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历史有厚重感，从这些决定晋王朝国运民生的话语上我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
一语兴邦，一言败国。要怎么看待谏言，要怎么听取谏言才有效，这成为历朝历代掌政者的一道考验题。
古人云：“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太宗之德，以能屈己从谏尔。”在我看来，谏言是一种财富，批评是一种促进。谏言连着百姓，连着真正的民情国情，也是国家走向政治昌明社会进步的必须。掌政者有没有闻过则喜的胸怀，兼听则明的态度，有没有闻过则改、从善如流的勇气，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并不需要亦真亦幻的“假语村言”，也不会去欣赏那种“女娲炼石己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的晦涩隐语，他更希望听到的是反映民生疾苦无须粉饰的真言真语，更希望感受到的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公众充分传递的真知灼见。
隋炀帝对待谏言的故事成为笑话，他曾经公开说过，我不喜欢别人提出批评的意见，那些地位高还想借此批评我来博取清名的家伙，我是很看不惯的。至于地位低的人批评我，我虽然可以稍微原谅，但最后也不会放过他。
《旧五代史》记载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朱温的儿子朱友贞算是一个有才情的人，他哥哥谋弑篡位之后，他听从谏言联络军阀，交通藩镇，收买朝中大臣，缜密细致，滴水不漏，尤其是他争取到大军阀杨师厚的支持，可以说是高明非凡。但仍然是同一个人，朱友贞在取得帝位之后不足百日，竟然糊涂到听取谋臣赵严等人的建议，自断臂膀，废黜魏博六州节度使，结果引来藩镇叛乱。以藩镇立国的后梁从此陷入不间断的军事纷争，仅仅十余年，朱友贞身死国灭，就连头颅也被后唐庄宗刷上油漆，带回太原，藏在太庙里。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要不要说真话，敢不敢说真话，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千古难题。
很多年以来，导致社会上假话横行、真话难行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说真话的舆论环境受到了“权力场”和“金钱场”的影响，其中以严重的“权力辐射”最为突出。为保住个人利益，假话在官场早已成了求官、谋官、升官的护身符。
但即便如此，说真话的人还是层出不穷。因为他们知道，所有谎言的背后都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国运的衰败；所有假话的背后都只有一个真实，那就是百姓的劫难。于是他们不顾得罪权贵，不顾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为国呼吁。说大了，这才是中国的脊梁，说小了，这就是人性的本真。
历朝历代那么多的诤臣，他们都在践行一个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假话与昏庸最近，与奸佞最近，与腐败最近，而真话与百姓最近，与良知最近，与真理最近！
西晋的王豹说了真话，被司马皇亲在闹市区乱鞭打死，下场令人唏嘘。现实远比劝谏的结果要复杂，后果远比人们的情怀要残酷。对此，民国时期的蔡东藩为王豹鸣冤：“逆耳忠言反受诛，臣心原可告无辜。临刑尚订悬头约，犹是当年伍大夫。”王豹的心路历程，何尝不是在展现我们的人格、人性，以及自身价值观能否得到坚守这个命题？
这一切答案，都在这本让人读后不禁掩卷长思的《晋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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