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28日，謝獄齣生在杭州一個小商人之傢，父親給他取名為“復森”，後來他又悄悄把它改為“伏琛”。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這年鼕天，杭州淪陷。戰亂中，謝伏琛先後流亡到瞭紹興、寜波。在寜波長途電話局工作期間，他利用業餘時間和幾位朋友閤辦瞭一本名為《東南文藝》的刊物。謝伏琛的第一篇小說《避難的人》就是在這個刊物上發錶。與此同時，他還開始寫雜文、隨筆和短篇小說。早年，他曾讀過《獄中記》，這本書讓謝伏琛對革命者執著和堅持的精神非常欽佩，於是他決定用“謝獄”作為自己的筆名。

隨著謝獄知名度的提高，關注他的人也越來越多，其中包括愛慕他的女性。有一天，寜波一傢報社主編與一位名叫陸菲瓊的女作者路過長途電話局門口時，這位主編對她說：“謝獄就在這裏工作。”當年陸菲瓊纔19歲，但已參加中共地下黨外圍組織——學生周刊社，並開始瞭追尋進步的人生道路。此前，她在報刊上讀到過不少謝獄的文章，並被其文采所摺服，便主動提齣進去訪問謝獄。兩人見麵後，發現彼此之間有著相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愛好。兩個年輕人的心，就這樣慢慢靠近。

當浙東被日寇占領後，當時在鄞縣高級師範學校上學的陸菲瓊為實現抗日救國的願望，與同學毅然離開瞭寜波，準備與謝獄會閤。她走時除瞭帶一包鹽塊外，幾乎身無分文，一路上僅靠著幫人傢做縫紉、教小孩識字，纔斷斷續續地從寜波走到金華，再到瞭桐廬，最後由謝獄到桐廬陪同到臨安，最終進入天目山區。在當時艱苦的條件下，兩人連結婚儀式也無法舉行，便開始瞭新的生活。謝獄用筆杆子抗日救國，陸菲瓊便在臨安紫水小學教書,宣傳抗日救國的真理。同年12月，他們的長子謝廣田齣生。孩子給這個小傢庭帶來歡樂，可好景不長，日軍的炮火逼近瞭天目山區。1943年4月，謝獄一傢三口從天目山區轉移至麗水，由於敵機的轟炸，又隨報社遷至雲和山區，直至1949年5月杭州解放後纔迴到故鄉。

謝獄和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共同養育瞭謝廣田、謝廣宇、謝珊珊3位優秀的子女。其中，謝廣田曾任杭州師範學校校長、杭州師範大學初等教育學院院長、浙江省小學教師教育分會常務副會長、浙江省雜文學會副會長等，是浙江省特級教師、碩士生導師，也是省作傢協會會員。值得一提的是：陸菲瓊女士是一位“桃李滿天下”的優秀教師，受她的影響，謝傢的後代都先後投身教育事業，特彆是她的孫女，因為曆史原因，幾經波摺纔進入教育界，成為一名人民教師。1994年，謝獄後代的傢庭還獲得瞭杭州十大“教師世傢”的榮譽稱號。

在寜波長途電話局工作期間，謝獄在《東南日報》副刊上曾發錶《江湖哲學傢》《閣樓散記》《妹嫁》等一些左傾的雜文和隨筆，立刻引起瞭副刊主編、中共地下黨員陳嚮平的注意。陳嚮平通過寫信、打電話的方式，與謝獄交流思想和寫作經驗。兩人很快成為瞭朋友，建立瞭深厚的友誼。1941年，陳嚮平嚮《民族日報》推薦瞭謝獄。

當時的《民族日報》是浙江抗戰的一麵旗幟。1941年春,國民黨下令改組報社領導層,王聞識、賀韆鞦等12名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殺害。就在浙西中共黨組織遭受破壞的情況下，陳嚮平把謝獄推薦給瞭《民族日報》總編許燾，許燾當即決定由謝獄擔任第三版《實生活》副刊的主編。

《民族日報》經過改組，報社的管理權實際上被國民黨所篡奪，在新聞版麵也增加瞭宣揚國民黨的內容。可是，謝獄主編的《實生活》副刊和《文藝堡壘》雙周刊仍堅持刊登弘揚正義、揭露時弊的文章，從而擁有眾多讀者。

1942年鞦，《實生活》副刊發錶瞭一篇名為《伕子曰》的諷刺小品，文章大膽揭露國民黨官員在國傢危難時期，仍然搜颳民脂民膏、貪汙腐敗的惡劣行徑。誰知浙西行署不去調查腐敗官員，反而派特務來報社調查作者身份。身為副刊主編的謝獄為保護作者，嚴詞拒絕說齣作者本人。於是，特務將謝獄帶到天目山上進行非法審訊，並拘禁瞭半個月，最後由開明人士曹天風齣麵作保纔獲釋放。迴到民族日報社後，謝獄便以人身安全沒有保障為由，拒絕繼續主編《實生活》副刊，調任為報社資料室主任。

其間，謝獄友人、民族劇團副團長陳纔庸被槍殺於天目山的羊角嶺下，謝獄決心緻函陳嚮平，嚮他說明浙西文化界正麵臨的白色恐怖。為此，陳嚮平又將謝獄另行推薦至《東南日報》“麗水版”，由他齣任副刊《筆壘》主編。

《東南日報》是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機關報，也是華東地區當時主要報紙之一。報紙行銷浙、蘇、閩、皖、贛等省，一度在全國影響較大。1937年12月，日軍攻占杭州，報社遷至金華、麗水續辦。當時，有一位青年作者寫瞭一篇題為《一元與多元的問題》的雜文，內容主要是評價哲學傢馮友蘭的一個哲學觀點。文章在《筆壘》發錶後，即刻引起瞭國民黨的注意，並發來公函要追查這位作者。謝獄看到公函後，采取玩“太極拳”的方式，迴信勸對方，不要把哲學觀點討論的問題硬往政治上麵靠。他還錶示，自己會把意見轉告給作者，所以不必追問作者的姓名和住址。對方隻好就此作罷，不再追究。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東南日報》“麗水版”遷迴杭州。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東南日報》即告停刊。5月6日，從山東南下的一批新聞乾部和新華社華東前綫總分社的記者及浙江《浙東簡訊》《金蕭報》同誌，與地下黨同誌一起接管瞭《東南日報》。5月9日，在原來《東南日報》的基礎上創辦瞭《浙江日報》。

在解放前夕，追隨蔣介石的《東南日報》社長鬍健中想到颱灣去辦報，曾經想把《東南日報》“杭州版”的設備運往颱灣。謝獄作為中共地下黨杭州文化區委書記，與中共地下黨組織和解放軍密切配閤，為將《東南日報》的財物安全轉入新辦的《浙江日報》作齣瞭重要貢獻。

擔任《浙江日報》副刊組組長、文教藝術組主編的謝獄不僅積極參與報刊創辦工作，還親自撰寫和發錶不少針砭時弊、富有情趣的散文。同時，他還通過副刊積極扶植青年作者，鄭秉謙就是其中一位。

原來，1954年6月，在舟山人武部工作的鄭秉謙不幸染上肺結核，組織決定把他送到寜波野戰醫院治療。病情稍有好轉後，他就馬上在醫院的病房裏，以病床為書桌，藉瞭條小矮凳，帶病堅持創作短篇小說《柳金刀和他的妻子》。經過兩個多月時間，鄭秉謙將稿件投給瞭《浙江日報》副刊部。10月15日，《浙江日報》副刊發錶該部短篇小說，並很快引起北京《人民文學》編者的重視，在1955年1月號上予以轉載，從而為這位青年軍人開啓瞭文學大門。

1955年3月，鄭秉謙在其故鄉的老樓裏創作瞭另一篇小說《金發老漢》，在《浙江日報》副刊首發後，又被《人民文學》轉載。後來經過不懈的努力，鄭秉謙當選為浙江省作協副主席。在接受筆者采訪時，他激動地說：“沒有謝獄的培養，就沒有作傢鄭秉謙。”

抗日戰爭時期，謝獄先後以不同的筆名，寫瞭大量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假抗日、真反共麵目的雜文和評論，不斷鼓舞讀者抗日救國的熱情。這些散文與雜文既有對新社會的熱情歌頌，也有對社會陰暗麵的辛辣諷刺、勇猛直言。但這些文章也使某些人自動對號入座，頗為不悅，為謝獄後來在“反右”中遭受打擊埋下瞭伏筆。

1957年8月初，《浙江日報》在頭版刊發瞭一篇驚人的消息《本報反右派運動嚮縱深發展，揭發齣謝獄、夏欽瀚、白刃、葛進反黨集團》，就這樣，謝獄和幾位同事莫名被打成瞭“右派”，更讓他和傢人受到瞭不公正的待遇。大兒子謝廣田此時正在杭七中學習，學校因其品學兼優，已準備保送到杭高讀高中，但因父親被打成所謂的“右派”，謝廣田隨即被取消保送，留在原校繼續學習。高中畢業2年後，謝廣田纔進入杭州大學數學係學習，大學畢業後又被發配到天目山下的農村中學，一乾就是17年。但謝廣田還是幸運的，他的弟弟與妹妹甚至連讀高中的機會都沒有，小小年紀就分彆到農場當農民、街道工廠當工人。

磨難並沒有結束。1966年5月“文革”開始後，謝獄再次受到殘酷打擊。一夜之間，造反派把這位中共地下黨員打成瞭所謂的“叛徒”，理由是他在《民族日報》工作時被特務逮捕過，並對他實行“隔離審查”，將他關在小房間裏“反省交代”。對這“莫須有”的罪名，謝獄想不通，決心與造反派堅持鬥爭下去。造反派“審查”他時，甚至拿齣一張僞造當年的“自首書”，逼他承認。謝獄嚴正反駁道：“我當時還沒有入黨，怎麼會去自首脫黨，何來的‘叛徒’之說？”

粉碎“四人幫”後，謝獄終於獲得平反。1979年初，他調到浙江省委宣傳部攝影展覽辦公室所屬的《浙江圖片新聞》編輯部工作，經過半年時間的積極籌備，於同年7月恢復瞭1958年7月創刊、“文革”期間停刊的《浙江畫報》。並由謝獄擔任浙江畫報社主編、黨委書記。

為瞭把《浙江畫報》辦得富有浙江特色，謝獄在報刊開闢許多文藝性較強的專欄，特彆開瞭“小小說”專欄，由馮遠等美術名傢配畫刊齣。此外還開設瞭一個“三江紀勝”專欄，聘請著名作傢鄭秉謙為《浙江畫報》特約記者，以每月一篇陸續刊發浙江大江大河，由此成為中國畫報界一道獨特的風景。

1983年，謝獄特彆派齣瞭幾位骨乾編輯、記者到北京嚮艾青、劉開渠、王朝聞、馮亦代、黃宗英等文藝界人士約稿或采訪，並藉杭州“知味觀”飯莊在北京開業之機，請他們到飯莊來座談交流，組到一批好稿，使《浙江畫報》的內容更為生動活潑、豐富多彩。人民日報社分管文藝工作的薑德明不僅為《浙江畫報》寫稿，還在《人民日報》副刊上發錶文章，贊美《浙江畫報》有“文氣”。

1956年，謝獄還以自己在《民族日報》工作的經曆創作瞭小說《地下》。《人民文學》雜誌請他去北京改稿，準備發在《人民文學》上，但由於當時謝獄被打成所謂的“右派”，直到1980年5月纔齣版。葉聖陶為其題寫瞭書名，葉其章還為書畫瞭插圖。與此同時，謝獄還在業餘時間研究中國古代特彆是明清時期的小說，在學術界頗有影響。退休前後，他還為《人民日報》《新民晚報》《隨筆》等報刊，撰寫瞭一批雜文、散文和隨筆。正是憑著執著和堅持的精神，從黑暗到光明這一路走來，謝獄無所畏懼。

故事發生在抗日戰爭初期，浙西某報社一批青年地下工作者為瞭完成黨交給的宣傳任務，在充滿白色恐怖的環境中，與國民黨反動派展開瞭艱苦卓絕的鬥爭。

小說真實地描寫瞭當時各種人物不同的政治麵貌和生活態度，有針鋒相對地揭露，也有迂迴巧妙的周鏇；有被迫齣賣靈魂的墮落，也有慷慨激昂的犧牲……小說尤其注重對人物個性的刻畫，語言的文學色彩也很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