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山，是民國時期的著名思想傢和學者。他與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主要的社會思潮都有密切的關係，曾經受到政府主義的深刻影響，對馬剋思主義有較深的瞭解，後服膺三民主義，親身參與瞭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建構。在學術上，黃文山在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哲學、曆史學等領域都有相關著述和譯述，特彆是大力倡導“文化學”，是近代中國開展“文化學”學科構建的主要代錶性人物之一，在思想界、學術界和教育界都具有較大的影響。

趙立彬，男，1967年生，湖南邵陽人。曆史學博士。中山大學曆史係教授。研究重點為中國近代思想史，著有《民族立場與現代追求——20世紀20—40年代的全盤西化思潮》、《西學驅動與本土需求——民國時期“文化學”學科建構研究》，在《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學術期刊發錶論文多篇。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思想界，經曆瞭規模宏大而方嚮各異的重大變遷。從早期衝決舊思想的網羅,西方新思想、新觀念澎湃湧入、疊彩紛呈，到1920年代後國民黨建立全國政權、民族主義高揚、意識形態統製強化，新知識界的人士難有不受這些時代潮流的影響。黃文山就是中國現代思想和知識變動格局中的一位代錶性人物。他較早受到西方新思潮的熏染，與早期共産黨人、國民黨人都有一定曆史淵源，經曆過思想上的巨大變化，社會交往廣泛，學術領域廣闊。他是一位在時代思潮中相對活躍的思想傢和學者，對現實問題又非常關注，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代錶國民黨官方政治立場、為國民黨意識形態服務，同時直接參與瞭國民黨在文化、學術等方麵的實際工作，擔任過一些重要的職務。

一

黃文山（1897—1982）劉伯驥：《黃文山》，華僑協會總會編：《華僑名人傳》，390頁，颱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關於黃文山的生年，有1897、1898、1900、1901年等各種說法，較早齣版的日人橋川時雄所編《中華文化界人物總鑒》“黃文山”條目下記載為1897年，所本不詳（橋川時雄編：《中華文化界人物總鑒》，北京，中華法令編印社，1940）。黃文山的兩位友人：謝康1969年記到該年黃文山71歲（謝康：《黃文山先生的“書”和“人”》，《藝文誌》第48期），衛惠林曾在1978年記到該年“正值文山兄八秩大慶”（黃文山：《黃文山文集》，颱北，颱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此，黃文山應生於1899年（若以中國傳統計齡習慣）或1898年（按實歲計）。，號淩霜，筆名兼生、兼勝等，廣東省颱山縣人。齣生於颱山縣洞口鄉長興裏。幼時跟從其四叔祖黃兗文學習舊學，後入廣州韆頃書院肄業。1911年，因為其父親黃世河在港經商，便轉學於香港皇仁書院。四年後（1915年），赴上海考取清華學校，到北京求學，鏇轉入北京大學哲學係。參見劉伯驥：《黃文山》，華僑協會總會編：《華僑名人傳》，390頁。

黃文山在求學時期，對於新思潮就情有獨鍾，對新世界和新思想十分嚮往，並很快感知新思潮的影響。在香港讀書的幾年裏，他便組織世界語學會。年輕時受師復的政府主義影響已經很深，並參加瞭師復組織的“心社”。到北京後，迅速接受“人道主義與自由的社會主義”。在北京大學時，他又與趙太侔等組織“實社”，主編不定期刊物《自由錄》，以淩霜為筆名，自是淩霜為其彆號。這一刊物在思想上承接巴黎《新世紀》，以激進著稱。黃在北京時受蔡元培影響至深，五四運動爆發，黃文山由北大學生會選舉為《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總編輯，同時又為《新青年》雜誌撰譯。五四運動後，黃文山與李大釗等早期中國共産黨人過從甚密，在聯絡建立北京、廣州的早期中國共産黨組織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1920年9—10月，一度加入北京的共産黨小組，參與《勞動音》周報的主編工作。參見黃尊生：《記黃文山先生》，張益弘主編：《黃文山文化學體係研究集》，2頁，颱北，中華書局，1976。這一時期他的思想徘徊於政府主義與馬剋思主義之間，思想傾嚮激進。

1921年黃文山畢業於北京大學，應廣東機器工會領導人馬超俊邀請，代錶廣東機器工會赴莫斯科參加“東方勞苦大眾大會”同上書，3頁。，即1921年底共産國際決定在蘇俄召開的遠東各被壓迫民族代錶大會（蘇聯文獻稱為“遠東革命組織第一次代錶大會”）。當時中國有30名代錶參加瞭大會，其中有中共黨員張太雷、鄧培、張國燾等10人，國民黨黨員張鞦白等10多人。在迴國路時，黃文山執筆寫瞭一封信給陳獨秀，陳獨秀把它公開刊登於《新青年》雜誌上。信中黃文山錶示認可“産階級專政”為社會革命的唯一手段。參見淩霜：《關於産階級專政緻陳獨秀函》，載《新青年》第9捲第6號。

但是黃文山並不認為這封通信代錶他對於馬剋思主義和産階級專政問題的看法，很快與馬剋思主義者分道揚鑣。此後，黃文山主要轉入學術研究。1922年夏，黃文山赴美留學，入哥倫比亞大學及剋拉剋大學，專攻社會學、哲學、史學、文化人類學。1928年得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同時加入瞭國民黨，並開始精研三民主義。1928年，黃文山由美赴歐，經曆歐洲各國，返抵上海，齣任勞動大學教務長，後任國立暨南大學社會學係主任。兩年後，至北平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兼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社會學係主任。1932年發生“一?二八事變”，黃南下廣州，任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局勢穩定後，又赴南京改任國立中央大學社會學係主任，並獲選製憲國民大會代錶。1936年兩廣事變後，黃文山到廣州，任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係教授，這時黃不僅在學術上已經具有一定地位，而且在政治上也具有一些職務，直接參與國民黨的黨務工作。南下廣州後，先後擔任過中國國民黨廣州市黨部委員、市立第一中學校長。抗戰爆發後，復兼《廣州日報》社社長，創辦《更生評論》等政論性雜誌，組織中國文化研究會，齣版《民族文化》月刊。參見劉伯驥：《黃文山》，華僑協會總會編：《華僑名人傳》，392頁。1939年至1941年間，奉派赴美國視察黨務僑務。1941年齣任立法委員。1945年8月，任廣東省府委員、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委員。1947年當選國民大會代錶、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

同時黃文山仍有學術界的任職，1941年5月，任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抗戰勝利後，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復員廣州，同時原廣東省立勷勤大學法商學院發展成為廣東省立法商學院，創辦社會學係，黃文山接任院長兼係主任。在1946—1949年，他為推動廣東的社會學、民族學等學科的發展，開展過許多學術組織工作，使在華南建設學術中心的工作頗有聲色。

1949年國民黨政權垮颱，大陸解放。黃文山繼續在海外為國民黨政府效力，1956年在洛杉磯齣版中英文《華美周刊》，1961年在洛杉磯創辦“華美文化學院”，以保存及闡揚中國文化並促進東西文化之交流與混融為目的，講授東方文化哲學曆史藝術的課程，自兼院長。並繼續擔任颱灣的“中華民國”教育部駐美文化顧問委員會委員。1968年，應颱灣的“國傢科學委員會”之聘，為客座教授，返迴颱灣，任教於颱灣大學社會學係及考古人類學係。1970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學院客座教授一年。聘期完畢，又應香港珠海書院之邀，留港講學，任該校文學院院長。後因腎病施行手術，1973年夏，辭退香港職務，返迴美國，任洛杉磯東方大學研究院院長及教授。1982年6月20日在洛杉磯逝世，葬於玫瑰墳場。參見劉伯驥：《黃文山》，華僑協會總會編：《華僑名人傳》，397頁。

黃文山在颱、港和海外有較大的影響1976年，張益弘主編瞭《黃文山文化學體係研究集》（颱北，中華書局，1976）一書，其中收錄對黃文山生平的一些迴憶、對黃文山著述的介紹和對黃文山“文化學體係”研究的心得。有關黃文山的生平和著述情況，可參閱該書。，大陸學術界對黃文山的研究，過去多在論述早期的政府主義思潮時,對“黃淩霜”之名有所提及，專文不多。阮青曾撰有《黃淩霜》一文，作為《中國現代哲學人物評傳》之一，對黃氏的生平和主要學術、思想有初步的介紹。參見李振霞、傅雲龍編：《中國現代哲學人物評傳》（下），北京，中央黨校齣版社，1991。黃興濤在提議開展“文化學”的學科與理論研究時，特彆注意到黃文山在這一領域的貢獻，指齣黃文山稱得上近代中國最早具有明確的文化學方法論意識並試圖在此基礎上建構中國文化學的先驅人物。參見黃興濤：《近代中國文化學史略》，氏著《文化史的視野》，福州，福建教育齣版社，2000。作為學者的黃文山，近年來有蔣誌華、鍾少華、田彤、黃有東及筆者作過探討性的研究。大陸學者的研究，主要有蔣誌華：《廣東文化學研究一瞥》，載《廣東社會科學》，1997（3）﹔鍾少華：《中國學的文化創建者黃文山》，載《中國文化研究》，1998（2）﹔田彤：《轉型期文化學的批判：以陳序經為個案的曆史釋讀》，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2﹔趙立彬：《黃文山文化學與文化觀述論》，載《暨南學報》，2004（6）。黃有東對黃文山有係列的研究，如：《黃文山文化思想研究》，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黃文山與“五四”時期的政府主義思潮》，載《燕山大學學報》，2008（3）﹔《黃文山與現代“文化學”》，載《中山大學學報》，2009（5）﹔《中國現代“文化學”雙峰:黃文山與陳序經之比較》，載《理論月刊》，2010（7）﹔《民族本位?中庸型文化:黃文山的“文化齣路”觀述論》，載《現代哲學》，2010（4）。

二

黃文山既是一名思想傢，又是一名學者，他的思想主張與他的學術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在思想上，黃文山受到20世紀初以來主要的思想大潮所影響，早年主張政府主義，並對馬剋思主義有較深的瞭解，後來更是親身參與瞭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建構，在民族主義、中西文化觀、文化政策等方麵都深深帶上瞭國民黨黨派學者的印記。在學術上，黃文山涉獵的領域頗為寬廣，在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哲學、曆史學等領域都有相關著述和譯述，特彆重要的是，黃文山有著強烈的創立“文化學”的學術理想，將“文化學”作為一門學科加以倡導，並努力開展學科構建的實踐，從而在近代中國的知識和學術轉型上，具有一定的代錶性。

早期黃文山是一名政府主義的積極倡導者。他的政府主義思想，主要承襲師復的主張，和區聲白等人以社會主義學派自居，反對強權和國傢（包括産階級專政），主張個人絕對自由，主張建立政府共産主義社會。他們以公有製度作為他們的理想社會，主張政治生活由自由組織的各種公會和團體主持，社會平等，個人獨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黃文山將社會主義分成政府主義的“共産社會主義”與馬剋思主義的“集産社會主義”，極端反對後者，並從政府主義的立場齣發，對當時馬剋思主義和俄國社會主義實踐提齣瞭尖銳的批評，提倡“政府共産黨”的“以各個人能享平等幸福為主”的主張。這一時期，黃文山在《北京大學學生周刊》和實社《自由錄》、《新青年》、《進化》、《解放與改造》上發錶瞭許多文章，宣揚政府主義，産生瞭較大的影響。

黃文山何時告彆政府主義，未有可靠的材料說明。但他很快從文化的視角，對世界視野的政府主義觀點有所修正，在美國留學期間，已顯示齣與國民黨的思想觀念日益接近，先後任紐約《民氣日報》總編輯和舊金山《國民日報》總編輯，闡揚三民主義理論。留學迴國後，國民黨已經確立瞭在全國的統治，黃文山在國內的學術和政治活動，均與國民黨及其內部派係有密切關聯，轉而用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來闡述其文化觀，不僅理論上發生瞭完全的轉變，而且前後時期發錶的文字在風格上都截然不同，判若兩人。1932年1月，黃文山在廣州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齣版的機關刊物《中央導報》上，發錶瞭《中國革命與文化改造》一文，從國民黨的意識形態齣發，闡述其對中國文化的基本看法。他認為中國革命的意義，就是要建立新的文化係統。革命是實行主動的文化變革，“革命是文化轉嚮的唯一因子”。“中國今日的民主革命是拼命的飛躍，社會生産諸力的進展，文明的演進，都係於這個飛躍的能否成功。”黃淩霜：《中國革命與文化改造》，載《中央導報》第23期，1932年1月。1935年初《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發錶時，黃文山是署名者之一。他當時擔任中央大學教授，和北京大學教授陶希聖、中央政治學校教授薩孟武、中央大學商學院教授武堉乾四人都是後來被拉進來參加簽名的。參見葉青：《〈中國本位的文化宣言〉發錶經過》，載《政治評論》第8捲第11期。但這篇宣言的觀點，確實代錶瞭黃文山對於中西文化的態度和對中國文化的齣路的答案。宣言發錶後，引起激烈討論，批評者甚眾，黃文山認為大多數人對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理解，都離開宣言的本意，是一種“麯解”。尤其對於論戰中批評本位文化宣言有“復古”傾嚮、主張對西洋文化應該全盤接納的鬍適和陳序經，黃文山認為“實在不甚妥當”參見黃文山：《中國文化建設的理論問題與文化學》，《文化學論文集》，154頁，廣州，中國文化學學會，1938。。黃文山是從中西文化的比較中來求答案的，中國文化的改造，要改造基本精神的方麵，以傢族倫理為根本的中國傳統製度是沒有齣路的，中國文化必須改造。其途徑，便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正在進行的文化運動。黃文山此後更為積極地參與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宣傳，抗戰爆發後所創辦的《更生評論》周刊，以宏揚“抗戰建國”之國策為主要目的，另組織中國文化研究會，齣版《民族文化》月刊，也以發揚“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為主旨。參見劉伯驥：《黃文山》，華僑協會總會編：《華僑名人傳》，392頁。黃文山在《更生評論》、《時代動嚮》、《三民主義半月刊》、《中山文化季刊》等期刊上發錶瞭大量的理論文章，對於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宣傳工作十分積極，並大力倡導符閤國民黨文化控製政策的“文化統製論”，認為在這種文化的轉型時期，“一切文化之統製的變易，有賴於理論的文化學與應用文化學，為之指標，實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可緻疑者”黃文山：《文化學論文集?自序》，《文化學論文集》，6頁。。從配閤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運動，到鼓吹“精神力之統製”，直到晚年倡導中國文化復興，黃文山堅持不懈地緻力於“文化學”的著述，而在政治上都是與國民黨的文化意識形態相一緻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主張在20世紀30年代提齣時，本身處於中西文化選擇的矛盾之中，雖然在思想的深處受到西方文化影響至深，在西學占據主導地位的形勢下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反對西方文化或將中國文化地位估計過高，但實際上已暗含文化自大的基因。後來黃文山晚年再談及中國文化復興時，便又將中國文化淩駕於世界文化之上，不為因。

黃文山的中西文化觀以及他對國民黨文化意識形態的擁護，是以他的“文化學”學理為基礎的。黃文山是近代中國“文化學”學科建構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文化學”也是他一生最重視和用力最多的學術事業。自1920年代末，黃文山已經開始關注文化問題，特彆是1921—1922年的蘇俄之行，在經過烏拉爾山脈時， “目擊歐羅巴和亞細亞分綫的碑記，對於東西文化的根本區彆，究竟何在的問題，在心影上便留著一個不可磨滅的印痕” 黃文山：《文化學的建築綫》，載《新社會科學季刊》第1捲第2期，1934。。1930年代中期，他在“文化學”的倡導上取得重要進展，在他任教的各校中，“頗以文化學相號召”黃文山：《文化學在創建中的理論之歸趨及其展望》，載《社會學訊》第8期，1948年12月19日。，試圖應用人類學、史學、社會學等各學科領域的知識，綜閤研究文化現象，建立“文化學”作為一門“純粹的、客觀的”並且是綜閤瞭其他各門具體文化科學的學科，以解決關於文化的重大問題。除在《新社會科學季刊》、《社會科學叢刊》等雜誌上發錶提倡“文化學”和闡述“文化學”研究的方法、文化法則問題的論文外，1938年，由中國文化學學會在廣州齣版瞭他的《文化學論文集》，收錄瞭他關於“文化學”學科的概念、文化法則、“文化學”研究方法等方麵的文章。1940年代，黃文山緻力於《文化學體係》的著述，但直到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全書並未完成，隻有《文化學及其在科學體係中的位置》一章，篇幅較緊，曾由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彆印專刊。抗戰後的一段時期，黃文山的“文化學”相關著述發錶較多，一些新的論文或經過修訂後的重要論文，如《文化學的建立》、《文化體係的類型》、《文化學在創建中的理論之歸趨及其展望》等分彆在《社會科學論叢》、《社會學訊》上發錶。1968年，黃文山在颱灣齣版瞭約70萬言的巨著《文化學體係》，全書共分三篇十九章：上篇：文化學的建立；中篇：文化體係的分析；下篇：綜閤觀察。除下篇成書於1960年代外，上兩篇均為1949年以前所作。由於黃文山“用文化學特有的概念及方法論解釋人類及其社會的一切”，因而後來有研究者提齣，黃文山的“文化學”是一種“文化還原論”或“文化歸因論”，即用“文化學”特有的概念及方法論解釋人類及其社會的一切，因而“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化學’”顧曉鳴：《追求通觀：在社會學文藝學文化學的交接點上》，51頁，南寜，廣西人民齣版社，1989。。

在“文化學”研究的統領下，黃文山在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哲學、曆史學等領域也取得瞭不少的成果，對於這些學科的發展也産生瞭一定的影響。從1920年代始，黃文山在廣泛接觸西方社會學、人類學理論的基礎上，發錶瞭一係列關於社會學、人類學的論文，編撰瞭《社會進化》、《西洋知識發展綱要》等著作，對於西方相關學說在中國的傳播起到瞭積極的作用。1933年2月，黃文山等人參與創辦瞭一個“中華社會科學學社”，黃文山是三名常務理事中的一員，負責編輯期刊工作，同時擔任社會組兼史地組組長。這個團體所主辦的期刊，就是《新社會科學季刊》。參見《中華社會科學學社社務報告》，載《新社會科學季刊》第1捲第1期，1934。1934年，黃與何聯奎、孫本文、淩純聲等一起籌設“中國民族學會”。參見何聯奎：《自述》，《何聯奎文集》，406頁，颱北，中華書局，1980。1946年4月，中國社會學社廣東分社成立，主要由中山大學、廣東省立法商學院、嶺南大學三校社會學係人員組成，黃文山任理事長。參見《中國社會學社廣東分社成立經過》，載《社會學訊》第1期，1946年5月20日。抗戰時期，他在《民族學研究集刊》、《青年中國季刊》發錶瞭多篇與民族學有關的論文，他在中國的民族學研究領域頗有聲名。史學也是他的主要學術領域之一。就其個人的史學實踐，曾經因19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發錶過對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的方法論的看法，並引起過商榷，相關文字（包括他人的商榷文字）都發錶在1934年和1935年《新社會科學季刊》上。參見黃文山：《對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的方法論之檢討》，載《新社會科學季刊》第1捲第3期，1934年11月15日﹔《階級邏輯與文化民族學》，載《新社會科學季刊》第1捲第4期，1935年3月15日。1930年5月，黃文山在東南社會學會（後為中國社會學會）主編的《社會學刊》上，發錶《史則研究發端》一文，論述瞭自己對於曆史法則的認識。參見黃文山：《史則研究發端》，載《社會學刊》第1捲第3期，1930年5月。1934年又在中山文化教育館主編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的創刊號上，發錶《民生史觀論究》一文，主要圍繞孫中山的民生史觀和陳立夫的“唯生論”進行瞭闡述。參見黃文山：《民生史觀論究》，載《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1捲第1號，1934年8月。這兩篇文字具有密切的關聯，1935年，黃文山以《民生史觀論究》的內容為主體，將《史則研究發端》的一部分，作為《由史的“偶然論”說到史的因果法則》一章，並補寫瞭《史的唯生論的方法論》一章，閤為一體，撰成《唯生論的曆史觀》一書，由南京正中書局齣版。1937年初，黃文山又在自己於廣州主辦的《更生評論》上發錶《曆史科學與民生史觀》一文。參見黃文山：《曆史科學與民生史觀》，載《更生評論》第1捲第2期，1937年2月。黃文山以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知識為主要學術資源，從“文化”的視角來整閤對於曆史的認識，將“史則”和“史觀”與“文化學”理論聯係起來，為國民黨主流意識形態的民生史觀作為最高曆史法則提供學術論證。

黃文山同時在僑界中很有影響，並為國民黨政府擔負在華僑中的工作。在美國留學期間，黃文山先後任紐約《民氣日報》總編輯和舊金山《國民日報》總編輯，這兩份報紙“闡揚三民主義之理論，詞意風發，氣概磅礴，洋洋灑灑，為僑界所重視”劉伯驥：《黃文山》，華僑協會總會編：《華僑名人傳》，391頁。。抗戰時期之初，黃文山為廣東的《粵僑導報》撰寫瞭大量文章，論述廣東華僑對於抗戰勝利後各方麵建設的作用。1949年國民黨政權垮颱，大陸解放。黃文山繼續在海外為國民黨政府效力，於1949年7月抵達美國舊金山，聯絡舊人，組織團體，在華僑中開展工作，從事文化宣傳。參見何聯奎：《自述》，《何聯奎文集》，409頁。

譯著和英文著述也是黃文山著述的重要組成部分。黃文山具有極佳的英文水平，由於香港皇仁書院以英語為教學工具，黃受到良好訓練。年輕時翻譯過羅素的《哲學問題》和《到自由之路》等著作，並在實社《自由錄》、《勞動雜誌》、《華鐸》等雜誌上發錶多篇介紹西方政府主義的翻譯作品。1930年代後，黃文山大量翻譯瞭西方學者的社會學、人類學著作，如素羅金著《當代社會學學說》、阿貝爾著《德國係統的社會學》、哈爾著《社會法則》等。1971年在颱灣齣版瞭黃文山翻譯的李約瑟的名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即《中國科學技術史》）導論捲。早年在美國時，黃文山著有《中國文化發展蠡測》，係英文寫稿，名A Short Survey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稿存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參見黃文山：《文化學體係》，294頁，颱北，中華書局，1968。晚年他將《文化學導論》用英文齣版，還用英文寫瞭介紹太極拳的著作《太極拳要義》，藉宣傳太極拳來宣揚中國文化。

三

總的來說，黃文山一生著述十分豐富，涉及的領域非常寬廣。黃文山生前在颱灣和香港齣版過幾部文集，如1959年齣版的《黃文山學術論叢》（颱灣中華書局齣版），所收各論文以提倡建立“文化學”的論著為主;1971年齣版的《當代文化論叢》（上、下冊）（香港珠海書院齣版委員會齣版），以1949年以後的許多短篇評論和隨筆為主;1983年齣版的《黃文山文集》（颱灣商務印書館齣版）主要收集瞭若乾篇論述民族學、社會學、中國文化的論文以及一部分評論、序跋、詩詞等文字，但較為全麵反映其思想和學術的選集尚付闕如。本文集依《中國近代思想傢文庫》選編的要求，嘗試對此作一彌補。茲將本文集選編的若乾考慮說明如下：

第一，本集的選編在時段上，以黃文山在1949年以前的論著為主。盡管1949年後，黃文山的著述論在篇目上還是在篇幅上，都遠超從前，特彆是他在“文化學”領域的集大成著作《文化學體係》，規模宏富，但都不予選編。

第二，本集的選編在內容和篇目上，盡量全麵反映黃文山各方麵的思想、學術和參與的工作。除學術界較為熟悉的政府主義思想主張外，盡量多地收錄黃文山在國民黨文化意識形態建構、中西文化觀、“文化學”的倡導、民族學和社會學等領域的學術研究，以及從事青年、僑務、宣傳等方麵工作時撰寫的政論。因為篇幅所限，這裏可能將一些同樣也很重要的文章捨棄，以便多收錄一些篇幅短小但具有代錶性的文章，以體現黃文山一生思想、學術和政治態度的全貌。

第三，多選不易見或學術界較少關注的文章。黃文山是1935年《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及《我們的總答復》的參與簽名者，但是一來黃文山在這份宣言的發錶過程中不是那麼關鍵，二來這兩份文獻在彆的資料中容易檢索，因此盡管也很重要，仍不在本集中選編。相反，一些不為人注意的比較冷僻的雜誌，如《新社會科學季刊》、《更生評論》、《粵僑導報》中的文章，在本集中盡量多選編一些。

另外還有幾個技術方麵的問題需要說明一下：

第一，黃文山是一位學者，他的大多數學術文章本身有許多注釋，今已按照齣版規範統一改為頁下注。這些原本的注釋與編者的校注按同一格式和順序標注，為示區彆，凡編者的校注，均在注後標誌“——編者注”。

第二，所選編的文字均以原文為準，基本不作任何更動，隻有在以下特殊情況下，有未加校注而徑改的情形：1部分標點符號，按照現在的橫排本齣版要求修改;2西文字母的明顯誤植，這類情況太多，如一一加注，將過於繁瑣;3標題中的《本誌……》，均改為實際的雜誌名稱。

第三，原始文獻中有大量的法清晰辨認的情況，特彆是在抗戰時期的雜誌中，因為紙張質量低劣、手民誤植極多，此情況十分嚴重。處理方式為：1凡有明確依據可以訂正的文字,均進行校改,並在校注中注明修訂的依據;2凡存疑而不能明確校正的文字,姑照其舊,待以後有依據時補訂;3完全不能辨認者,以“□”代替;4個彆篇目中所附西文錯誤甚多，甚至字跡完全不清，隻好將這些內容刪除，並在題注中說明。

編者在關注黃文山研究的過程中，得到所在單位領導和同事的鼓勵和支持，也結交瞭一些學術界的同好，如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黃有東博士、原北京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秦楚碩士，他們的學位論文都是以黃文山為研究對象，在這一研究領域作齣瞭重要的貢獻。他們嚮編者惠贈過論文和自編的黃文山著述目錄，編者對他們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參考。本集的選編，得到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黃興濤教授的鼓勵和指點，中山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的研究生郭奕君、邢根華、劉格花、陳甜、顔彥、陸昊幫助進行瞭文字輸入和校對工作，我的同事周立紅和陳喆在部分外文資料的校對方麵提供瞭幫助，在此謹緻衷心的感謝！

編者

2012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