:《八十自序》，見食貨月刊編輯委員會編：《陶希聖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4頁，颱北，食貨齣版社，1979。

北大四年，陶希聖廣泛涉獵法學書籍，包括國際公法、德國民法、瑞士民法、羅馬法、日耳曼法等英文著作，及一些日本的法學論著，如富井政章、梅謙次郎諸人的民法著作，石阪音四郎、鬆本蒸治諸人的民商法著作等。陶希聖也閱讀瞭法律哲學的書籍。他後來曾迴憶說：“每天到法律係圖書室選讀法律哲學的書，我讀瞭新黑格爾派、新康德派以及社會法學派與曆史法學派的一些英文書籍。”陶希聖:《潮流與點滴》，57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齣版社,2009。此外，北大時期陶希聖奠定瞭良好的國學基礎。章太炎的入室弟子瀋尹默、瀋兼士都給予陶希聖諸多教益，尤其是瀋尹默曾指點陶希聖披覽一些錶現“中國文史之學的源流及其演變”的書籍，如《呂氏春鞦》、《淮南子》、《太史談論六傢要旨》、《漢書??藝文誌》、《文心雕龍》、《史通》、《日知錄》、《十駕齋養新錄》、《文史通義》、《國故論衡》等。此時陶希聖在思想上也隨著時代的變動不斷成長。五四運動時期，陶希聖“對一時風動之新書，如柯茨基《階級鬥爭論》與剋魯泡特金《互助論》，一並購買，同樣披讀，所軒輊” 陶希聖:《八十自序》，6頁。。

1922年陶希聖畢業後任安徽省立法政學校教員，講授親屬法。1924年7月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法製經濟部任編輯，負責審查法律、政治、經濟等類文稿。同時又在上海大學兼課。他還應獨立青年黨何公敢等之邀,主編《獨立評論》周刊。

1925—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成為陶希聖走嚮政治舞颱的起點。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陶希聖被上海學生聯閤會聘為法律顧問，繼而又為商務印書館三所一處罷工最高委員會顧問。陶希聖在《東方雜誌》的五卅慘案專刊上撰文闡說南京路巡捕房應負相關法律責任。此外，他還參加瞭上海學術界十人聯署的宣言，對南京路巡捕房槍殺群眾的慘案錶示抗議。陶氏一時成為“上海社會上，特彆是在工人和青年學生中，非常有名的人物”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陶鼎來序，武漢，湖北人民齣版社，2003。。五卅運動中的這段經曆，使陶希聖在政治上思想上開始覺悟，當時中國的社會問題成為他的關注點。

1927年1月，陶希聖投筆從戎，赴武漢任中央軍事學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政工人員訓練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陶希聖身處大革命風暴的中心，目睹瞭當時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1927年5月，夏鬥寅部隊叛變，武漢軍校師生與農民運動講習所師生，閤並為中央獨立師，陶希聖被任命為軍法處長。在隨軍西進討伐夏鬥寅途中，陶希聖沿途參加瞭當地的革命運動。5月底，陶希聖在處理鹹寜縣農民協會的訟案上，因力阻農會書記逢開大會就要槍斃農民的做法，被指為“反動軍閥”，五花大綁押迴武漢。主持中共局麵的陳獨秀使陶希聖逃過一劫。陳獨秀認為，陶希聖製止總工會和農民協會的專橫行為屬修正農運過火的做法。陶迴到軍校，不僅未受任何處分，還被指派為政治部秘書，兼任宣傳處長。在此期間，陶希聖結識瞭汪精衛的左右臂膀陳公博、顧孟餘，從此與汪派結緣。上海“四一二”及武漢“七一五”政變相繼發生，陶希聖一度從事反對南京政府的活動。12月，陶希聖脫離武漢迴到上海。

1928年4月，陶希聖受周炳琳之邀,任南京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宣傳處編纂科長,為第二次北伐擬寫傳單與標語。後改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周佛海任政治部主任,又兼任中央黨部民眾訓練委員會指導科主任。1928年12月,陶希聖加入“中國國民黨改組同誌會”，成為反蔣反共的“改組派”的一員。為此，陶希聖不得不辭去中央民訓會和軍校的公職,離京返滬。

加入改組派後的陶希聖多有批評攻擊國民黨當局的言論,受到排擠和打壓。1929年初,司法院及司法官訓練所原本打算索取陶匯曾《親屬法大綱》作為校樣，當司法院得知陶匯曾即是陶希聖時,便不再索要該書瞭。1930年,陶希聖應商務印書館之約編寫瞭一部《五權憲法》教科書，係摘錄孫中山有關五權憲法的演講及書劄的文句而成。但當該書呈送南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審查時,“竟被批駁,不許齣版”,成為瞭陶希聖一生中“唯一寫成並且印成而未曾齣版的一本書”。上海市國民黨黨部還曾嚮中央黨部檢舉陶希聖在新生命書局《社會與教育》周刊所撰長篇與短文頗有“諷刺及批評現實政教”之意，其言論存在“種種非法及違紀之處”。後經硃傢驊、陳布雷和陳果夫等人的斡鏇纔得以化解。參見陶希聖：《潮流與點滴》， 116、117頁。

1928年陶希聖迴到上海後開始在復旦大學中國文學係和新聞學係講授中國文化史，又在暨南大學、中國公學和上海法學院兼課。大革命結束後政治上失意的陶希聖在學術上收獲瞭豐碩的成果和巨大的聲譽。陶希聖由中國革命而探索中國社會性質問題，成為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先驅之一。1931年初,陶希聖開始任教於中央大學法學院。同年鞦,陶希聖北上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政治係教授。1934年12月，陶希聖創辦《食貨》半月刊，發起食貨學會，又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

這一時期的陶希聖雖不參政，但仍不失論政的熱情。他在《獨立評論》發錶文章參與民主政治問題的討論。陶希聖對中國當時時局進行評論，一方麵“撰文抨擊”日本對華北的窺伺，另一方麵“或演講、或撰文，駁斥中共言論，指為分裂中國的陰謀”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10頁。。

1937年5月，陶希聖意外捲入北平新舊學聯（分彆具有國共背景）之間的一場政治衝突。5月4日,“新學聯”在宣武門外師範大學廣場召開“五四”紀念大會。“舊學聯”學生到會場高唱“保衛馬德裏”之歌, 兩派學生遂生爭執,“舊學聯”學生受輕傷後退齣會場。陶希聖登颱演講, 指責左派學生高唱“保衛馬德裏”之歌,“顯然是分裂中國, 演齣西班牙內戰的慘劇”。事後,左派教授讓“舊學聯”嚮地方法院控訴“新學聯”學生以傷害罪名, 並控訴陶希聖以教唆傷害罪名。陶希聖即在天津《大公報》撰文反駁，同時自撰辯訴狀,以辯護人戴修瓚律師的名義發錶在《世界日報》上。在此次與平津左派教授論戰中，陶氏前後共發文40篇。陶希聖由此進入國民黨高層的視綫，成為負責對外宣傳工作的人選。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國民黨中央為“團結各方共赴國難”邀請各黨派及黨派人士參加在廬山牯嶺舉行的茶話會。陶希聖與三大大學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以及鬍適、傅斯年等平津學者共同赴會。“牯嶺茶話會”成為陶希聖人生的一個分水嶺。會後，經陳布雷推薦，陶希聖加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國防參議會，從事國際宣傳工作。8月，陶希聖加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9月，陶希聖應聘為國民參議員，為開展民眾動員宣傳與各黨派人士穿梭往來，一時甚為活躍。

1938年1月，陶希聖與周佛海在漢口創立藝文研究會，周任總務總乾事，陶任設計總乾事。此會隸屬中央宣傳部,負有指導全國輿論的政治使命, 由蔣介石資助、汪精衛指導，以“內求統一、外求獨立”、“一麵抗戰、一麵建國”、“國傢至上、民族至上”等口號為宣傳重心。其宗旨：“第一,要樹立獨立自主的理論,反抗共産黨的籠罩。二,要造成一個輿論,使政府可戰可和。”1938年9月藝文研究會隨政府遷往重慶。藝文研究會編辦《政論》、《國際通訊》等刊物。陶希聖自此時開始撰文分析國際問題，以評論錶明國民革命與抗戰建國之立場與政策。陶希聖曾自稱：“我寫此類文章,頗能汲取讀者注意。由此遂得以開闢抗戰時期及戰後以新聞記者論政之門徑。”陶希聖：《八十自序》，20頁。

抗戰全麵爆發後，陶希聖對戰事感到悲觀，寄希望於和平談判。他先是參與瞭“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又追隨汪精衛開展所謂“和平運動”。1938年12月19日，陶希聖隨汪精衛齣逃河內。12月29日，汪精衛在河內發錶“艷電”，公開響應日本首相近衛“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提攜”的聲明。此舉招緻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一緻聲討，國民黨中央將汪精衛開除黨籍並撤銷其一切職務。事後，陶希聖在香港《南華日報》發錶社論稱：“自抗戰以來，汪先生仍本於一貫之精神與努力，求國傢命脈之保存，求民族生機之持續，不斷以維護國力為念慮”，“故在可再戰之今日，主和罪”，為汪精衛作辯護。1939年8月26日，陶希聖從香港赴上海與汪精衛集團會閤。1939年8月, 汪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錶大會”,指定陶希聖為“中央黨部宣傳部長”。9月20日陶希聖隨汪精衛赴南京與王剋敏、梁鴻誌等漢奸傀儡頭目商議組織僞中央政權。11-12月，陶希聖參加瞭汪精衛集團與代錶日本政府的“梅機關”的正式談判。一嚮不贊成汪另組新政府與日本謀和的陶希聖，發現日方意在瓜分中國，議和必然成為乞降，將淪為民族罪人，終於懸崖勒馬。12月30日汪氏簽訂賣國密約時，陶希聖稱病缺席。1940年1月4日，在杜月笙的安排下，陶希聖秘密登上由上海駛往香港的“鬍佛號”輪船，翌日抵達香港。1月22日, 高宗武、陶希聖二人在香港《大公報》披露汪日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附件, 此即震驚中外的“高陶事件”。

陶希聖脫離汪精衛集團後，奉重慶之命在香港創辦國際通訊社,編印《國際通訊》周刊,嚮戰時軍政機關提供世界局勢分析及國際問題參考資料。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後，陶希聖於1942年1月逃離香港，2月25日輾轉抵達重慶。在陳布雷奉蔣之命的安排下,陶希聖任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少將組長。1942年他協助蔣介石撰寫國策性著作《中國之命運》一書。1943年《中央日報》改組,陶希聖兼任《中央日報》總主筆。抗戰勝利後委員長侍從室撤銷,陶希聖改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參議,後又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又奉命為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任《中央日報》總主筆。1948年底,陶希聖為蔣介石起草《1949年元旦文告》。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後,陶希聖追隨其來往於溪口、杭州、上海、舟山之間，許多重要文告均由陶希聖草擬。

1949年,陶希聖隨蔣介石去颱,在國民黨中央仍位居要津。他參與瞭國民黨內部改造運動,任中央改造委員會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後改任第四組主任。以後曆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立法委員、革命實踐研究院總講座、《中央日報》董事長。1968年陶希聖退休,改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1971年,陶希聖在颱北與其四子陶晉生將《食貨》復刊,改為月刊。從1971年4月至1988年7月停刊，《食貨》共發行17捲，推動瞭颱灣史學的轉型發展。1988年6月27日,陶希聖在颱北去世,享年90歲。

（二）

在大師雲集、群星閃耀的民國學界，陶希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陶希聖自言:“傢學所傳者為史學,大學所受者為法學。史學與法學兩道思潮,匯為中國社會史學,此生若可稱為學者,隻是中國社會史學而已。”陶希聖:《潮流與點滴》，“陶恒生序”，13頁。陶希聖的學術建樹主要在史學方麵。1928—1937年是陶希聖學術上的黃金期。這段時期陶希聖有兩項作為，一是發起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二是創辦《食貨》半月刊，倡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何以要發起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陶希聖後來迴顧說:“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北伐的革命怒潮衝洗瞭中國,也震動瞭世界。我親眼看到且親身經曆社會結構普遍強烈的變動。在這大時代裏,我有一種企圖,要采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嚮曆史中探求中國社會的演變的軌跡,以印證並解答現代中國的問題。”陶希聖:《食貨復刊辭》,載《食貨》月刊第1捲第1期，1971。

1928年6—12月,陶希聖在《新生命》月刊上發錶一係列論文,在復旦大學與勞動大學發錶演講,後將這些論文輯成《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一書於1929年1月齣版，打響瞭社會史論戰的第一炮。1929年的一些長篇論文收編為《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1930年的一些長篇和短篇文字也輯為《中國社會現象拾零》,都由新生命書局於1931年齣版,皆風行於世。陶希聖成為社會史論戰中“新生命”派的首席代錶。此外,1929—1930年間,陶希聖還寫成一些小冊子，諸如《中國之傢族與婚姻》、《中國封建社會史》、《辯士與遊俠》、《西漢經濟史》等，並翻譯齣版瞭《國傢論》及《馬剋思經濟學說的發展》、《各國經濟史》（此兩書與薩孟武、樊仲雲閤譯）。這些作品“在社會上引起瞭各方的注意和興趣”，其中多種還被譯成日文齣版，在日本一時有所謂“陶希聖時代”之稱。

在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中,陶希聖關於中國曆史發展階段的認識屢有變更。1928—1932年,陶希聖大緻是把中國社會發展分為宗法、封建、前資本主義三個階段。商以前是氏族社會;商至戰國是封建社會;戰國以後是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宣稱,中國的封建製度早在戰國時代就已崩壞,而引起封建製度崩壞的原因,是商業資本的發展。當前中國社會“封建製度已不存在,封建勢力還存在著”。陶希聖成為“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論的首倡者。

1932年前後,陶希聖開始不斷修正自己對於社會史的看法，最大變化在於由原來迴避中國存在奴隸社會到明確肯定有奴隸社會。在1932年發錶的《中國社會形式發達過程的新估定》中,陶希聖認為，西周是氏族社會的末期，戰國至東漢是奴隸社會，三國到唐末五代是封建莊園時期，宋代以後為資本主義。他在1932—1935年齣版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將中國曆史劃為三個時期，商代為神權時代，西周至春鞦為貴族統治時代，戰國至清為王權時代。到瞭1944年齣版的《中國社會史》一書中，他又重估“中國社會進化的階段”，認為：中國社會發展的第一期是商周時代，此期“為氏族社會末期及原始封建社會”；第二期是戰國至秦漢，其中戰國時代“是原始封建形態的社會轉變到奴隸生産占支配地位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秦漢為奴隸社會；第三期是漢末至唐初，“是封建製度發生、完成、發達的時期。初唐以後，此製度由發達而分解”；第四期是宋至清末，為“城市手工業及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第五期是“清末以來半殖民地社會”。

陶希聖後來解釋自己的觀點屢變的原因是:“曆史上兩個不同的社會形式,供給我們不同的材料。但因公式主義不許我們指齣兩者的異點,我們是棄材料而留公式呢?還是棄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會進化的途徑?公式主義者的辦法是前者。我的辦法是後者。這是我四年來見解屢有變動的原因。”陶希聖：《中國社會形式發達過程的新估定》,載《讀書雜誌》第2捲第7、8期閤刊，1932年8月。

陶希聖對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認識與具有中共背景的學者包括所謂 “托派”存在明顯的分野。他認為“‘中國社會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之理論,乃是附會其所持‘農民運動與土地革命’之政策與戰術,並非齣自中國社會結構與社會問題之客觀的分析與科學的研究”陶希聖：《八十自序》，載《傳記文學》第33捲第6期，1978。。但他與中共學者也有共同之處，即曆史觀點與政治見解是相互呼應的，“一方麵是用社會曆史方法解釋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另一方麵是用這一方法研究中國曆史,叫做‘中國社會史’”。陶氏承認其在《新生命》月刊發錶的一些論文，意在鼓吹“三民主義的不可分性”陶希聖：《潮流與點滴》，105頁。。

社會史論戰在思想文化界産生瞭極大的轟動效應，但經曆數年之後，社會史問題愈辯愈亂，難以真正深入。“這時期的中國社會史研究者們最大的毛病，在乎隻知瞎引外國的方法和結論,而並不顧及本國曆史上的真正的史料。”杜若遺：《介紹食貨半月刊》,載《文化建設》第1捲第4期，1935。為扭轉社會史論戰的偏弊，將空洞的理論之爭引嚮材料的搜求整理，陶希聖於1934年12月1日在上海創辦瞭“中國社會史專攻刊物”——《食貨》半月刊。在創刊號“編輯的話”中,陶希聖明確指齣:“這個半月刊齣版的意思,在集閤正在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史尤其是正在搜集這種史料的人,把他們的心得、見解、方法,以及隨手所得的問題、材料,披露齣來”。

《食貨》半月刊由陶希聖任主編,新生命書局發行。1937年1月遷北平,齣至第6捲時，因七七事變爆發而停刊。該刊共齣版61期，發錶瞭150多位作者的345篇文章。主要刊載有關中國經濟社會史方麵的論作，其內容涉及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麵麵,如經濟史方麵,涉及田製、賦稅、農業、商業、工礦業、外貿、貨幣、市場等諸多門類;社會史方麵也覆蓋瞭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如涉及社會結構、城市、人口、傢庭、婚姻、宗教、風俗、物産等方麵,構成瞭一幅以經濟為軸心的社會史的立體畫麵。它緻力於史料的細緻搜求和整理,展開瞭理論與方法的探討,譯介瞭大量的外國經濟史論著,全麵開拓經濟史的研究領域,培養瞭許多經濟史人纔。總之，此刊“在組織和推動中國經濟史學科的發展方麵作齣瞭不可磨滅的貢獻”李根蟠:《二十世紀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載《曆史研究》，1999（3）。。

1935年9月，陶希聖在北京大學法學院設立中國經濟史研究室，率領連士升、鞠清遠、武仙卿、瀋巨塵、賈鍾堯等一眾弟子集中搜討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史料。從1936年7月到1937年6月一年間,編成唐代經濟史料叢篇八冊,交北京大學齣版部。這八種史料印就土地問題、寺院經濟、唐代之交通三種,其餘土地法令、唐代之都市、工商業與貨幣、動蕩中的唐代經濟、財政製度五種隻印成清樣。直到1970年代初陶希聖在颱灣創辦食貨齣版社,乃再校所印就的三種正式齣版。

陶希聖在中國社會經濟史領域的開拓之功得到學界的高度認可。1945年齣版的《當代中國史學》一書中說:“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是郭沫若和陶希聖兩位先生。事實上也隻有他們兩位最有成績。……陶希聖先生對於中國社會有極深刻的認識,他的學問很是廣博,他應用各種社會科學和政治學經濟學的知識,來研究中國社會,所以成就最大。雖然他的研究還是草創的,但已替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打下瞭相當的基礎。”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91~93頁，瀋陽，遼寜教育齣版社，1998。

除社會經濟史外，陶希聖在思想史領域也有所建樹。早在《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一書中即對作為士大夫意識形態的孔子學說做瞭梳理和批判。其思想史方麵的代錶作當屬1932—1935年齣版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四冊。是書廣告稱：“國內的唯物辯證法敘述古代政治思想史發展概況及各派主張之詳細內容者，本書實首屈一指。”此書是最早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論著之一。據說1937年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就是針對陶希聖此書而作的。1940年代陶希聖在重慶改訂《中國政治思想史》之際又編撰《論道集》第一、二集，匯集整理古代思想傢關於“道”、“德”、“性”、“命”之論說，由“道”、“器”的分閤推求思想傢的思想方法。陶希聖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顯著特點是以社會史為基礎闡述思想史的流變。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陶希聖之所以取得卓越的學術成就與當時受到唯物史觀的熏染是密不可分的。盡管陶希聖具有國民黨黨員的政治身份，但其學術路嚮卻接近唯物史觀。陶希聖倡導社會經濟史研究，從社會史角度考察思想史，涉足農民戰爭史，凡此種種，均與唯物史觀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他反對公式主義的唯物史觀，但不反對唯物史觀本身。陶的弟子何茲全迴憶說：“他讀過馬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著作,受有他們的影響。他標榜以辯證法、唯物史觀治史,使他成名的、在學術上高齣彆人的,正是辯證法和唯物史觀。”何茲全：《愛國一書生》，54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齣版社,2000。“他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觀,卻並不是唯物史觀。他用的是社會的曆史的方法,簡言之即社會史觀。但在所謂正統馬剋思主義者的眼中,他的史觀是不純的。” 何茲全：《我的大學生活》,載《史學理論研究》，1997（3）。連郭沫若也承認:“他的方法大抵上是依據唯物辯證法的傾嚮。”轉引自杜荃：《讀〈中國封建社會史〉》，載《新思潮》第2、3期閤刊，1929。接近唯物史觀而又與正統的唯物史觀保持距離，正是陶希聖學術思想的復雜性和特殊性之所在。

（三）

陶希聖曾長期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擔任要職，在民國政壇上一度引人注目，但他本人卻隻以論政者自居，且是書生論政。陶希聖針對時局發錶瞭大量政論，其中蘊含著其復雜多變的政治思想。

“五四”至大革命前夕，與當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陶希聖的政治理念處於一種混閤雜糅的狀態，介於國傢主義、共産主義和三民主義之間。據陶氏自述：“我的社會政治關係左至共産主義,右至國傢主義,可以說是廣泛。但是我的社會政治思想路綫,左亦不至共産主義,右亦不至國傢主義。”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 93頁。這一時期，陶希聖曾在《獨立評論》周刊上標榜所謂“三個自決”,即“民族自決”、“國民自決”、“勞工自決”。其“三個自決”,既有彆於“國傢主義”,又不同於“共産主義”。當時環龍路中國國民黨黨部視之“與三民主義相契閤”,閤乎三民主義要旨,緻函邀其加入國民黨。

1925—1927年陶希聖參與大革命運動，思想受到巨大衝擊。在武漢軍校的一年，使陶希聖“對國際共産黨之思想理論與戰略戰術，有深切之瞭解”陶希聖:《八十自序》，載《傳記文學》第33捲第6期，1978。。他親身感受到中共主導的工農運動過火，破壞瞭農村經濟。陶希聖對共産主義和共産黨産生瞭排拒心理。對於國民黨，陶希聖傾嚮於以汪精衛為首的左派，反對蔣介石所代錶的右派。“七一五”政變後，陶希聖提齣“分共之後，仍然革命”的口號。

1928年加入國民黨改組派時，陶希聖的思想疑是傾嚮於改組派的。陶希聖強調“固持十三年改組的精神”，在他看來，“民國十三年改組的根本精神在確定本黨的基礎在於中國的多數民眾”。國民黨是“代錶農工商及革命知識分子等被壓迫民眾的黨”，“不是一階級黨”。他強調指齣,數十年中,革命黨的官僚化,常常成為革命失敗的根源,因此必須將供帝國主義驅策的官僚士大夫嚴格排除在黨外。“若承認或容許本黨代錶超階級的官僚士大夫,則陷於中國社會史上莫大的錯誤”。國民黨的基礎如移植於官僚士大夫,則黨員人人均將以爭得政治地位自足,不復計及利害本不切膚的民眾痛苦,而民眾的興起反將不利於己,更將深惡而痛絕之。國民黨官僚化以後,則黨籍成瞭士大夫升化的階梯,而政治便成為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本革命性之可言,孤媚外國,壓製民權及剝削民生,一切反三民主義政策。在訓政時期，“黨和政府尤其要依革命民權的精神，領導革命民眾，行使直接選舉權和直接罷免權，以徹底打破官僚政治”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42、44、60頁。。“國民黨是為人民而設的革命黨”，“本黨革命始終要以國民為主體，始終要得國民的援助”。國民黨必須喚起民眾，“一則要民眾贊助本黨的政綱。二則以民眾造成革命的武力。三則要由民眾完成革命的破壞。四則要民眾從事於革命的建設，一方使中國為民主的政治組織，他方麵使中國為民生的經濟組織。” 陶希聖: 《國民黨的革命方略》，載《新生命》第1捲第8期，1928年8月。陶希聖對國民黨的革命方略、如何運用民眾團體管理民眾、“消滅階級鬥爭”等問題作瞭專門探討。參見《國民黨的革命方略》，載《新生命》第1捲第8期，1928年8月；《民眾組織的理論和方案》，載《新生命》第1捲第6期，1928年6月。

陶希聖一方麵強調國民黨要依靠民眾，一方麵又與中共的底層造反理論劃清界限。最突齣的一點是他所謂的革命民眾排除瞭流氓産者。陶希聖依據馬剋思恩格斯的相關論斷和中國農民戰爭史的事實提齣：“流氓不是産者農民革命的同盟者。他們到瞭一定的時機，必然一變而保護私産、聯結士大夫來求自己的成功。他們第一步雖有社會主義的口頭禪，第二步便踏上支配剝削産者農民的路。從流氓散兵所集成的流寇上去討社會主義的齣路，是枉然的。”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第二版序言》中曾說過：“流氓産階級是主要集中於大城市中的、由各個階級的墮落分子構成的糟粕，他們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壞的同盟者。”“過去兩湖民眾運動的錯誤和共産黨階級鬥爭的主張，是我們應當糾正和反對的。”陶希聖:《民眾組織的理論和方案》，載《新生命》第1捲第6期，1928年6月。而中共卻采取務實態度，將流氓産者作為革命衝鋒陷陣的力量加以利用。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認為：遊民産者“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陶希聖在反思大革命失敗的基礎上對三民主義的精神進行瞭闡釋和引申。他認為民族問題的焦點,一是“國內民族應如何以平民即一般生産民眾為基本,以決定統一融閤或分離獨立的政策”;二是“帝國主義下的民族,應如何依平民即一般生産民眾,相與聯閤,以與帝國主義共同奮鬥”。要實現中華民族之解放,首先要以武力掃除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之國內軍閥,而關鍵在於喚起民眾。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 236、237~241頁，北京，新生命書局,1929。而民權主義的意義,“在‘喚起民眾’使生産者主張並充實其亙古以來未有的政治要求,使怕國傢者一變而管理國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所以,民權主義之民權是革命民權,與‘天賦人權’殊科, 更與從來士人階級所腐心的民本主義有天淵雪泥之彆。民生主義有兩方麵的意義:消極則平均地權使‘耕者有其田’,並節製資本使生産民眾享受生産所得的利益。積極則增進社會生産力,改變商人資本為生産資本,並利用外國資本以增進此生産資本。”同上書，212~213頁。而且，陶希聖明確反對當時將三民主義孔子化的做法。參見《孔子學說之發展》，載《新生命》第2捲第9期，1929年9月；《什麼是儒教》，見陶希聖：《中國社會現象拾零》，北京，新生命書局，1931。

此時陶希聖的思想立場是“一麵反對共産黨之極左傾的傾嚮，一麵又反對國民黨之官僚化的傾嚮”，同時“多帶有社會主義的左傾與曆史的唯物論之傾嚮”陶希聖：《中國最近之思想界》，載《四十年代》第6捲第3期，1935。。如論者所說：“在從曆史角度解釋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這一方麵,做得最深入最有代錶性的疑是帶有較深學術背景的陶希聖。陶希聖的文字看上去雖然不像陳公博等人那樣鋒芒畢露,但卻最具曆史的縱深度,因而其理論的說服力也最強,影響也最為長遠。在這個意義上而言,可以說陶希聖這一時期的思想言論代錶瞭20年代末30年代初國民黨‘改組派’革命知識分子對於中國社會曆史和革命前途的基本認識。”翁賀凱：《1927—1934陶希聖之史學研究與革命論——兼論其與國民黨改組派之關係》，載《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3（4）。

九一八事變後，作為一名獨立知識分子的陶希聖開始嚮自由主義轉嚮。陶希聖認為，此次事變使國傢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機之中，根源在於中國社會衰敗和政治解紐，因此必須實行政治上的改良，當下最可行的是國民要爭取言論集會自由。“國民在今日沒有行使政權的閤法地方，與行使政權的閤法手段。當外交嚴重之今日，國民所賴以監督政府者，隻是言論。在言論發展的時候，政府的行動自受拘束。”陶希聖：《為什麼爭言論集會自由》，載《時代公論》第2期，1932。“我們從日本軍隊占領遼寜的事件得到的是什麼？……我們得到的是奮勇，是希望，是從反帝國主義運動中所必然興起的內政的革新。”

“我們以為政府應當覺悟到民權之宜服從。如果政府不齣此途，則革新運動必將轉變為革命。所以我們以為政府應當覺悟到這一點。”陶希聖：《我們由外患所得的是什麼？》，載《社會與教育》第2捲第22期，1931。他還批評中國的法西斯蒂“是買辦法西斯蒂。他是對外軟弱而對內強硬的運動。他是組織計劃以維持那銀行交易所投機資本主義的”，“他算不得法西斯蒂，他是一種理智的暴力。他是商人資本地主階級本能的衝動。他是掊擊異己以爭國稅的。” 陶希聖：《中國的法西斯蒂》，載《時代公論》第11期，1932。

1932年開始，與鬍適等人一道，陶希聖以《獨立評論》為平颱對一黨專政、開放黨禁等民主政治議題展開更深入的討論。陶希聖在《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評時代公論楊公達先生的主張》一文中就楊公達提齣組織清一色政府的觀點提齣異議,“所謂清一色,乃是國民黨中最有力的一派”，“如果果真有一派能夠救國,真能夠解放中國的大眾,我是贊成一派專政的。但是我們應當知道,蘇俄及意大利的一派所以可以專政,是因為這一派能夠集中社會裏有力的群眾的力量。一派專政不是由於他有錢有兵,乃是由於他有政策有計劃有民眾的擁護。尤其是由於他能夠解決國傢和民眾的迫切問題。民眾沒有服從一派的義務。民眾隻跟隨那能夠幫助自己解決問題的人”。“兩派政府也不能救中國,一派政府也不能救中國。中國的得救,隻有一條路,這便是集中國民的權力以自救。”“兩派分沾政權也不能集中國民的力量,一派獨占政權也不能集中國民的力量。隻有國民行使政權,纔能是國民集中力量來救國”。“如果我替國民黨最有力的一派打算”,“我決不上一派專政的萬言書。我要勸他把政權嚮國民開放，我勸他不要以天下人為仇敵。”陶希聖：《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評時代公論楊公達先生的主張》，載《獨立評論》第20期，1932。陶希聖反對國民黨一黨一派獨裁,認為應該開放政權於國民。

對於當時南京政府的“一黨專政”,陶希聖指齣:事實上,現在已經是國民黨獨裁的政治,政府現實大權是在一人,還是多人,也隻有事實來決定。即令大權不在個人,也與議會政治相差很遠。即令按照建國大綱召開國民大會,那個誓行三民主義的縣民代錶會議,也與多黨議會不同。議會製度在理論上是不是適宜而有效,在事實上能不能便即實現,都成問題。參見陶希聖:《民主與獨裁的爭論》,載《獨立評論》第136期，1935。與鬍適等堅持西方式的議會民主不同，陶希聖在對民主政治的實行上持從寬務實的態度。到1937年，陶希聖明確提齣國民黨主導的多黨閤作製。“預料將來的趨勢,雖不是一黨專政,也並不就是幾個政黨更迭掌權的局麵”，“中國的政治,最可能的趨勢,是國民黨執權,不過容許一兩個支持這個政權的他黨閤法活動”。陶氏主張,“法律上許可國民黨以外的黨公開,政治上許可國民黨以外的黨在選民團裏活動,取得當選的地位,參加國民大會,決定國策。依憲法召集的首次的國民大會開會以後,國民黨自己也退居多黨之一的地位。”陶希聖：《不黨者的力量》，載《獨立評論》第242期，1937。

1937年4月，中共代錶周恩來在立法院修正國民大會兩法規之前發錶“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提齣開放黨禁的問題。陶希聖就周恩來意見中的部分觀點撰寫《論開放黨禁》一文率先響應。他認為要集中國力以對外,必須開放黨禁。陶希聖指齣:“國民黨不應在法律上持掌政權,由黨來直接産生政府”，開放黨禁的原則是，“是黨就可以閤法,是黨就可以當選”,但“凡是企圖分裂中華民國領土及破壞中華民國完整”的黨派除外。參見陶希聖：《論開放黨禁》，載《北方青年》第1捲第2期，1937。陶希聖對執政黨和在野黨和平共進召開國民大會充滿期待。參見陶希聖：《國民大會的一個解釋》，載《獨立評論》第243期，1937。

陶希聖還指齣，民主政治不應強化黨治。他認為，在中國,不黨者的數量最多,學生、工商業人士,尤其是農民都是不黨者, 潛在的能量巨大。建設時期不同於革命時期，不黨者是主體。“民主政治的任務應當是宣達不黨民眾的意思,並不是助長搖旗呐喊的宣傳組織的黨的活動。”陶希聖：《不黨者的力量》，載《獨立評論》第242期，1937。

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問題成為舉國關注的一大焦點。與人們的一般印象有異，一度背負漢奸惡名的陶希聖最初是一個堅定的主戰派。陶希聖認為，“作戰是惟一的路。”陶希聖：《作戰是惟一的路》，載《社會與教育》第3捲第13期，1932年2月。他高度贊揚瞭東北義勇軍的抗日行為及為民族獨立不畏犧牲的精神，“我們不要以為這些民族英雄是為瞭能戰勝日軍而作戰的，他們是為瞭作戰以伸張中華民族獨立的精神而作的。……義勇軍在目前不能夠把東三省雙手奉還中國的民族，但是義勇軍的活動如果發展下去，日本終竟要把這塊不能下咽的骨頭吐齣來。”陶希聖：《談東北義勇軍》，載《獨立評論》第24期，1932。他堅決支持民眾的抗日活動，“一切鎮壓民眾的英勇行為的勢力，妨礙民眾的堅決的奮起的行為都是我們反對到底的。鎮壓及妨礙民眾的勢力即是不適於統治並領導民眾的勢力。”陶希聖：《我們應當覺悟的是什麼》，載《社會與教育》反日運動特刊，1931年9月。“中國的解放，必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條件”，“如中國民眾以反日形勢並嚴守反日方針而參加第二次大戰，則此次東省事件便成為中國民族解放的第一步。反之，則隻有滅亡的路。”陶希聖：《日帝國主義與中國》，載《社會與教育》第2捲第21期，1931。“全國反帝國主義的民眾如果獲得武力，他們的武力足以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陶希聖：《我們由外患所得的是什麼？》，載《社會與教育》第2捲第22期，1931。陶希聖反對依靠國際聯盟的乾預，“中國的生命寄托於中國國民大眾。中國的生命並不存放在彆國的外交部。”陶希聖：《國際均勢與中國的生命》，載《獨立評論》第184期，1936。“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鐵拳，隻有以民眾的野戰為對抗。”陶希聖：《對外與對內》，載《社會與教育》反日運動特刊第3號，1932。陶希聖反對單純依靠軍隊作戰，中國對日應采取國民戰的方式。而要動員民眾首先要伸張民權，召開國民代錶大會。參見陶希聖：《國民戰與國民代錶大會》，載《時代公論》第1期，1932。“外交的勝利，是以國民對內政有完全的支配權為前提的。”陶希聖：《對外與對內》，載《社會與教育》反日運動特刊第3號，1932。而且，在當前形勢下，民族運動與階級鬥爭的關係是可以協調的參見陶希聖：《青年對於中國社會的態度》，載《眾誌月刊》第3捲第2期，1935。，“我們今後要在民族解放大旗之下團結。”陶希聖：《在民族解放大旗之下團結》，載《北大周刊》第1期，1935年12月30日。

但是，隨著1935年全國抗日情緒的高漲，陶希聖的對日態度卻悄然發生瞭搖擺，希冀通過外交手段和平方式解決中日爭端。他呼籲日本國民起來製止日本軍人的侵略行為。參見陶希聖：《中國的齣路與中日關係》，載《教育短波》第84期，1936；陶希聖：《國際均勢與中國的生命》，《獨立評論》第184期，1936。陶希聖也充分認識到和平交涉的睏難。“經濟與武器之外，決定勝負的，還有國際的形勢。如就國際形勢來看，中國的戰固不容易，也並不是十分的難。”“中國的難，還是和”，“現在中日戰爭已全麵爆發,且在軍事行動中,中國處於劣勢,正處於局部戰爭失敗之後的和議中”。“和,隻有在日本撤迴一切要求之下可行。換句話說,隻有日本單獨讓步,纔可以和。”陶希聖:《戰難和更不易》，載《獨立評論》第226期，1936。

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代錶官方輿論的陶希聖對抗戰建國的原則和策略進行瞭闡發。“抗戰與建國是並行的，抗戰與建國是一件工作的兩麵。建國在作戰的時候，也就是說在抗戰中建國”。 指導抗戰建國的最高原則是三民主義。陶希聖：《抗戰建國的三原則》，載《黃埔》第1捲第1期，1938。抗戰的最高目的是“建立三民主義的獨立統一國傢”陶希聖:《潮流與點滴》，151頁。。參照第一次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錶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他提齣四個要點：第一，“民族主義是我們對抗敵人唯一的精神武器”，“我們針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的抗戰，首先要有民族主義，我們不但應使內地民眾的民族意識覺醒，更要在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占區域內，發動廣大的民族主義的運動”。第二，“以民主製度集中全國國民力量”。第三，“以國防計劃建設國民經濟”。第四，“以科學的原理與方法來培養國民道德與提高國民知識”，“對外抗戰，必須得采用有條理有計劃和有實效的方法。有條理有計劃和有實效的方法，必都是由科學的研究而來。用科學的方法組織民眾，用科學的方法設備物資，則抗戰方能持久，方能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有效的打擊。”陶希聖：《抗戰建國綱領的性質與精神》,載《政論》第1捲第11期，1938。

陶希聖堅持國民黨對抗戰的領導權。他指齣，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三位一體，“為什麼中國國民黨領導這一個關乎全國國民生命存亡,和關乎國傢民族前途的抗戰建國工作,這次的偉大工作,要一方麵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方麵要從抗戰中打齣一個現代民族國傢，從抗戰中建設現代民族國傢,以及維持國傢民族生命的抗戰,是由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為國民政府所執行,同時也是中國國民每個人所應盡的職責,我們要認識中國國民黨的失敗,就是中華民國的失敗,中國國民黨的滅亡,就是中華民國的滅亡。”陶希聖:《抗戰建國綱領的性質與精神》,載《政論》第1捲第11期，1938。他勸告社會主義者不要從事分裂鬥爭，社會運動應服從於民族運動，“在受侵略的中國,社會運動是與民族運動交流不相妨的。在侵略急迫的時候,還應當為瞭民族運動停止社會運動的階級分裂趨勢。”陶希聖:《低調與高調》，載《獨立評論》第201期，1936。“抗戰以前，中國經濟狀態尚發生階級鬥爭之可能。抗戰期間，同仇敵愾，階級鬥爭，更不容許其發生。”陶希聖：《抗戰建國的三原則》，載《黃埔》第1捲第1期，1938。

陶希聖對共産黨保持高度警惕，斷定“盡管共産黨人參加抗戰,但是他們真正的目的是要‘製服’國民黨。可是,由於國民政府對閤作政策承擔瞭義務,所以蔣不得不容忍共産黨人要從他手中奪走領導權的企圖”［美］約翰??亨特??博伊爾：《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1937-1945)》，23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陶希聖捨蔣從汪有部分原因是不滿於蔣的“提攜共産黨”陶希聖:《陶希聖緻鬍適(1938年12月3l日)》，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鬍適來往書信選》中冊，398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另一方麵，陶希聖並未放棄和平幻想，與汪精衛、周佛海等的觀點相近，成為“低調俱樂部”的一員。到1938年，國際乾預的力和國內戰事的受挫更使陶希聖對抗戰失卻信心而迫切希望與日本謀和。陶希聖在1938年12月緻鬍適的信中說：“自武漢、廣州陷落以後,中國沒有一個完全的師,說打是打不下去瞭。財政是一年開支廿七萬萬,收入不到兩萬萬。壯丁補充大成問題。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長沙事件而達於極點。這樣不可樂觀的內容,到瞭這樣一個外交情勢,當然應考慮存亡絕續的辦法”，“再打下去,隻有更加淪亡,更加望,應當及時謀戰事的結束”同上書，397~398頁。。中日和平交涉必須以保持中國的獨立自主為前提。他同時也意識到和平之路並不平坦。參見陶希聖：《怎樣獲得和平？》，載《時代文選》第8、9期，1939。他更多地寄希望於西方列強的製衡。陶希聖認為，中日之爭和平解決的基礎是國際局勢。世界的集體安全製已經破壞，國際新均勢正在形成，中國應當利用這一形勢。參見陶希聖：《國際新均勢的構成》，載《民意》第6期，1938。在國際方麵，中國的前途是與英法美蘇的國際和平路綫一緻的。由於國際反侵略路綫的一緻，中國的外交已經在世界化瞭。參見陶希聖：《民族與民主》，載《月報》第1捲第2期，1937。日本斷不敢以亡國的條件加於中國。日本更力收拾中國的戰局。在軍事上,日本已陷入美英法俄的包圍。在經濟上日本落入美英閤融資本的控製。日本在國際上處於孤立地位。參見陶希聖:《外交的沉悶與活潑》,載《政論》第1捲第31期，1938。“歐洲的大勢是嚮有利於中國的路上走”陶希聖：《“壓寶”的國際現勢觀》，載《雜誌》第1捲第1期，1938。。今後解決中日問題的絕不是國聯，而是美國，“中國應當緻力於對美的外交”陶希聖：《國聯與美國》，載《民意》第41期，1938。。

在此，陶希聖並不主張被動地依靠列強，而是試圖主動利用列強之間的製衡力量求得中國民族的解放。他認為，1938年的“國際大勢是和局不是戰局”，日本欲乘此和局打敗中國，中國則“應取轉和局為戰局的方針”，“應當有獨立自主的中心精神，以民族國傢的生存為立點，來運用國際局麵而不為國際局麵的犧牲品”陶希聖：《國際新均勢的構成》，載《民意》第6期，1938。。對於國際聯盟的態度是“不奢望，不失望”陶希聖：《對國際聯盟的希望》，載《民意》第9期，1938。。

1940年“高陶事件”後在香港期間，陶希聖發錶的政論文章有兩類，一是揭批汪僞政權內幕，二是分析國際時事和外交政策的，以後者為主體。陶希聖對國際局勢的觀察評論疑是以尋求中國的外交路綫為落腳點的。此時陶氏在民主思想上已有所退步。他辯稱“黨治為民族鬥爭的政治組織”，“黨治與民主不相反而能相成”陶希聖：《“廢除黨治”感言》，載《國際通訊》第40期，1941。。1942年陶希聖重返國民黨的權力中樞，再度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幕僚後，其思想與國民黨正統派日趨接近，昔日與蔣氏的異見、對當局的批評意氣消失蹤瞭。可以說，此後的陶希聖已經是一名典型的禦用文人，沒有多少獨立的思想可言瞭。

陶希聖的政治思想在大革命時期、改組派時期、《獨立評論》時期及抗戰前後，徘徊於左右之間，前後反復，幾經變易，但唯一不變的是其民族主義立場。民族主義主要錶現為對列強侵略的抵製和對建立獨立富強的民族國傢的渴求。陶氏認為，“民族主義在中國始終是第一義的”陶希聖講，楊驥筆記：《青年思想之動嚮》，載《現代青年》第7捲第3期，19370515。。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皆須服從於民族主義。他在五卅運動中為罷工工人辯護，防共防蘇，堅持中國文化本位，以及抗戰中與日本謀和而最終脫離汪僞，都是民族主義的驅動。陶希聖是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在近代中國，民族危難之際，救亡壓倒啓濛，民族主義成為時代的主鏇律和最強音。陶希聖的思想乃時勢所造就、所孕化，叱吒風雲的他不過是時代潮流中的點滴，汪洋中的一葉扁舟。

本集所選收陶希聖的文章，側重於思想方麵，包括政治思想、學術思想、外交思想、經濟思想、教育思想等，對專門的史學論著（如《食貨》半月刊上的論文）收錄不多，隻選擇反映其學術理念和學術立場者。此外，陶希聖任《中央日報》總主筆期間，僅1943—1945年，就發錶社論300餘篇，這些文字未署陶氏之名，且代錶官方言論，故不予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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