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年） / 001
陈独秀、胡适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和教授。二人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呼之欲出。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年） / 063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请撰稿人周氏兄弟、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胡适、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
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写《民众大联合》，胡适高度评价云：“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
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毛泽东、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
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邵飘萍等办《京报》、《时报》等，掀起舆论波澜，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年） / 095
民国八年，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地催生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一路高歌猛进，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新的序言。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年） / 141
民国九年，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各种政治派别博弈的同时，知识分子关于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陈独秀、李大钊等倾向政治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酝酿成立共产党。胡适出版新诗《尝试集》，成为“新诗老祖宗”，他还与高一涵等人发起《争自由的宣言》，为争自由而战。鲁迅进北大当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对盲目引进“俄国思潮”，有振聋发聩的回答：“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周作人作《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赢得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时代接近尾声。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年） / 171
民国十年，是中国社会剧烈震动的一年，也是民国清流激荡分化的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民国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青史留名。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年） / 191
民国十一年，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年） / 223
民国十二年的第一天，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发国民党改组之先声。二十六天后，苏俄表示倾力支持孙中山。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6月12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10月28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
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加黑暗且风雨飘摇。其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控制舆论。2月7日，吴佩孚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杀害共产党人施洋等五十余人，制造了血腥的“二七”惨案。惨案发生第二天，吴佩孚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2月16日，中共的《向导》遭查封。四月因林水白在《社会日报》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该报被封，林被监禁三个月。8月27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10月，上海的《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被禁邮……1923年，知识分子与当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年） / 257
民国十三年（1924年），大小军阀为继续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火拼……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经历了漫长痛苦的奋斗和摸索之后，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他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是年的民国清流，除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有明确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怀着希冀，以文学为武器，继续寻求各自的改造社会之路。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可悲的是，因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他们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年） / 279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十万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其入京后发表《入京宣言》，称“乃为救国”，但并没给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带来变化，如遭到国民党反对的“善后会议”如期举行。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成立治丧委员会，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
巨星陨落，举国哀恸。反动军阀依然我行我素。4月，京师警厅发布新制定的《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控制言论，遭到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十八位知识分子抵制。他们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是年5月30日，爆发“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6月3日，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邵飘萍也从6月起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连续报道了“五卅惨案”，进行反帝宣传。
知识分子反专制，争自由，仍是该年思想文化战线的主流。而5月11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出校运动和该年底的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被暴徒纵火焚毁疑案，让知识界变得扑朔迷离。
当我们怅望民国十四年的纷乱的文化星空，你会悲哀地发现，透过曾经同是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围绕着上述两案的纷争及其关于政治、思想、文化的纷争，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部分裂已愈来愈严重。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年） / 309
民国十五年依然是北洋军阀横行肆虐、充满肃杀之气的一年。惨案继续不断发生。
3月18日，段祺瑞悍然枪杀47名、伤200多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成舍我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等纷纷报道事件真相，严厉谴责这场杀戮。
朱自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反动政权；王世杰、高一涵、许士康、陈翰生等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抗议声讨之声。上海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以文学形式发出怒吼。
张作霖、张宗昌等在段祺瑞垮台后，杀气腾腾入京，先后杀死民初新闻史上熠熠闪光的邵飘萍和林白水。《京报》、《社会日报》随之被查封。鲁迅、蒋梦麟、李大钊等都上了黑名单。共产党人李大钊面对黑暗和杀戮，勇敢地率领民众冲锋陷阵，无私无畏。知识分子站在民众一边，表达道义立场。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寅恪等于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继续追逐新文化之梦……
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年） / 339
1927年，从北京到南方，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狰狞和死亡的气息。
义士喋血，大师殒命。
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推上绞刑架，英勇就义；白发书生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国之魂消；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病死青岛。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
空前屠杀，鲜血成河。
北伐军席卷江南。“四一二”，上海宝山路再次被鲜血染红。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民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等联名致信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发出抗议之声，并于4月15日在《商报》发表。
广州的共产党人萧楚女4月被杀狱中，赵世炎、陈延年被杀于上海，共产党人李汉俊、《大江报》创始者詹大悲遇难于武汉。
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成舍我、章乃器、周作人都以笔为武器，批评时政，激浊扬清。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写信给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是年，中国政局发生巨变，“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分裂也成事实，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而文化界却依然是纷纷乱象，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鲁迅与其他学者、作家的争斗也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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