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謙（1842—1917），字益吾，號葵園。祖籍江蘇上元，遷居湖南長沙。1865年中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曾放江蘇學政。1888年辭官迴籍，主講思賢講捨、城南書院、嶽麓書院。主持編著《漢書補注》、《荀子集解》、《尚書孔傳參正》等，輯選或校刊《東華錄》、《東華續錄》、《皇清經解續編》、《郡齋讀書誌》、《閤校水經注》等。王氏一生著、編、校、輯、刊刻著作五十餘種，計三韆二百餘捲。

葉德輝（1864—1927），字鳳梧，號煥彬，彆號園。祖籍江蘇蘇州，遷居湖南長沙。1892年中進士，分派吏部主事，以乞養迴籍，不再復齣。以藏書、刻書而名重一時，並以藏書傢、版本目錄學傢而載入史冊。戊戌變法時反對湖南學政徐仁鑄和在長沙時務學堂任教的梁啓超，政變後編《翼教叢編》、《覺迷要錄》，由此被指為“舊派”、“劣紳”。1927年，為湖南農協所殺。治學廣博有趣，代錶作有《書林清話》、《藏書十約》、《園讀書誌》等。

王維江，復旦大學曆史學學士、碩士，漢堡大學哲學博士，現為復旦大學曆史學係教授。著有《王先謙與“清流”：晚清的政治與學術》（德文版，東亞齣版社，2008年）、《“清流”研究》（上海書店齣版社，2009年）、《上海的德國文化地圖》（閤著，上海錦綉文章齣版社，2011年）。譯有《另眼相看：晚清德語文獻中的上海》（閤譯，上海辭書齣版社，2009年）、《德語文獻中晚清的北京》（閤譯，福建教育齣版社，2012年）、《紐倫堡和東京審判之後——1945—1968年日本與西德的“曆史清算”》（閤譯，上海交通大學齣版社，2014年）。

李騖哲，雲南昆明人，復旦大學曆史學係專門史博士研究生。

黃田，江西宜春人，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中國近現代史碩士研究生。

在改良和革命成為時髦思潮和洪流的時代，王先謙、葉德輝成為反麵角色；在晚清和北洋政府時期，他們因站在改良和革命的對立麵而反復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時至今日，改良和革命不再時髦，那麼，迴過頭來重新審視王先謙和葉德輝，我們自身的認識視角和評判標準是否需要檢討呢？

一、王先謙事略

晚清的湖南人，說名儒必提及“二王”（王先謙和王闓運），說劣紳必不忘“二麻”（王先謙和葉德輝都是麻臉）。論怎麼說，王先謙都榜上有名。

他生於《南京條約》簽訂的那一年，祖籍江南上元（今南京市），一個桐城派古文傢輩齣的地方。先祖明代封官嶽州府時遷居長沙。後傢道衰落，其父王锡光隻能課徒自給，並對三歲發濛的王先謙以“扶世翼教”相期。父卒，十九歲的王先謙“糊口資”，曾三次佐幕於軍營，直到1865年中進士。而後二十餘年官運亨通，1885年補國子監祭酒，後放江蘇學政。其間屢有建言，既想保和局，又不願辱國體，流露齣徘徊於洋務和保守間的兩難心境。忽而以劾李連英獲直聲，又迅速以生病為藉口辭官。在長沙築居葵園，著述自娛，並主講於思賢講捨、城南書院和嶽麓書院。

王先謙崇拜曾國藩，他承襲瞭曾國藩閤漢、宋的學術主張，因而他的大量著作具有既重義理又不輕視考據的特色，《續古文辭類纂》、《東華續錄》、《皇清經解續編》、《荀子集解》、《閤校水經注》及《漢書補注》都是這類名作。晚年他刻印瞭《日本源流考》、《外國通鑒》和《五洲地理圖誌略》，又贏得瞭通儒的聲譽。

王先謙在做京官的得意歲月裏，妻妾所生兩男六女皆殤。或許是自憐影隻，或許是傷於世變，隱居的王先謙縱情於聲色，友人王闓運說他傢“門多雜賓”，“人以為侈”。1904年，友人費某三飲於王宅，六十二歲的王先謙身邊始終有“雛伶侑酒”，費某將王比為李漁和袁枚，王頗不快。所謂“惟把書度日”的真相被人窺破瞭。

1898年前後，王先謙認定梁啓超等“誌在謀逆”，率門生蘇輿、葉德輝、賓鳳陽等呈遞《湘紳公呈》，要求禁遏維新言論，以端學術。1906年，門生梁鼎芬奏請擢用乃師，王以“名心素淡”辭。次年，王因頭眩而跌跤，宣布閉戶謝客，但仍身膺湖南學務公所議長職，以緻頗想取而代之的王闓運背地裏譏責其“貪居議長”。1908年，王被禮部聘為禮學館顧問，被朝廷賞以內閣學士銜，隨即又任湖南諮議局籌辦處會辦。王自稱一嚮不願乾預官事，這些職銜都是怎麼也推托不掉的苦差。而旁觀者則發現，王先謙好請托有頭臉的門生，還受人錢財。

1910年長沙搶米風潮起，王先謙栽瞭跟頭。湖廣總督瑞澂奏劾王領銜電請更換湘撫，有挾飢民壓官府之嫌，王被降瞭五級。王聲稱從未參與其事，湘籍京官亦聯名為他辯誣，未果。這一年，恰是他的虛歲七十壽辰。

辛亥革命後，王先謙改名為“遯”，此字今作“遁”，意為逃避。這很鮮明地錶達瞭他對社會變革的態度和立場。為瞭逃避，他更換瞭多處寓所。但他終法逃過疾病，1917年，七十五歲的王先謙死於涼塘寓所。

以上所錄為我的舊文，原標題為《晚年改名的王先謙》，載於1996年1月4日《新民晚報》，為該報專欄“名流尋蹤”之一種，字數限於一韆之內，未注引文齣處。記得當時欄目的策劃者兼編輯張曉敏先生謂其他名流都是正麵形象，從王先謙開始刊齣反麵人物。

十八年之後，檢視相關研究成果，可謂今非昔比，僅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就蔚然壯觀。但可信度和深度呢？是否從一個極端跳到瞭另一個極端？對王先謙政治思想的評斷，從“湖南頑固派之魁首”，到“溫和保守派”，再到“處於維新與保守之間的中間地段”；肯定其“有一定的愛國主義”，又“始終停留在封建的水平上”。而對王先謙學術思想和成果的研究，近年更趨之若鶩，既有對王先謙整體學術的探究，也有對其專門著作的研判。其頭上的桂冠，已疊加到“一代傑齣學人”、“漢學大師”。

這樣的研究，是否從相反的方嚮得齣瞭同樣經不起曆史檢驗的結論？限於篇幅，前引小文隻是點齣瞭王先謙在曆史關鍵處的選擇和自身的矛盾，當然也限於史料，法揭開其謎底。睏擾於胸的一些問題，也並未因為近年的相關研究成果而得以解惑。正好藉此機會，提齣以下問題，以請教於高明。

一、在苦盡甘來、仕途一片光明之際，王先謙為什麼決意辭歸？

時至王先謙的父親一輩，傢道衰落不堪，其祖父為縣學生齣身，以課徒為生，“不善治生”；兩個伯父或能或敗傢，傢中事唯有其父王锡光擔當，終日勞碌，“四壁蕭然”。傢族振興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王锡光育有四男四女，本來復興有望，孰料長子、次子在鹹豐年間二十多歲病故，幼子後亦在同治十年（1871）亡故，大女、三女、幺女皆未逾歲而夭摺。長子一錶人纔，學問亦好，早熟顧傢，是給諸弟上課的小老師。王先謙一歲齣痘疹，成為麻臉。奈的王锡光把寶都押在王先謙身上，三歲發濛，期許於“扶世翼教”雲雲，那是功成名就後的追憶，鑲嵌在政治正確的光環裏。直截瞭當地說，他實際肩負的是光宗耀祖的重任。

王先謙長相不如其大哥，但資質一流，秀纔、舉人、進士，都一試而過，且後兩項連捷而就。可惜王锡光未及看到兒子金榜題名和洞房花燭的這一天，在王先謙十九歲時病故，年五十一。

1865年二十三歲中進士，王先謙可謂少年得誌，揚眉吐氣。而父親沒有等到這一天，疑讓王先謙深感遺憾。更令人感嘆的是，一年之後，王先謙妻子、周壽昌侄女難産，與雙胞胎女兒同亡，王先謙在《悼亡詩》中寫道：“十日之內，三口並殞。傢難之劇，不可為言。”

在整個19世紀60年代，仕途暢順與傢庭巨變交織，但並未影響到王先謙的從政誌嚮。即使其弟在1871年病故之後，老母人照料，王先謙續弦後一月，即偕妻子和老母一同北上，“餘傢老者、幼者、疾者、親戚貧者，皆率以行”。這錶明，此時的王先謙絲毫沒有退隱的想法，在仕途起步之際，他也不可能退隱，否則迴籍之後的生計以維持。

一大傢子居京城不易，王先謙更揪心的是後的恐懼：1874年，兩歲四女殤。翌年，長子齣生，王先謙喜極而泣，“每懷先澤宜昌後，及到中年轉自疑”。未料長男一年後夭亡。1877、1878年，三歲的五女和兩歲的七女相繼夭摺。1879年，一歲的次子再離人世。王先謙如何自處，更難的是如何麵對他的老母？我們的曆史學傢有過同情的理解嗎？

與傢庭慘劇相對應，王先謙仕途可謂一帆風順。按照十年一個階段算，前一個十年從編修升到翰林院侍講（從正七品升到從四品），後一個十年再到國子監祭酒、學政（仍是從四品），但再往上走，就進入高官行列，起碼位至從二品。而外放過學政且在學政位上獲得優秀政績者迴籍之後，至少能輕易在省城書院占據一介教席。王先謙是在彈劾“清流”和大太監李連英之後辭職，他既獲得瞭敢言的聲譽，又頭戴著名學政的光環，此時辭官迴籍，等待他的不隻是一介教席，而是書院山長。這個位置上的收入遠遠高過京城的正一品大員。在膝下後、老母為此近乎精神崩潰之際，辭職迴鄉，難道不是閤情閤理的選擇嗎？

二、在“清流”人物行情見漲之際，與其見解並非南轅北轍的王先謙為什麼挺身抨擊？與康、梁的對壘，是齣於政見的分歧？還是維護自身的利益？

王先謙首次在言路發聲，是在1879年，即“清流”人物開始活躍之際。而此前三年，王先謙一方麵兒女連續夭摺，另一方麵本職和兼職政績優異，皇帝降旨錶彰，並賞加四品銜。而王先謙此時上摺，稱“言路宜防流弊”，指責同僚張佩綸“跡涉朋比”，實為罕見。在最小女兒夭亡之後，王先謙已是“強顔破涕以慰老母，然肝腸寸斷矣”。隨後王先謙又上一摺，痛斥剛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崇厚，其見解則與同樣攻擊崇厚的“清流”人物並二緻。接下來的王先謙奏摺，聚焦於洋務弊端、軍務廢弛，痛斥貪腐，講求外交策略和船艦機器製造，都切中時弊，他應該是“清流”的同調。那麼，他對“清流”的抨擊，就不是觀點之爭，他隻是看不慣他們的做派。而傢事不幸，讓他脾氣變壞。

這些言論說明王先謙並非頭腦不清的鼕烘先生，而是勇氣和見識兼而有之的政壇後起之秀。替換崇厚的赴俄交涉大臣曾紀澤看中王先謙，實在是水到渠成之事。但正好王先謙老母去世，他不必再強裝笑顔，也失去瞭光宗耀祖的動力。加上自身身體齣現問題，“腦後虛驚暈眩之癥”，他婉拒瞭齣使差事。這一時期的王先謙既不保守，也不頑固，而是引人注目、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王先謙比“清流”幸運，躲過瞭中法戰爭之劫。所謂不幸中之萬幸，他因母喪而在籍守製。這兩年多時間，他在鄉編文集，刻史書，初嘗文人的樂趣，或許從中發現瞭度過餘生的有效手段。喪期過後，王先謙仍然按期返京，他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麼。三年學政，隱形的收入至少過萬，多則三四萬。（參見何剛德：《春明夢錄客座偶談》，49頁，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有瞭這筆錢，王先謙後半生不僅衣食憂，而且還可雇人著述、刻書。

1888年，三年學政期滿。返京的王先謙再次因上摺名震京師，奏摺不長，隻有三百餘字。彈劾的是慈禧身邊的紅人、太監總管李連英。有關王先謙此舉的動因當時就有多種猜測，在我看來，他需要製造一個體麵離開官場的事件和藉口。

1888年，四十六歲的王先謙返迴長沙，隨後被鄉賢、主張西化的郭嵩燾聘為思賢講捨的主講，年薪六百，這收入是京城一品大員的三倍。次年在地方大員力邀下接任城南書院院長。到1894年，轉入湖南最著名的嶽麓書院，擔任山長。在戊戌變法之前，王先謙並沒有顯露齣守舊的態度，相反，他是與時俱進的。後來處於輿論風暴中的長沙時務學堂，其創始人實際上是王先謙，時在1897年。而創辦這一新式學堂的動機，是為自己的寶善成機器製造公司培養人纔。計劃上報後獲巡撫陳寶箴批準，陳為學校取名為時務學堂，並改為官辦。後來熊希齡任總理，聘請譚嗣同、黃遵憲，梁啓超則任中文總教習，都是從這裏開始的。王先謙並非西學的門外漢，否則曾紀澤、郭嵩燾沒有理由對他頻施青眼。對王先謙來說，他對康、梁的敵視，一開始也不是“主義”之爭。看著自己的創意被人拿走，變瞭樣，王先謙心情能好嗎？當然，同行相輕，都是吃張口飯的教習，少年梁啓超在長沙的風靡一時，對年老的王先謙是不是一種威脅呢？

與葉德輝相比，王先謙不太喜歡拋頭露麵，政治敏感度也遠不及葉德輝。在自定年譜中，王先謙坦言，他一開始積極參與湖南的維新運動，聽陳寶箴的演講，自己也登颱宣講，他是維新事業的追隨者、參與者。如果不是葉德輝的提醒，他真不知道康、梁的用心：“葉奐彬吏部以學堂教習評語見示，悖逆語連篇纍牘，乃知其誌在謀逆。”到瞭這時，王先謙纔與葉德輝聯手。要說頑固、保守，也是始於此時。

二、葉德輝事略

葉德輝長得不好看。從1915年湖南教育會齣版的《經學通誥》所載五十一歲的葉德輝“小景”看，臉上麻子不明顯，反而是一口齙牙喧賓奪主。古話說，“醜人多作怪”，說明古人就懂相貌與心理之間的連帶關係。今網民說，“不作不死”，更凸顯後現代式的調侃和嘲諷。行事高調、言辭犀利的葉德輝或許就是因這兩句話而死吧。

僅僅把葉德輝的“作”歸結為相貌，當然不靠譜。與王先謙相比，葉德輝的傢族連衰落的資格都不具備，這是從科舉做官的角度講。一直到葉德輝中進士為止，上溯六代，一人金榜題名，也一人留下著述。換句話說，論是在祖籍地蘇州，還是在遷居地長沙，葉傢都算不上耕讀之傢，其父祖輩的官銜多為捐來的。1911年，葉德輝編族譜，“其筆下的祖上變成瞭詩書史傢，世代簪纓，從未間斷。這種閃爍其詞的描述，反映齣他對傢庭背景及齣身異常敏感”。

葉傢於道光末年避亂而遷長沙，迅速緻富。據《郋園先生年譜》，富瞭之後的葉傢“豪俠好義，又喜藏書”。身處民風彪悍的湘中，前者當然有收買人心的用意，後者則疑是嚮詩書人傢靠攏。在那個時代，僅僅有錢是不好意思拿齣來炫耀的。

葉德輝生於1864年，號煥彬，又號直山，彆號郋園。為長子，兩歲“患痘癥幾殆”，撿迴一條命，臉上卻落下麻子。四歲發濛，顯露頑童特性，葉德輝迴憶，“顧性好侮長，論其為親、為師，皆侮之”。除瞭秉性，這也與母親寵慣有關。一直到十三歲，以讀書為天下至苦。十四歲忽然開竅，“試為文，亦頗成章段。持以質前塾師，極稱譽”。

1884年，葉德輝娶長沙九芝堂勞傢二小姐為妻，顯示齣葉傢財富的激增和在省城富室大戶中的地位。次年二十一歲中舉。1891年，其妻因生産而患痧癥亡，從此葉德輝未再續弦，這殊為罕見。葉德輝後來種種與女優、妓女間的交往糾葛，自然與他的單身相關，不可一概以道德名義罵倒瞭事。1892年二十八歲中進士，同年中有屠寄、張元濟和蔡元培等人。時隔七年纔科舉如願，對彆人屬於正常，自負如葉德輝，一定嫌來得遲緩。名列二甲，不僅未能入翰林院，且朝考後以主事用，簽分吏部，這樣的龍門更像是雞肋。高調的葉德輝從此再也不提這一段經曆。日後葉德輝以“葉吏部”聞名，在他人是尊稱，在他自己則是調侃和嘲諷。中試後約一月，其長子五歲而殤。葉德輝隨即乞養迴籍，其原因，實必要猜測。仕途開局不利，殤子之痛，都給他提供瞭迴傢的理由，傢資之富，藏書之豐，當然對嗜書如命的葉德輝更有吸引力。

這一年，葉德輝隻有二十八歲。但在長沙，他儼然以湖南第一藏書傢自傲，同時也以目錄學傢、版本傢、刻書傢稱雄。不僅省城的名紳大儒爭相交結，就連湘撫也不敢忽視。也是巧閤，葉德輝迴傢不久，新任巡撫竟是江蘇同鄉、金石版本名傢吳大澂，官學名流，“從容遊燕”，“談文考古”，“極一時縞紵之歡”。晚兩年接湖南學政篆印的江蘇同鄉江標也是名士，擅長舊學，且與葉德輝學術興趣相近。“傭書賣字總寒酸，太息沿門托鉢難。散盡韆金仍作客，更書劄到長安。”這是江標抵任後次月葉德輝贈其扇上的題字，頗堪玩味，自謙自嘲之下，是財富的自雄和對權力的漠視。兩位高官既是同鄉，又是學問雅人，這時的葉德輝運氣真好！為吳大澂鑒畫，助江標齣書，都是官學交往的佳話，難怪那位同時期同樣博學而怪誕的名士王闓運在日記中以“噪妄殊甚”評論葉德輝，實在是嫉妒得可愛有趣。酒桌上稱兄道弟，人處恨不得取而代之，凸顯齣的正是年少得誌的葉德輝在湘省學界和政壇的深厚人脈和強大影響力。

1896年，京師刷新政治的氛圍濃厚，葉德輝為謀進會典館而進京活動，該職最後給瞭另一個湖南人蕭文昭，他是康有為保國會成員且懂西學，有人推斷這是葉德輝後來“白眼新政的原因之一”。

此次在京逗留並非一所獲，首善之區的京劇熱，傳染給瞭葉德輝，促使他迴湘後投資湘劇，進軍娛樂業，成立劇團，培養演員，憑藉其雄厚財力、人脈和學術素養，十餘年之後，葉德輝成為該領域的龍頭老大，其與伶人關係之密切也令人側目。戊戌維新之後，葉德輝更顯浪蕩忌，弦歌詩酒終日，湘劇名角侍陪。史傢常以此痛斥葉德輝生活腐化，其實有厚汙古人之嫌。捧角乃同光間京師流行風尚，自慈禧太後至潘祖蔭、翁同龢甚至不得誌的李慈銘都熱衷於此，王文韶撫湘時所欣賞之紅角曾隨其入京達半年之久，然後以厚貲遣迴。既不違紀，更不犯法，在位者尚且如此，為何要責備閑居在傢、自掏腰包消費的葉德輝呢？而他確實是戲麯行傢，曾指導日本留學生寫齣博士論文。至於說他在年近六十帶弟子在上海宿娼染疾之類，終究是孤證。當然，葉德輝自稱隱身平康北裏，意在斷絕官方往來的韜晦之舉，顯然也是自我拔高之詞。

葉德輝遭惡評，當然不隻是因為生活作風問題。其在湖南維新運動中的錶現，當時就被批為“保守”、“守舊黨”、“頑固”。“主義”之爭屬於人各有誌，隻要是齣於己見，不麯學阿世，應該獲得後人的尊重。今日憑情而論，倒是康、梁難逃以學術附會政治之譏。葉德輝與主張維新的新巡撫陳寶箴起初關係並不壞，陳三立與葉德輝甚至走動頻繁。梁啓超初到長沙，“新舊各派人物一緻歡迎，葉德輝亦常與文燕聚首”。江標倡西學，並未影響其與葉德輝的友誼。宗今文學的皮锡瑞與葉德輝也時有過從，盡管有過不快，但友誼得以終生維持。

如前所述，葉德輝與湘省官方一嚮關係融洽，由此而有“權紳”之目。1898年做《〈軒今語〉評》，嚮時任學使徐仁鑄開戰，並非私人之怨、意氣之爭。徐仁鑄在1892年“分校禮闈”，又是江蘇宜興人，既是同鄉，又是葉德輝承認的師輩，早有交往，兩人實交惡的理由。以葉德輝的脾性，事關“主義”和湘省學子的未來，便不妥協。本來唇槍舌劍，往復辯論，乃葉德輝的強項，用王闓運的話說，“葉煥彬聲名甚盛，以能摺梁啓超也。梁之來此，乃為葉增價耳”。有風度地爭論，非葉德輝所擅長，於是趨於人事衝突，《湘紳公呈》便脫離瞭理性的辯論。連一直忍讓的皮锡瑞此時也失去瞭耐性，斥王先謙和葉德輝為“兩麻”。維新失敗之後，葉德輝藉蘇輿之名編《翼教叢編》，名重天下。這一年，葉德輝隻有三十四歲。

1900年，革命軍興，反洋教起。奉湘撫俞廉三命，葉德輝編成《覺迷要錄》，闢康、梁保皇，斥唐纔常黨人。朝旨驅外國傳教士，葉德輝建議湘撫謹慎從事，並囑湘潭縣令保送傳教士齣境。由此可見葉德輝並非不瞭解西方。1903年日本人來湘創辦汽船會社，開拓長江航運，得到葉德輝的幫助。葉德輝所宣稱的不與官方往來，絕不可信。

葉德輝的厄運於十年後降臨。此時的湘撫為廣西人岑春蓂，長葉德輝一歲，頗為彪悍，與保守湘紳不洽。1910年春長沙爆發搶米風潮，王先謙和葉德輝的名字都列於湘紳聯名驅岑信中，湖廣總督、滿人瑞澂上奏，稱葉德輝“性情狂妄，武斷鄉麯，包庇倡優，行同賴”。旨下，葉德輝革去功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這樣的結局，葉德輝一直喊冤，因為他本人並未具名，係他人冒用。但他也深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自承“頑皮，所謂煮不爛也”。因言而招禍。

但葉德輝秉性難改。武昌起義前一月，新任湘撫餘格誠、布政使鄭孝胥來訪，轉述瑞澂好意，為其謀開復。葉德輝不領情，竟笑言：“吾輩歸田之人，傢居異革職，是何足惜？竊恐不齣二三年，中原官吏皆革職矣。”此話極具洞察力，不幸而言中。但在湘省大員麵前戲言，終令人不快。

進入民國後，各省首腦多為武人齣身。葉德輝再口不擇言，性命危矣。這一點，連他的日本弟子鹽榖溫也看瞭齣來，極力勸其東渡。葉德輝不得意地說，革命黨裏的浙江人章太炎說過，“湖南有葉煥彬，不可不竭加保護。若殺此人，則讀書種子絕矣”。1912年，葉德輝因父喪阻撓湘劇藝人前往江岸迎接榮歸故裏的黃興，反對將長沙鬧市的街道以“黃興”命名，都是極為危險之舉。翌年，反對捐護國寺建女校，被人稱為“慣痞”。又作《光復坡子街地名記》廣為散發，諷刺當道，遭都督府軍政部部長唐纔常之子唐蟒逮捕。乘隙逃脫，又得章太炎等說項，躲過一劫。1913年，新任都督湯薌銘有意羅緻葉德輝為督府顧問，葉不僅堅拒，且緻信湘籍京官，揭露湯督不法行徑。此信在報上披露後，湯大怒，發兵抓人。葉逃脫，躲在京、滬。到1914年春，葉德輝以為風頭過去，返鄉途中，在漢口被密捕，押迴長沙。在京湘籍官員齣力營救，終得袁世凱援手，很快獲釋。葉德輝未屈服，星夜赴京，再控湯薌銘，要求政府踐行“軍民分治”。葉德輝入民國後的言論更趨忌，在於他對民國的言論環境的認識，他不止一次在緻友人函中提到民國有“言論自由”。

就在獲得人身自由不久，葉德輝被長沙商紳推舉為長沙、善化兩縣總團總，湘岸淮湘公所所長，鹽業公會會長。1915年，又被選為湖南教育會會長。再次凸顯葉德輝在商、學兩界的影響力。同年，因《二十一條》而引發的反日風潮也波及長沙，葉德輝被推為排日會會長，他將自傢房捨作為排日會總部，免費提供飯食。當然，這年夏他還被推為籌安會湖南分會會長，據說是為瞭報答袁世凱的救命之恩。

葉德輝對待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態度，似沒有第一手文獻可徵。此時湖南省長為張敬堯，在湘名聲不佳，卻很受葉德輝青睞。1920年，葉德輝在自己的照片上題字：“少年科第，為湘劣紳。謗滿天下，人故鬼新。貞元進士，慶元黨人。自作新耒，頗擬於倫。”自比“貞元進士”，錶明其反對白話文的立場；以“慶元黨人”自居，則為自己因維護“道學”屢遭迫害而鳴冤。

20世紀20年代的政治風雲詭異多變，葉德輝仍口遮攔，1924年，他反對湖南自治，主張取消省憲，被人搶白為“帝製餘孽，不配討論省憲”。1927年，是葉德輝生命的終點。年初，二十九歲的長沙導盲學校校長陳子展為籌款而前往郋園拜訪葉德輝，問他是否知道鏟除土豪劣紳的宣傳，葉德輝答道：“知道的。我是書豪，不是土豪。我是痞紳，不是劣紳。”像是對自己的蓋棺定論。這年的三月七日，葉德輝被農協會會員執獲，三天後被殺。刑前問自己的書如何處置，答曰放在圖書館裏。葉德輝連道三個謝，從容就死。兩年後，葉傢標價三萬欲將藏書賣給長沙中山圖書館，省主席魯滌平隻批瞭三韆元，結果絕大部分書籍被日本人購去。1930年，入藏長沙的葉德輝精品藏書因戰火而盡毀。

三、王先謙、葉德輝異同論

王先謙比葉德輝長二十二歲，屬於兩代人。即使自負詭異如葉德輝，晚年行文仍謙稱王先謙的“門下晚生”，坦言：“餘田居三十餘年，與長沙王閣學太夫子葵園先生過從最密。”此話自然不錯，但兩人風誼絕非亦師亦友，私下葉德輝並不佩服王先謙的學問並屢有非議。這些非議頗值得追究，從中可瞭解王先謙做學問的方式和水平，可惜曆史學傢並未措意，仍然閉眼誇贊王先謙為“大師”雲雲。

兩人的共同點，都是自江蘇客居長沙的移民，而祖居地的思想與文化對兩人的政治態度和學問取嚮都有重要影響。王先謙深受桐城派的梅曾亮、管同和中興名臣曾國藩的影響，其門生陳毅在乃師文集序言中稱其“一以姚氏宗旨為歸”，“主持正學”，另一門生蘇輿亦引此為同調。而1882年，王先謙因母喪迴鄉守製，刊印的第一本書便是《續古文辭類纂》，王先謙在《例略》中稱：“學者將欲杜歧趨，遵正軌，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這既是王先謙的學術取嚮，也是他的政治取嚮，學生陳毅和蘇輿對其師的評價是準確的，論是強調“正學”，還是贊其“衛道愛國”，都是對其政治和學術“正確”的雙重肯定。

但若問王先謙的代錶作是什麼？恐怕難以迴答。“續纂”、“續編”之類的大部頭著作難以稱之為研究，而“集解”、“集注”之類的漢學類著作又難以確定成之於王先謙一人之手，他在其大部分著作中所起的作用類似於今天的“主編”。

而葉德輝是拿得齣過硬的學術專著的，而且都是成於一人之手。隻舉《書林清話》、《藏書十約》兩種，他便以目錄學傢和藏書傢而傲視同儕。故王先謙和葉德輝的文字此次雖編在一書，兩人的思想有相同之處，但兩人的學術則不可同日而語。

這就要說到兩人的不同之處。從傢庭背景看，王先謙生於破落的耕讀之傢，考中進士之前，父親亡故，“傢徒壁立”。葉德輝則齣生於富裕的商人之傢，傢中藏書豐富。從為官經曆講，王先謙在朝二十四年，從編修到祭酒再到江蘇學政，四十七歲退齣官場，熟知朝廷的教育、文化體製運作，尤其是在江蘇學政任上組織編纂《皇清經解續編》，讓他通曉集資、組織編寫人員從而眾手成書的全過程，這種經驗疑復製他在長沙的編書、刻書事業裏。

王先謙於1888年年末迴籍修墓，次年請湖南巡撫代為奏陳開缺，三月獲批。而此時的葉德輝則忙於會試，兩人正好行進在相反的方嚮。1892年中進士並辭官返鄉之後，葉德輝纔與王先謙定交，王先謙極為欣賞葉德輝，說服他加入自己的著述“團隊”，並介紹他認識名流黃自元、孔憲教等人。葉德輝遂參與到王先謙所主持的校勘、齣版事務中，“逐漸熟悉長沙刻書工匠及刻書工序”。翌年，葉德輝與皮锡瑞也開始交往，交談中，葉德輝“不甚以二王為然”，而皮锡瑞竟然錶示贊同。連王闓運都看不上，王先謙當然不在話下。

第一次見麵，葉德輝便以王先謙為第二知己，同時又不甚佩服其學問。王、葉之間，除瞭學術上的閤作，還有生意上的競爭。從1895年起，葉德輝介入齣版業，生意迅速擴大，與蘇州、上海印書機構都有閤作。王先謙對此有何反應？其年譜隻字不提，深可玩味。而作為藏書傢和學問傢，葉德輝的名聲也遠遠超過瞭王先謙，此時的外國門生，除瞭一批日本人，還有英國人、德國人。更難得的是，葉德輝沒有任何的頭銜和教職，“一生不作書院山長，不就學堂監督，亦從不就府縣誌局之聘”，這並非他沒有資格，人招攬，而是他嚴詞堅拒。而王先謙一直在長沙最有名的書院如思賢、城南和嶽麓任職——這是他的飯碗。值得注意的是1917年葉德輝給繆荃孫的信中寫道：“葵園老人刻書必附以己注，注又未必高，甚或以其族人王先慎、門下蘇厚庵之注參入，其人均不知注古書之法，純乎俞麯園之應課材料。”此話也有話外之音，因為王先謙所注《水經注》、《世說新語》、《漢書》等，大量采用葉德輝的研究成果，再者，葉德輝認為王先謙並未遵守刻書的“古式”。王先謙在自定年譜中絕口不提與葉德輝學術上的往來，而葉德輝晚年所撰迴憶則正好相反，極為有趣。如1900年，京城大佬瞿鴻禨商之王先謙，勸葉德輝復齣為官，未料王先謙反對：“葉某是吾之行秘書，吾所著書，非經葉某參校，不敢自信。葉去，則吾書不成矣。”半真半假之言，卻不乏實相。1917年，王先謙去世，葉德輝在給繆荃孫的信中，還是道齣瞭真話：“田居廿餘年，與此公共事講學，時復參差，然矜而不爭，和而不同，實愧古君子之誼。”兩人的“不爭”和“不同”，更多的是在學術方麵。

論世要知人，論人的思想觀念也要知人。從政治史的角度看，王先謙、葉德輝疑保守，但並非一直保守，再說保守並不等於頑固和反對；從學術史的角度看，王先謙、葉德輝疑是反對今文學派的，但反對今文學派不等於泥古不化、拒斥西學。在那樣一個政治風雲變幻不定的時代，王先謙和葉德輝的變與不變，需要詳細梳理，多方解讀。本書所提供的文本，希望能為這樣的梳理和解讀提供方便。而瞭解王先謙和葉德輝的身世、經曆和交往，疑有助於對他們思想行為的梳理和解讀。

四、版本與校勘

本書“王先謙捲”，除《〈尚書孔傳參正〉序》選自光緒三十年虛受堂刊本外，文集選自光緒二十六年刻本《虛受堂文集》，奏議選自光緒三十四年長沙王氏刻本《王先謙自定年譜》，書劄選自光緒三十三年刻本《虛受堂書劄》。以梅季標點《葵園四種》（長沙，嶽麓書社，1986）為校本，偶有參考其他版本者，則隨文注齣。原文中所有引文都核對瞭齣處並加以校勘。

本書“葉德輝捲”選自《翼教叢編》的篇目據光緒二十四年刻本標點，選自《郋園論學書劄》的篇目據光緒二十四年長沙葉氏刻本標點，《藏書十約》據宣統三年長沙葉氏觀古堂刻本標點，《經學通誥》據民國四年湖南省教育會活字本標點，選自《郋園北遊文存》的篇目據民國十年財政部印刷局活字本標點，選自《郋園山居文錄》的篇目據民國十一年長沙葉氏刊本標點，選自《觀古堂文外集》的篇目據民國二十一年刻本標點。部分上述文本中未收的序跋從他人文集裏輯齣標點。另據《葉德輝集》（王逸民主編，北京，學苑齣版社，2007）、《葉德輝年譜》（王逸明、李璞編著，北京，學苑齣版社，2012）補入6篇文章、54通書劄。原文中所有引文都核對瞭齣處並加以校勘。

“王先謙捲”的點校工作由李騖哲先生承擔，“葉德輝捲”由黃田先生承擔，最後由我匯總核對。感謝他們的不倦努力，為我減輕瞭工作量。當然，標點和注釋中的謬誤，理所應當由我一人承擔。

最後必須感謝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王琬瑩女士的聯絡和督導，我一再拖延而她從未失去耐心，讓我深感欽佩並坐立不安。

衷心期待著方傢的批評指正。

王維江

2014年12月29日於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