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韋力

近三十年來，國際學術交流日漸頻繁，漢學研究也同樣呈現出繁榮局面，研究中國古籍的目録版本之學屬於漢學研究的範疇，對於這樣的學術交流，國内外也舉辦過多場重要會議。程千帆先生的《校讎廣義》將這個學科分版本、校勘、目録和典藏四個部分，可見典藏與其他三部分並列四，由此可知，古書的收藏也同樣是一門學問，其與版本、校勘、目録之學共同構成了中國獨有的書史學體系。

近幾十年間，對於藏書史和藏書家的研究已然成了顯學，但遺憾的是，此前並没有單獨舉辦過以藏書家主體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而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成立的當年，就填補了這個空白。當時本院常務副院長楊光輝先生向我提出要舉辦這樣一個國際會議的設想，光輝院長説，本院院長楊玉良院士十分重視這個會議，因此光輝院長命我請一些中外著名藏書家來參加此會。我根據光輝院長的要求，分别請到了二十餘位中外藏書家，同時參加此會的相關學者專家還有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先生、國圖古籍保護中心主任助理王紅蕾女史、中山大學特聘目録版本學家沈津先生、清華大學圖書館劉薔女史以及復旦大學的吴格先生、沈乃文先生，以及眭駿先生等等。

本次與會的藏書家基本上都提供了各自的論文，這些論文從不同角度講解着宏觀的概念以及個案的分析。比如瑞典的馮德保先生，其講解的内容是中國書在歐洲的印刷，他用對比的方式展現出歐洲翻刻中國版畫的實例。在以往的概念中，基本上是中國翻譯西方的著作，因此馮德保的視角讓與會者看到了文化交流史上互動的行，由此可見，文化的傳播確實是以雙向滲透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進行，而他所展示的書影，更是國内很少能够得見者，由這些圖片可以看到歐洲人是如何汲取中國藝術中的養分，同時他們又化用一些觀念，使之達到西人所能適應的審美。

有着同樣講解方式者，還有香港的林章松先生以及劉浩敏女史共同提交的論文《松蔭軒印譜收藏與研究》。松蔭軒乃是林章松先生的堂號，林先生的收藏關注於印譜，以數量論，他的所藏乃是當代中國私人收藏印譜之最。劉浩敏以松蔭軒所藏印譜研究專題，從理論上講述了松蔭軒所藏的一千八百多種印譜的編目與整理，原本看上去雜亂的收藏經過劉女史的闡述，使得聽衆對松蔭軒的所藏有了宏觀的印象。而林章松本人則是用圖片對比的方式，來講述同一部印譜在不同版次上的細微差别，而這類差别是以往藏譜者少有留意之處。以往研究印譜者，大多是關注收印的多寡、印面的真僞、是否名家所刻等等問題，而林先生則是從印譜本身着眼，他甚至注意到了同一部印譜在邊欄花色上的細微區别，以及鈐印位置上的變化，通過這樣的對比，以此來探求制譜者是怎樣的心理變化，這樣的研究十分特别。

辛德勇先生的論文則是專談周紹良舊藏的一部《佛説阿彌陀經》，而後用許多的實例來講解杭州一地在中國古代印刷史上的地位。辛先生甚至以《佛説阿彌陀經》與《普寧藏》、元刻本的《寒山詩集》相比較，從版刻風格上確定《佛説阿彌陀經》的刊刻地點及年代，這樣的研究方式尤其有利於某些無法確定年代之書的最終定論。

就中國目前的藏書情况而言，少有以西方刊刻中國内容之書專題者，而劉揚先生致力於此專題多年，他所提交的論文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做出相應的總結。劉先生的論文首先講述了西洋之書向中國傳播的歷史，而後又講到傳教士帶入中國的西文之書收藏情况，重點講述了北堂藏書以及徐家匯藏書，同時也講到了2010年上海圖書館以三百萬歐元購買瑞典藏書家羅聞達所藏西文中國學藏書的故事。劉揚同時指出，當今漢學名著的翻譯方面，大多忽略版本的鑒定，他的這些觀點對如今的西學著作翻譯情况有着較好的提醒作用。

2010年，杭州西泠印社拍賣公司上拍了一部宋刻本的《妙法蓮華經入注》，該書是從日本流入中國者，此書來到杭州之後，西泠印社還舉行了學術研討會。雖然説對於此經的刊刻年代，不同的學者各有看法，但總體來説，這是一部難得之書。而翁連溪先生所提交的論文，正是對這部書的研究。翁先生在文中作了仔細的比勘，首先從内容着眼，而後又研究了該經的刻工，由此對比出北宋刊刻的《思溪資福藏》與本經的刻本有五個相同之處，而此部大藏刊刻於北宋靖康元年至南宋紹興二年，而後又通過字體的對比，確認出這部書很有可能是北宋刻本。北宋所刻之書流傳至今者極其稀見，偶有所見，大多《大藏經》零種，而此部《妙法蓮華經入注》不屬於《大藏經》系列，其難得者恰在此處。

勵雙傑先生專注於家譜、族譜的收藏，本次所提供的論文則是以南明永曆二年所刻《伍氏族譜》例，以此展延開來，講述到了南明刻本的稀見，同時其文中也提到了明代的稀見年號泰昌。對於稀見年號的研究，以往少有從版刻著眼者，而從族譜角度入手則更是稀見。這篇論文讓與會者得知，南明政權雖然在世較短，但其依然影響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雖然説，南明政權中以永曆的國祚最長，然而其偏於雲南一隅，故帶有永曆年款之書在中原頗少見，而勵雙傑能够收到這樣的族譜，並且通過他的研究，讓人們得知這樣的族譜有着怎樣的價值，故而該文讓與會者有耳目一新之感。

中國古籍中牌記上經常出現“銅版”字樣，對於這種版本究竟是不是用金屬銅所制之版，乃是版本目録界争論很久的話題，從留存之書的目驗情况來看，標明“銅版”者，基本可以斷定實際上就是木刻版。但這樣的觀風望氣無法拿出令學界信服的結論，而艾俊川先生知難而上，從這個角度寫出了一篇翔實的論文。他從元代相臺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講起，而後舉出大量的實例，接下來他又從中國的鑄造技術入手，以此來説明在那個時代不可能鑄造和刻銅版，這篇論文可以説是對中國古書中究竟有没有銅版刷印問題的定讞。然而該文中未曾涉及乾隆年間英法等國幫中國刻制的戰圖，這些戰圖却的的確確是刻銅版，而在康熙年間，傳教士馬國賢也在中國用銅版腐蝕出《避暑山莊四十景圖》。但這兩種製作方式，一是西人，二是西方製作，都跟中國印刷史没有太大的關聯，可能正是因這個原因，艾俊川纔將其排除在了論文之外，因其論文的題目正是用了“中國出版史”這樣的限定詞。

文海樓是江蘇昆山市企業家沈崗先生建造的藏書樓。沈先生年輕有，經商之餘致力於文化的收藏與研究，對於古代的藏書他有着自己獨特的幾個專題，首先是對於昆山先賢著作的關注，其次因昆山又是昆曲的主要發源地，因此昆曲文獻也成了他的藏書專題。除此之外，對於一些有着歷史價值的出版物也是文海樓所關注的主要内容。沈先生在百忙之餘能够有着如此專業的選題，跟祁學明先生的掌眼有很大的關係。祁先生乃是沈崗的助手，其藏書之事均由祁先生具體操作。因工作原因，沈先生未能與會，他委託祁學明先生宣讀了論文，而其論文的内容正是講述文海樓的藏書觀念，這樣的講解能够使得當今的研究者得以瞭解當代藏書家的思路和觀念。

除此之外，美國的艾斯仁先生等幾位與會者也分别講述了自己的論文，而我本人所提交的論文則是關於校勘大家顧千里所批的《棲碧詞》的研究。這場研討會開得十分熱烈，每當一位報告人講述完自己的專題，都會引起現場多位學者提問，從這個角度而言，可以窺見這樣的研討會有着很高的學術價值。而會議結束後，保護研究院的各位老師將這些論文收集在一起，以此出版論文集，因我是這次研討會的主要召集人，故楊光輝院長命我寫一篇序言，於是我將自己參會時的感受拉雜叙述如上，以此來應命。因自己學識有限，無法一一述及每篇論文的亮點之處，此向各位專家及讀者表示歉意。

2017年5月15日写於芷蘭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