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思道與伍潔芳是《紐約時報》的記者，曾獲得普立茲獎的殊榮，《東方驚雷》一書收錄了他們對亞洲各國的廣泛觀察。

這對夫妻檔曾住過香港、台灣、中國與日本，他們自嘲對於亞洲的認識是「蜻蜓點水」，但他們的敘述可一點也不膚淺。

書中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因為「這樣的理論就像天氣一樣多變，難以形成」。反之，他們逐章介紹新興亞洲國家遭逢的議題，例如女權、污染、金融危機等等，以親身觀察所得，直指問題的核心與困境。

例如：中國甘肅的劉家峽肥料廠將廢水直接排入黃河，污染的水源造成八堆村居民壽命減短、嬰兒發育遲緩。然而，相較於八堆村一百五十條人命來說，肥料廠創造的工作機會與上繳的稅金，恐怕養活了更多的人。如果要斥資興建污水處理設備，工廠可能會倒閉，影響更多人的生計。八堆村在先進國家是無法漠視的事實，對於發展中的中國卻成了必要之惡；然而破壞環境的代價，恐怕是地方當局無法想像的。

作者認為亞洲的影響力在二十一世紀將會日趨重要，另一方面，他們也直言印度與中國的封閉性格限制了兩國的發展，稱之為「耗弱的帝國」，並暗示美國也可能走向同樣的道路。

這兩位資深記者跳脫亞洲中心框架的論述，深值我們一讀。

書摘: 第2章　我們為什麼說英語／紀思道

中國的古都南京，今天是揚子江畔一座不尋常的醜陋城市。南京充塞著亂按喇叭的汽車、破舊的人行道和公寓樓房，汽車廢氣和腐爛蔬菜的臭味，以及炒麵的香味，與飛揚的塵土共一天。在一個非常擁擠的街坊，一棟兩層樓的白牆房子彷彿被人遺忘、靜悄悄地座落在一個公園旁，和公園裡孩子們滑直排輪、老人家練氣功，成了鮮明對比。這棟房子原本是飛簷、亮瓦的庭園華宅，門口一幅橫匾、金漆大字標明了它是一座紀念館。但是，紀念館現在已人去樓空，大門深鎖，窗戶煙塵密布，還有一張告示牌說，紀念館關了，何時開放恐是遙遙無期。

此情此景令人傷感，因為它是「中國哥倫布」鄭和的紀念館，鄭和可是過去一千年歷史上不得了的大人物！如果世事發展略為不同，鄭和很可能就成為中國人移殖美洲、澳洲和非洲的開路先鋒，而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今天卻要在熱那亞（Genoa）一間塵封的紀念館，無人聞問。

鄭和令人神往還有一個原因：他是一個歷史大謎的主角-為什麼過去一千年西方勝過東方？在過去數千年的歷史裡，絕大多數時間亞洲遠比世界任何地區都更先進。當時要說中國人或印度人在二○○○年會獨步全球，恐怕歐洲人也不能不服氣。要說美洲和澳洲會受中國人殖民統治，比起說當時仍相當落後的一個不列顛島居民會來統治它們，更會令人信服。

檢討轉捩點、了解為什麼是西方、而非東方在過去五百年稱霸世界，可能使我們進一步理解：為什麼強權大國會式微、亞洲有什麼樣潛力，以及亞洲若要重振雄風，會面臨到什麼障礙。

今天，我們認為：西方強盛、美國多數人民具有歐洲血統，亞洲既貧窮又落後，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十五世紀中葉，中國宦官和學者為鄭和下西洋爭辯之際，在這個關鍵轉折點，若是歷史稍有不同發展，今天的情況恐怕就截然不同了。

鄭和本身也是太監，他們在童年時就遭到去勢，選拔入宮，服侍皇帝內眷。由於皇帝要確保任何嬪妃生下的子女都是龍種聖裔，每夜臨幸哪個嬪妃全有縝密紀錄，而且除了內侍宦官之外，幾乎沒有什麼男人可與嬪妃接觸。由於與皇帝接觸頻密，宦官往往被拔擢居於決策高位，成為皇帝親信顧問，大權在握。文人儒生歷經鄉試、會試、殿試層層科考取得官職，自認為應該在皇帝之下主持政務，忌恨內侍宦官的勢力囂張。其實雙方都有缺陷，宦官經常貪瀆弄權，文官則反動，反對改革和實驗。

鄭和能出任大明皇朝艦隊司令官也是異數，因為他是個回族穆斯林、又出身叛逆中央政府的家庭，自幼即被大明軍隊俘虜；與許多俘虜同命運，遭到去勢宮刑，受宮刑者，多人喪生，但鄭和熬了過來。他不但體格強壯，也很聰明、又有毅力，長得魁梧過人。他天生具有領導才能，有幸被派入燕王朱棣府中為僕。燕王和鄭和交善，共謀推翻燕王侄子-惠帝。鄭和領了一支部隊，協助燕王政變成功，朱棣即帝位，改元永樂，廟號成祖。永樂帝即位，屠戮效忠惠帝、反抗燕軍的臣僚之後，派鄭和率領一支海上雄師，下西洋宣示大明天威。

從一四○五年至一四三三年，鄭和七次下西洋，麾下艦隊軍容鼎盛，是日後五百年世界方得以再見到之大型艦隊。西方國家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才出現堪可與鄭和比擬的艦隊。中國史書記載：鄭和率領兩萬八千人，分乘三百艘船艦下西洋，其中最大的一艘船身有四百英尺長。哥倫布一四九二年前往美洲大陸，只有三艘船、九十名船員，最大的一艘船船身只有八十五英尺長。而且，鄭和的船艦有些設計，如平衡方向舵、不透水的作戰舷，歐洲要到三百五十年之後才出現。

鄭和艦隊最遠抵達東非洲，也有能力環繞地球一周。我們很難想像它的壯觀：每一艘大船「寶船」有九隻船桅，巨大的紅色絲帆，二十四門銅身大砲，雕刻的獸首，船身髹上彩漆，船首還點上「巨眼」以便眺望遠方。寶船配備豪華艙房、艙房另有陽台，可供高級長官或隨船到北京朝覲的藩邦王子居住。寶船還有一大堆特殊船艦隨行，如：裝載騾馬的船隻、裝載士兵的船隻、貨船、兩種戰船、運飲水船。隨員包括：十名譯員，五名天文學家，一百八十名醫生和藥物學家、以便治病和蒐集外國草藥，甚至還有兩名禮官，俾便和藩洋官商進退應對合乎禮節。

鄭和艦隊的繁複凸顯出當年東方是如何領先西方。就另一層意義而言，這也指出整個世界不能輕忽亞洲掙扎著要再站起來的趨勢。目前亞洲只在世界經濟居於小角色的狀況，在歷史上並非常態。過去幾千年，絕大多數年代，亞洲遠比歐洲任何地方更富裕、繁華和先進。中國上古有幾個城市在全盛時期，人口逾百萬；史書記載，盛唐京師長安納稅人口即近兩百萬！相形之下，一五○○年歐洲最大城市當推義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其人口僅只十五萬。因此，亞洲在古時已居商貿、科技翹楚，未來幾十年的中心問題是：亞洲是否已準備好要重振雄風，恢復往昔榮光。

過去四百年的絕大多數時候，亞洲的國內生產毛額總值佔世界總值至少三分之二，或許還更多。有些學者甚至說，一八○○年-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已經遲滯數世紀-亞洲的國內生產毛額總值仍佔世界總值的百分之八十。我認為，這麼說，太高了。英國經濟史學家馬狄生（Angus Maddison）的估計，我認為最一絲不苟，他說：到了十九世紀初期亞洲已經大幅輸給歐洲，但依然主宰世界。他的數字凸顯出，「亞洲經濟危機」其實始於一八二○年，一直持續到一九五○年。他的研究結論是：直到一八二○年，亞洲的國內生產毛額總值仍佔世界總值的百分之五十八；但是到了一九五二年，佔率跌到只有百分之十七，然後又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鄭和遠征可不是浪得虛名，亞洲自從遠古就以旅行探險出名。美洲印地安人主要來自亞洲，固不待言；許多歷史學家相信，在過去數千年裡，東亞的血脈和影響一再經由海路輸入美洲。譬如說，中國的殷商王朝大約亡於西元前一○四五年，中國的難民可能已東渡抵達美洲，與墨西哥的歐爾梅客人（Olmec people）、以及秘魯的查汶族人（Chavin tribesmen）混居。中國古書記載，西元五世紀，僧人慧勝（Hui Shen）與另五名阿富汗僧人同行，到了一個稱為「遠東國」的地方，這個「遠東國」挺像是馬雅人的墨西哥。

位於今天印尼地區的居民航海技巧也十分高明，遠航到夏威夷墾殖，成為玻里尼西亞人。他們也往西邊航行，現在一般公認，他們在一千兩百多年前就已經移殖到東非洲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Madagascar）。馬達加斯加人的語言至今仍與印尼的一種方言相似。與哥倫布從西班牙航往美洲的距離相比，印尼人此一航程亦不遑多讓。更令人咋舌的是，也有若干證據顯示，印尼人可能也曾在墨西哥登陸。學者注意到印尼的蘇拉威西人（Sulawesi）和墨西哥中部的歐爾梅客人有許多相似之處，譬如，他們用來製作帆布的方法和工具竟然一樣。

亞洲是一個龐大的貿易網絡，早在西元二世紀，就有一艘船來自未確定其名的國家，帶了一頭犀牛到中國。十世紀，波斯人進貢一隻鴕鳥給中國皇帝。到了唐朝，中國輸入少量非洲奴隸，也有一大堆異國外藩妓女。有位詩人提到「碧眼鬈髮西方小兒」，而且陶瓷上的繪像亦出現各種外國人面孔。史書記載，早在七世紀，廣州城就住了約二十萬外國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馬來人、印度人、非洲人和突厥人，無所不有。有人認為，亞洲聲勢最鼎盛是中國的唐朝，唐朝的藝品和詩作的的確確無與倫比；但是，整體而言，我卻認為亞洲聲勢最鼎盛是中國的宋朝（亡於一二七九年）。宋朝是個自由貿易時期，大幅擴張船運和航海技術。有了羅盤儀和燈塔等新事物，航運和貿易急劇成長。中國是亞洲文明中最偉大的國家，而且是亞洲熠熠發光的各民族及文化當中最亮麗光燦的一顆明星。你只要有機會到印尼布洛布多（Borobudur）九世紀的石造浮圖寶塔遊覽，到緬甸十一世紀古都巴甘（Pagan）的寶塔周遭躲閃吃牧草的牲口，到柬埔寨參觀吳哥窟（Angkor Wat）的十二世紀遺跡，或讀讀日本十一世紀的小說《源氏物語》（有人說它是全世界第一部小說），就可以體會到古代亞洲的文明璀璨和多彩多姿。

另外一個值得一提的勝跡是十三世紀蒙古帝國都城喀拉崑崙（Karakorum）。喀拉崑崙今天只剩一片廢墟，毫不出奇。但是，成吉思汗大軍從這堆岩台出發西征，殺人如麻，其屠戮之慘烈要到二十世紀才出現堪可比擬的景象。傳說蒙古鐵騎所至，十室九空，波斯某些地方九成人口盡遭屠殺，它也徹底摧毀了水利灌溉系統，迄今農業仍未全然恢復舊貌。人口調查統計顯示，中國在這段時期人口銳減三千萬人，只是我們不清楚有多少冤魂死於蒙古人刀下，有多少人因蒙古大軍掩至，輾轉流離死於溝壑和疫病。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征服俄羅斯、波蘭和匈牙利，寖寖然有征服全歐洲之勢；不過，也有人說，他已經找不到草地，馬匹斷了秣草，只好班師回國。總之，一二四一年十二月，蒙古大汗死了，拔都奉命回國。西歐因此逃過一劫！

到了十四、十五世紀，亞洲開始失去活力。雖然它仍有許多偉大事跡，但是從事自由貿易的熱忱已淡，逐漸輸給了歐洲。即使在十五世紀初期，亞洲若與歐洲衝突，仍穩操勝算。可是，鄭和遠行之後，中國-以及大部分的亞洲-給自己織個繭，畫地自限。這就是為什麼我對鄭和如此著迷、好奇，要循著他的遊蹤走一遍。我想要知道他給後人留下什麼福澤餘蔭，試圖了解為什麼他七下西洋，卻沒有像哥倫布那樣改寫了人類歷史。

書摘: 第4章　日本肚子痛／紀思道

東京都銀座區東端一條小街，有一扇不起眼的棕色門，通往挺像是一座倉庫的一棟兩層舊樓房。其實不然，這扇門通往吉兆餐廳，它可算是全世界最孤芳自賞的餐廳。

客人實際上都用不著推門。轎車一到門前（沒有人搭地下鐵光顧吉兆），侍候在哪兒的女服務生立刻打開車門，迅速引導客人進入專屬的房間。其他房間的女侍此時都小心翼翼地不讓他們的客人走出房間，因此，大家都不會曉得同一天夜裡還有什麼人也在吉兆用餐。

吉兆銀座分店非常孤高，事實上是它挑客人，不是客人挑它。《紐約時報》華府分社主任艾波（R. W. Apple Jr.）新聞專業一把罩、沒話講，花起交際費也出了名的闊綽。他在一九九三年訪問東京，拜託東京分社同仁替他向吉兆訂位。秘書小姐打電話給吉兆的經理由紀姊訂位。由紀姊答說：「抱歉，這恐怕挺困難喔！我們只接受常客訂位。」在我之前擔任東京分社主任的這位同仁，只好向日本首相宮澤喜一求助，透過宮澤首相的介紹，艾波才得以在另一家日本「料亭」用餐，不過它比起吉兆，仍然次了一檔。

到了一九九○年代末期，日本經濟已深陷困境，像吉兆這樣的餐廳不再那麼傲慢，大企業的交際預算大幅削減，餐廳想高朋滿座可不容易。因此，我的一個朋友，他是《財星》雜誌美國五百大企業排行榜上一家公司的老闆，拜託我幫他向吉兆訂位，事情就容易多了。可能是吉兆也受到景氣低迷的影響，由紀姊一口就答應。只是價碼兒多少，仍有待交涉：吉兆的基本消費額是每人十萬日圓，這還不包含水酒飲料、藝妓、稅金或小費。以當時的匯率換算，等於每人基本消費額幾近一千美元。如果來個全套服務，請藝妓表演、喝上好清酒，每人花費非得一千五百美元不可。

我不曉得朋友願意付多少錢請客，但是乍聽之下，實在貴得出奇。潔芳和我還價每人五百美元。由紀姊很堅決地說：「不行，絕對不行！這麼一個價位，我們沒有辦法提供適當水準的服務。」因此我們略為讓步，提高到每人六百美元，水酒飲料另計，她才勉強同意--她還派人送了一盒吉兆特製的餐點禮盒給我們，以表謝忱。

吉兆以氣氛高雅、料理精緻、服務貼切而口碑載道；但事實上，它應該以做為一個腐敗制度的表徵而惡名昭彰才對。到吉兆用餐，錢由公司交際費支付，因此等於花的是公司股東的錢--不過，在亞洲，沒人把它當成一回事。亞洲會陷入經濟危機，有一部分原因是這套腐敗制度，從日本移植到了許多亞洲國家。根據雁行理論，日本經常被人形容是 V 形隊伍，帶頭的那一隻大雁，亞洲其他國家全都以它馬首是瞻，跟隨前進。在這個情況下，日本這隻帶頭大雁領著大家飛進颱風的暴風圈！

日本在亞洲地區舉足輕重可分兩方面看。第一，到目前為止，它是亞洲最大的經濟體，按照目前的匯率計算，是中國的四倍大。日本佔整個亞洲經濟的近三分之二。第二，它是決定亞洲經濟發展步調的國家，是大家效法學習的對象。不過，就培養利潤導向的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它並不是很好的模範。

在我們對亞洲整體懷抱希望的人看來，曾經是亞洲經濟引擎的日本，依然腳步零亂，看不出任何跡象，經過翻修，就能復甦。日本的經濟結構，更重要的是其心理 --堅守平等精神--可謂根深柢固，令人相當懷疑日本是否能恢復它在一九八○年代的活力。日本這個亞洲經濟大國，確實對於經濟競爭頗有複雜情緒，不像會出現一種強有力的政治領袖，給日本帶來重大、卻挺痛苦的變革。這個弱點讓欽佩日本的人都很悲傷，也對亞洲整體頗有傷害。

日本教導其亞洲夥伴的是：消弭競爭、別理會股東權利。近數十年來的日本企業經營主管劫持了公司，為自己的利益辦事，不顧股東權益。當然，這種情形舉世皆然、只是程度有別而已；美國公司大主管在付給自己優渥薪酬上，尤其顯明彰著。但是，世界各國股東權益如此遭到漠視的，仍然首推亞洲國家，不惜花費大把銀子交際應酬，就是一個指標。紐約、巴黎每天夜裡可能都有一些大亨請客吃飯，連酒帶菜每人消費五百美元，但是幾乎罕有揮金如土，一客就花費一千美元的。相形之下，東京像吉兆如此高檔的料亭有十來家，在日本每天夜裡或許就有兩百人「一擲千金」吃起一客一千美元、外帶水酒和藝妓的應酬飯。

員工劫持公司乃是日本發展模式的特徵，這個模式始於十九世紀末葉日本急起直追、大搞現代化之時。日本在明治時代，多方面起了變革，但是它從來沒有認真要搞自由市場。若是說它是世界最成功的共產主義國家，亦無不宜。提供資金的資本家、也就是股東，罕有太多影響力，大權落在官僚機構裡監理資本的人士，或是在企業界花錢的人士手中。不注重股東，代表公司的哲學只追求事業做得越大越好，不是要賺取利潤或分配紅利。

只顧追求市場佔有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亞洲各國所仿效。亞洲並沒有單一的發展模式。香港走的是自由放任、牛仔式的資本主義，新加坡靠的是國家計劃的資本主義興旺起來，而印尼搞的是賄賂公行、官商勾結的資本主義。但是仍有一個共同特徵，大家都仿效日本重事業規模、輕經營利潤，漠不關心股東權益的作風。公司靠「創意記帳法」（creative accounting）和走捷徑發展，而且有相當長一段時期，這一套還挺管用。南韓的金宇中一九六七年借了一萬八千美元，創辦大宇集團（Daewoo Group），發展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企業集團--不幸，它向銀行團借的錢也是世界第一名。他開疆闢土、攻佔市場佔有率，名揚四海，但是股東從來搞不清楚公司在幹什麼；一九九九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大宇也垮了。

書摘: 第5章　亞洲金融風暴／伍潔芳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泰國政府剛宣布採行浮動匯率，泰銖應聲而倒，大幅貶值，投資人反而大樂，紛紛搶進股市下單。這股對泰國新生的信心立刻使當天股市上升七點九個百分點，創造五年多來的新高。分析師表示，泰銖貶值代表泰國決策當局承認過去犯了錯，要面對新事實，而投資人賭說，泰國政府放手，聽任泰銖貶到實質價位，將可解決泰國的問題。若干知名的專家就沒有這麼肯定。推動新興市場股市交易熱潮的摩根史坦利策略大師畢格斯，當天就說，泰銖貶值已產生新危機，但是泰國股價已經比往常都來得低廉。他說：「因此，你必須衡量輕重。」

泰銖貶值當天此一樂觀評估，事後證明錯得極為離譜。往後數個月裡，泰銖貶值的餘震撼動東亞地區，形成所謂的亞洲傳染病，造成企業帝國傾覆，生產工廠關閉，公司店舖倒閉，許多家庭破裂。不久，東亞地區紛紛追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泰國宣布貨幣貶值，會衝擊到印尼和南韓？經濟學家赫爾（David Hale）曾經故作誇大的問起：「曼谷不動產市場崩盤，怎麼會導致人類史上無可比擬的連動影響呢？」

我們《紐約時報》的同仁也耗盡腦筋，想給這個問題找出答案，後來發現禍患之所以如此嚴重，可能是出於亞洲企業經營人和政治領袖忽視問題，等到注意到問題時，已經太遲了。有時候他們反而更壞事。不過，可以責怪的人實在太多；柯林頓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在危機初起的頭幾個月，的確處置不當之至。財政部長魯賓和副部長桑默斯對危機做了致命的誤診，以致於泰國得不到充足的診療，其他國家則受到感染。魯賓和桑默斯起先認為，這只是泰國經濟趨緩的個別孤立事件。他們覺得良藥就是，以注入新資金、訂定嚴格條件，如厲行簡樸，提高利率，整頓泰國金融體制等等，由國際貨幣基金主導，施援即可。兩年前，儘管批評者普遍不看好，這套辦法在墨西哥的成效彰著，迄今桑默斯沉浸在這份成功的喜悅當中。美國財政部堅決主張，提出天高的利率等嚴格條件，乃是任何復甦方案必備、不能缺的要素，否則泰國還會再重陷困境。可是，和救援墨西哥方案不同之處是，這一次美國政府不肯挹注資金。魯賓說，由於國會限制，他無法撥款援助，其實他只是不願傷腦筋，另覓途徑罷了。關鍵在於，美國沒參加，救援方案就爭取不到各方信任。美國財政部不能解囊撥款，現在已被公認是一項失誤--國務院有位高級官員承認：「回想起來，這麼做，錯了！」

美國財政部不撥款也就罷了，還想當家作主，搞得氣氛更加緊張。桑默斯覺得國際貨幣基金提議的方案還不夠強硬到足可迫使泰國改弦更張，威脅說，除非國際貨幣基金把條件調嚴，他可要推翻整個方案。在場的某位官員回憶起桑默斯警告國際貨幣基金說：「我們應該在哪裡投下NO一票呀？」

柯林頓政府堅持泰國應該厲行簡約，阻止日本伸出援手。危機一發生，東京官員就表示有意援助泰國，計劃提供巨額貸款，但是因為華府堅持必須對泰國提出嚴峻條件，日本只得放棄構想。幾個月之後，日本又提出一個集資一千億美元的「亞洲貨幣基金」的大規模救援方案。此一構想固然是倉促成案，成效如何，的確頗有人質疑，但究竟它還是未能付諸實現。日本此一計劃不需要美方掏出分文，可是魯賓在前往香港參加世界銀行討論此一方案的會議途中，在飛機上大為光火。魯賓和桑默斯經常顯露出對日本經濟官員不屑、不信賴的言行；他們搭乘的這架專機原本是總統專用的「空軍一號」，曾經在一九七二年送尼克森總統到中國訪問。現在，他們倆在前艙和助手邊吃洋芋片，邊籌思如何封殺日本此一方案。

他們倆果然成功，日本人放棄其計劃。某些美國官員對此頗覺遺憾。主管經濟事務的國務次卿艾森斯塔特（Stuart E. Eizenstat）在東亞金融危機發生的一年之後，告訴紀思道說：「回想起來，這個構想或許應該多受些重視。」事隔一年，華府放棄自己的救援方案，日本當時的大藏大臣宮澤喜一（Kiichi Miyazawa）提出另一項規模較小的新方案，金額為三百億美元，被稱為「宮澤計劃」。這一回，魯賓沒有試圖封殺它，還稱此一構想頗有「建設性」；柯林頓總統更讚譽它是日本「對區域安定的一大貢獻」。

財政部犯錯，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它並不了解危機會衝擊到哪些國家，也不曉得經濟苦難會有多麼嚴重。別人也都不知道。我本身就滿躊躇，不太敢批評桑默斯，因為他比起我們眾多觀察家特別了解問題不是那麼簡單。危機初期，紀思道剛從漢城採訪歸來，桑默斯就向我們請教，問我們是否認為南韓會受到嚴重衝擊？我們滿有信心地微笑，答說：「可能不會吧！」桑默斯可比我們精明慧黠，已經試圖構思南韓一旦受到牽累，要如何應付。回想起來，他在分析當時競選總統的金大中時，也比我看得透轍。鑒於金大中一向支持勞工運動，我並不看好他會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的紓困方案。桑默斯就相當樂觀，認為金大中當選總統之後，由於與勞工淵源深厚，反而能夠推動改革--事後發展也果然如此。因此，當我想到魯賓、桑默斯等美國官員對此危機處置不當，有時候還貽害匪淺之時，批評起來就不免有幾分心虛。魯賓和桑默斯犯下的錯誤，固然經常頗有傷害，通常還算有點道理去犯。魯賓從來不曾公開承認他處理危機的方法不對，但是我認為他已經默認確有不當。每當提到這個話題時，他喜歡說：人生就是一連串下注押賭。若是有人表示，他擲個硬幣，若是出現人頭朝上，就賠兩倍賭金給你，為何不賭？輸了，也是時運不濟罷了。魯賓這麼說，其實意在表示：OK，我們搞砸了！我們當時的下注有理，只是沒有成功罷了。

美國支持國際貨幣基金採行嚴厲措施，此一政策使得泰國經濟穩步走疲。華府不肯出錢，日本不願得罪美國而打消出錢之念，國際貨幣基金條件嚴苛，加上銀行業受到侷限--凡此種種，傷害到信心，以及經濟本身。投資人急急忙忙把泰銖換成安全的美元，泰銖跌得更慘，迫使中央銀行提升利率以支撐疲軟的貨幣。利率一提升，害得原本健全的公司也倒閉，更加傷害到各方對泰銖的信心，使得泰國經濟跌幅加劇，快速探底。

泰銖巨貶給數以千計借得美元貸款的大小企業，帶來嚴重問題。譬如說，曼谷有一家公司向銀行貸到一千萬美元，開發一項豪華巨邸，憑恃著多年來泰銖兌美元是二十五比一的匯率，不會有變。借款人必須償付兩億五千萬泰銖。如果這項開發案結案可以賣到三億五千萬泰銖，建商利潤還不錯。可是，泰銖貶值逾半，建商突然發現，它必須償付五億泰銖給銀行，可不只是兩億五千萬泰銖就能了事。然而，不動產市場既已崩盤，開發案即使完工，或許只值一億泰銖，不是三億五千萬泰銖。換言之，原本估計有利可圖的一個開發案，突然間只剩下一億泰銖的價值，建商的負債變成五億泰銖，而且成本還越堆越高，不知伊於胡底。許多亞洲公司本質上還算健全，在這種演變下也紛紛不支倒閉。

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立刻發現錯誤，改弦更張，允許泰國放寬嚴峻規定，可是傷害已經鑄成。泰國局勢吃緊之際，投資人放眼四顧東亞地區，認為亞洲其他國家也會發生同樣的狀況，對整個地區越來越沒信心。恐慌傳到馬來西亞、香港、最慘重的是印尼。菲律賓中央銀行發現投資人紛紛拋售披索，搶購美元，對披索幣值形成極大壓力。利率升到百分之三十，政府宣布披索浮動。印尼決策者為了預防，同樣採取浮動匯率，允許印尼盾（rupiah）浮動更甚。新加坡元也貶值，馬來西亞幣（ringgit）也動搖。即使是緊釘著美元固定匯率的港幣，也承受到極大壓力，港府官員曾在一天之內投下十億美元，力保港幣兌美元不貶值。整個亞洲金融風聲鶴唳，跌入信心危機的深淵。

書摘: 第12章　來自屋後／伍潔芳

當我住在中國時，有一天設法找到章含之，邀她一道吃晚飯。我曾經聽說，她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交情匪淺，但是一頓飯吃下來，就發現傳聞不實。不過，思道和我發現章含之的確富有魅力。個兒高大的她，頭髮燙得平整，卻已微現花白，年齡雖逾六旬，姿色依然亮麗，無怪乎毛澤東和其他人都喜歡她。她中、英文俱佳，雙眸閃爍下，帶著你走進她所經歷的政治跌宕昂揚的日子。譬如說，她居住的宅院就和中國現代史緊密聯繫在一起。這座宅院座落在北京市中心，現在已列為文化古蹟。紅色高牆環繞整個大院，毛澤東一九七六年逝世之後，短暫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華國鋒，曾經安家落戶在這裡。

我最近一次登門拜訪，章含之坐在書房裡，電腦打開。她那已故世的丈夫的書法卷軸掛在鄰室牆上；在這曲徑蜿蜒、儼然迷宮的大宅院，到處擺置著中國古董。我們在幾個房間進出，經過天井，露天裡微現涼意。她可一點不得閒，先是一名裁縫師傅來量身，又有一名政府高級經濟專家登門拜訪，中南海上級領導也打電話來，她家電話似乎也不曾歇息，不時響起。章含之端出一盒歐洲巧克力和法國茗茶款待。當她娓娓道來往時、往事、往思時，我不由得聽得入神。我認為，相識十載，我對她的生平已經鉅細靡遺，盡皆掌握，不料她卻講了有關她們家女性的故事。

這是一則亞洲女性角色變遷的故事。一方面，由於居人口一半的女性其智慧才華遭到誤用，這種性別歧視羈絆了亞洲的進展。另一方面，女性在社會和工作職場逐漸嶄露頭角，不僅替女性、也替整個亞洲開創出新局。原本極被忽視的此一資源，現在開始受到適當利用，女性不再甘於做母親、當農人，甚至淪入煙花巷，逐漸投身為律師、作家和售貨員。女性在亞洲慢慢走進經濟活動主流，不僅強化亞洲的經濟生命，也成為經濟活力的新來源。矛盾的是，正因為女性過去在亞洲幾乎全然不受重視，以致於今天成果斐然。

古時候也出現若干強大、有實力的女性，如中國七世紀時的武則天。她從宮中小妾出身，逐步晉升到一代女皇。但是，西元一○○○年左右，纏繞住婦女的社會枷鎖又加緊了。學者們發展出一套嚴格的儒家規矩，規範女性日常生活，希望給社會帶來安定和美德。

女性如果遵守「婦道」，特別是夫死不再嫁，會受到讚許與獎賞。男人拈花惹草、娶妻又納妾是常態，直到十九世紀，中、上階層女性不貞則遭受兇殘懲處。書冊連篇累牘記載女性不貞受罰的情況。據載，女性「野合」被抓到，被罰綁在「木驢」-木製陽具，不斷用機械操作強暴她。婦女通姦，有時被處以剝皮至死之刑。直到十九世紀，大清律仍載明剝皮為法定刑罰之一。寡婦有時候被鼓勵自殺殉夫，以避免外界誘惑。殉夫貞婦備受史冊讚揚。如果家人反對，有些決意自殺的烈婦還會悄悄吞下一把針！

印度也一樣壓制婦女，古老的殉夫作法-婦人在亡夫火化時投身火堆活活燒死-直到十九世紀猶不時發生，後來英國殖民當局才加以取締。

到了二十世紀，基本上已經不復出現，可是一九八七年，一個名叫露璞（Roop Kanwar）的村婦使它復現。露璞的丈夫大學畢業，失業在家，因盲腸炎而死。當火化堆架好，露璞坐在其中，有人丟進火柴，她就活活燒死。

這一來全國大譁，傳統派為她的貞烈讚頌禱告，女權運動者則大為驚駭。但是經過深入調查，真相大白，她可能並沒有那麼「光榮」。她是被周圍親人強迫殉夫，數度被逼退回到火堆去。最後，國會訂了一條更嚴格的法令，嚴禁殉夫自焚行為。但是，很顯然沒有任何人試圖攔阻露璞，成千上萬人也寧可相信她是光榮殉夫，自願追隨亡夫於九泉之下。

即使是亞洲語文也表現、反映這種歧視態度。數百年前，韓國人若生下女兒，取的名字往往有「最後一個女兒」的意思，希望往後都能生下男嬰。中國也有同樣的價值觀，直到今天，鄉村父母不時給女兒命名「招弟」、「迎弟」，盼望「帶來弟弟」。中國人習慣稱呼自己太太為「內人」，這可比農民稱內人為「炕上的」，好得太多。目前日本還稱呼別人的太太為「奧」（okusan）-「屋後之人」。

章含之家族的女性則走出此一環境。家族裡大家還記得老奶奶是出生在蘇州附近農村，一個堅毅的農婦。她的名字，大家都不曉得，甚至她是否真正有個名字，也不清楚-十九世紀中國女性有時候就被喚為「大妞」、「二妞」……根本沒個正式名字。姑不論老奶奶叫什麼名字，她精明能幹，顯然面貌姣好、姿色出眾，她把家庭搬遷到上海十里洋場，可以說是在自己家裡產生大革命。這一搬，可謂給子孫後人開創無窮機會以及絕大風險。老奶奶後來在上海著名的風化區開了一家子。當年的子藏龍臥虎，許多革命黨人藏身其間，密議大計。

老奶奶的女兒大約生於一九○○年，可謂在子裡長大，因此結識當年上海若干富人和名士，其中之一即為曾任教育總長，已有幾房妻妾的學人、律師章士釗。章士釗就是章含之的父親。章士釗流連長三館子，在美女斟酒、伴唱、演舞的鶯聲燕語中，好不快樂。她親切款待，受到章士釗青睞；然而，卻綁了小腳，根本無法跳舞。當她只有四歲時，父母已經開始替她裹小腳，用白布把腳層層包緊。每天夜裡，老奶奶替女兒解開裹腳布，洗腳，再綁上，才上床睡覺。她的腳開始長大，這一來真是痛苦不堪，夜裡經常無法成眠，腳趾骨變形，使腳蜷曲成所謂的三寸金蓮。

中國女子纏足之習，始於西元一○○○年左右，明顯是一種遏制女性的手法。有位詩人還替纏足做出解釋：「纏足才不會粗鄙地到處亂跑。」十二世紀大儒朱熹在福建任官時還諭令宣示，女性天生不潔，因此全都應該纏足，以免犯下邪罪。一二七○年蒙古人入主中原，反對纏足，譴責此一作法，但是因為男性雅好女子纖足，纏足蔚為風氣，而且流傳數百年，直到二十世紀初期才開始消失。批評者指控纏足不對，報紙亦披露強迫女兒纏足的家庭姓氏，女性運動於焉開始形成。

章士釗納她為妾，為她布置一個家，偶爾過來留宿。章共有三房妻妾，各有房舍。在他一生事業上，這些妻妾都曾出力相助。章含之說：「一九四九年以前大部分時間，這三房妻妾都住在上海，但是不在同一個宅院。這是當時的社會風氣，女性也就這樣過生活。」章士釗夫婦從友人那裡，把章含之領養過來，送她上學。此時中國共產黨剛建政，時代巨變，女性尤其感受到重大變化。毛澤東宣揚婦女「撐起半邊天」，於一九五○年制訂婚姻法，賦予女性有決定委身嫁誰的權利。法律禁止納妾，禁止娶幼童為妻，也取締妓院青樓。女性進入夜校識字唸書，練習裁縫，或到街坊工廠工作。女性也開大卡車、駕飛機！

章含之說：「我覺得舊制度真腐敗。我可以看到新社會帶來新希望、新感覺和新友誼。」她的父親被徵選為全國人大領導人之一，帶著章含之搬到北京。章含之十四歲時，父親帶她參加毛澤東主持的一場宴會。她說：「我可以感受到一九四九年革命之後的氣氛；你可以感受到人人都平等了！」

章含之功課出眾，英文尤其過人，進入外語學院進修，這份成就是她母親那一代的女性無法想像的事。她成為有自由思維的學者，嫁給北京大學教授洪君彥，育有一個女兒洪晃。一九六二年，章含之在毛澤東七十大壽生日宴會上，又遇見毛主席，毛要求章含之教他英文。毛對她印象極好，此後就成為固定的英文老師。一九七○年，毛澤東派她到外交部上班。他說：「我們需要女性外交官。中國需要女性發言人。」

起先，彼此都很難適應。章含之有她一套自由精神的學人作風，外交部則重官僚形式主義。她第一天上班，帶著繡著紅色大字「為人民服務」的綠色軍用包，從包包裡掏出茶杯-利用塑膠裹住的一個果醬瓶，怕燙了手。可是同事們都用磁杯。她說：「我一走出辦公室，他們全都拿起那個瓶罐，仔細端詳。我就好像是跌進外交部的外星人一樣。」然後，上級發給她直尺、剪刀、漿糊，分派給她一張小桌子，交代她讀外館傳回來的全球各地新聞，特別留心有關巴基斯坦的新聞。這位男性上級說明：「用直尺把文章圈起來，再用剪刀剪下來，黏到紙上，再呈送上來給我。」

章含之差點當場就辭職不幹。不過，她還是堅持下去。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本身又精通英文，終於使她成為中國頂尖的譯員之一。一九七一年季辛吉秘訪北京，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章含之都是翻譯。她緊隨在毛澤東身側，接觸若干有助於中美關係奠基的機密談話。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中國首度派出代表團進駐聯合國，毛澤東欽點章含之為譯員隨行。此行，她獲得剛剛喪妻的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的注意。章含之有份文件必須喬冠華簽字，好不容易才見到他，他卻說太累了，要先打個盹。她當場很不痛快地把文件往桌上一擺，說：「隨便你！」掉頭就走。喬冠華對於一個女性竟敢如此大膽，大為震驚。然而，他一定沒給嚇壞，因為兩年之後的一九七三年，章含之和丈夫離婚，嫁給喬冠華。

「東方驚雷」書評：亞洲「經濟民主化」的起步

1997年爆發的連鎖金融風暴，改寫了亞洲的經濟成績單。亞洲研究學界傳統沿用的「雁行理論」，頓時黯然失色。美國的日本專家詹隼鳥（Chalmers Johnson）的「通產省與日本奇蹟」或傅高義（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都成為笑話，沒人願再相信也毫無賣點。所謂「工業化亞洲的興起」這門顯學，也從大學課表上消失。這一棒打得不輕，讓全亞洲暈頭轉向。

當時受創極重的泰國、南韓與印尼，在五年之後，只有南韓真正浴火重生，重新站立起來；頭雁的日本，迄今仍沈陷於泡沫經濟爆破的泥沼。南韓排名第三的大宇集團完全崩解、被外商併購，讓亞洲大財閥震驚不已，因為他們一貫的護身符：「大馬不死論」，從此成為絕響。

本書作者紀思道在書中說，亞洲經濟危機迫使各國更加重視市場、民主和法治。「壓力來自外人。有些外國公司引進對股東治理的新態度，更加重視獲利能力。亞洲金融危機促成極大的反省，各國無不深思如何創造適合重振生機的制度。」成長與擴張不再是企業目標，保障投資人的最高利益，才是企業經營的要務。

若問金融危機給亞洲帶來的正面效益為何？我認為，體認與落實「經濟民主化」，無疑是最有價值的收穫。簡而言之，就是讓亞洲人學會「做自己荷包的主人」，讓他們體會「選擇的自由」的可貴。

本書對台灣著墨不多，也許因為台灣比起周邊受難的國家，經濟體質更堅實，政策執行較成功，也沒有鉅額的外債負擔；而且，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原理在台灣被充分活用：台灣每年可以倒閉三萬多家企業，再誕生四萬多家新公司，這樣的優勝劣敗機制，讓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在經濟民主化的實踐上，更優於日本與南韓。

但是沒有經過金融風暴的侵襲，對台灣的經濟是福是禍，現在仍言之過早。過去幾年間的不景氣，對台灣只能算是小試煉，並不像南韓有那樣大徹大悟、大破大立的機會。儘管台灣政府倡言「拼經濟」，但更重要的應該是，人民「由奢入儉」、「回歸務本」的意志有多強。

比起紐約時報同僚傅利曼的賣弄，或哈佛教授杭廷頓的吊書袋，紀思道、伍潔芳夫婦這本《東方驚雷》寫得相當平實，他們以現場採訪的實例來徵引，頗有說服力；而且報導體的遣詞用字，也讓讀者易讀易懂多了。

不過，很顯然他們對亞洲的未來是持相當樂觀的態度，這和章家敦對中國的悲觀成為強烈對比。亞洲的未來繫於中國的出路，殆無疑義。不過，中國完全抄襲南韓的發展模式：以奧運帶動國家的建設與發展，在時移勢轉的21世紀，是否仍能奏效也值得觀察。

紀思道沒告訴讀者，1988年漢城奧運後，南韓曾有生產過剩的停滯，加上人民在富足與自信後的強烈民主慾求，導致工運勃發與工資爆漲，讓盧泰愚執政時期的社會動盪失序，這是2008年之後中國同樣必須面對的嚴峻考驗。北京奧運之後，中國何去何從，才是亞洲未來發展的關鍵。

中国只是替罪羊（节选）（《纽约时报》2005年5月29日）文/ Nicholas D. Kristof

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曾在台湾学习中文，在四大洲居住过，报道过六大洲的新闻时事，到过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84年10月加入《纽约时报》，最初报道经济新闻。负责过纽约时报香港分社，1988年至1989年任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还负责过东京分社。他与妻子伍洁芳（Sheryl WuDunn）共同获得1990年普利策奖，并因此成为第一对获得普利策奖的夫妇。

纪思道与伍洁芳合著有《惊蛰·中国》（China Wakes）和《东方惊雷》（Thunder from the East）。

全球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如今中美关系出现了问题，甚至可能恶化。美国应对这一情形负主要责任。扭曲全球资金流向、导致全球经济动荡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美国的财政状况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问题。

事实上，中国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为亚洲带来了稳定，并且中国的繁荣也使得日本经济出现了复苏，并促进全球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国几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1/3（以购买力来衡量），而美国的贡献是13%。

在过去5年里，布什总统对中美关系的处理非常好—这也是他少有的外交成就之一。但是最近他已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5月，他重新加强了对中国的纺织品配额制度，美国财政部还要求中国尽快调整汇率。

布什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是因为民主党人一直以失业为借口在攻击他。的确，便宜的人民币使得美国流失了一些制造业职位，但同时也让中国的资金流向了美国，使美联储能够保持很低的利率。如果我们把制造业职位的流失归咎于中国，我们也应该把美国银行和建设部门出现的许多新职位归功于中国。

美国指责中国没有制止朝鲜的核计划也是不公平的。现实是，朝鲜人根本不听中国的，他们互相轻视。最近两年，中国在解决朝鲜核危机问题上一直非常努力，并至少维持了一个平衡的政策。

过去，江泽民主席维护中美关系，但一些中国人认为他“亲美”。如今，胡锦涛主席似乎也在精心维护与美国的关系，这让美国人松了一口气。但是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不但会增加风险，同时也会加强中国政府中强硬派的力量，并让普通中国人认为美国仇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