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師渠，1946年生，男，福建福州人，曆史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70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曆史係中國近代教研室主任、曆史係係主任，北京市社科聯副主席。現為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北京市史學會副會長、教育部曆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市政府顧問、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曆史學科組成員等。著有《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中共傳統文化漫談》等。主編十捲本《中國文化通史》。在《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學術期刊發錶大量論文。

一部重評學衡派文化思想的翻案之作

★內容簡介：

2019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該書的齣版，在給讀者展現當年轟轟烈烈的文化思想運動宏偉圖景的同時，更重要的是給大傢帶來當年運動中齣現的理性聲音——學衡派。學衡派是活躍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個文化團體，對當時社會産生瞭重大的影響。然而，由於它的文化思想徘徊於歐化與國粹之間，對新文化運動多持批評態度，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被視為守舊勢力而倍受冷落。《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一書，不僅係統地考察瞭歐戰後世界文化由東西方對立走嚮對話，以及緣是引起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而且也深入地探討瞭19 世紀中葉以降，西方人文主義的轉型及以白璧德為代錶的美國新人文主義的興起。其目的是要為研究學衡派的崛起及其文化思想，提供愈形開闊的時代大背景。由是以進，本書復具體地探討瞭學衡派的文化觀、文學思想、史學思想、教育思想和道德思想等，作者力圖對學衡派及其文化思想做齣客觀的評價。

★編輯推薦：

該書不迴避學衡派與新文化運動的衝突及其固有的失誤，但又肯定二者都是在現代思想層麵上運作的思想文化派彆，其分歧的本質乃在於學理之爭，故互有得失；本書指齣瞭學衡派因文化保守的情結，而於傳統情有獨鍾，但又肯定他們從世界人類發展的角度立論，在中西文化問題上，卻體現瞭較比更為健全的文化心態；本書肯定新文化運動是其時的主流文化，學衡派不免於邊緣化，但復強調後者同樣屬新文化的一族。不僅如此，學衡派所反復強調的，在人類社會追求進步與發展的過程中不容輕忽人文關懷的重要命題，無疑又具有可貴的前瞻性。在人們訴求人性和人文精神的呼聲日高的今天，其內在的閤理性愈加明顯。這也正是吳宓諸人重現魅力，為人們記起的重要原因所在。

★前 言

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便在於社會思潮的跌宕起伏，五光十色，目不暇接。例如，洋務思潮、維新改良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國粹思潮、歐化思潮、進化思潮、教育救國思潮、實業救國思潮、實用主義思潮、自由主義思潮、社會主義思潮、無政府主義思潮、國傢主義思潮等，瞬息萬變。這是近代中國民族危機日亟、社會急劇動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強烈反映，它錶現瞭在中國近代曆史不同發展階段上，人們對於國傢與民族前途命運的多樣化思考。正因為是這樣，研究社會思潮成瞭理解把握近代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並為許多學者所關注。近些年來有關論著甚多，其中吳雁南先生主編的多捲本《中國近代社會思潮：1840—1949》，是有代錶性的著作。不過，應當看到，思潮是一個內涵寬泛的概念。從縱嚮上看，一種思潮可因曆時而愈顯，如進化思潮、民族主義思潮、民主主義思潮等；從橫嚮上看，一種思潮又往往涵蓋多樣的流派，和而不同，如民主共和思潮中就包含著國粹思潮、歐化思潮、排滿思潮等；而20 世紀初年在所謂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名義下，實又有東方文化論、鄉村建設論、農業救國論、新人文主義等的分彆。論社會思潮者，常引用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中的一段名言：“今之恒言，曰‘時代思潮’，此其語最妙於形容。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嚮。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始焉其勢甚微，幾莫之覺；浸假而漲—漲—漲，而達於滿度；過時焉則落，以漸至於衰熄。”但稍後一段同樣重要的話卻又往往被忽略瞭：“凡時代思潮，無不由‘繼續的群眾運動’而成。所謂運動者，非必有意識、有計劃、有組織，不能分為誰主動，誰被動。其參加運動之人員，各不相謀，各不相知。其從事運動時所任之職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異。於同一運動之下，往往分無數小支派甚且相嫉視，相排擊。雖然，其中必有一種或數種之共通觀念焉，同根據之為思想之齣發點。”綜而觀之，梁啓超對於社會思潮強調瞭這樣幾種特點：其一，思潮是因環境變遷與心理因素，人們所形成的思想不期然歸趨於一個方嚮的結果。思潮的發展有其肇端、興盛和衰熄的過程；其二，思潮既是不期然而形成的，故思潮又是集體的無意識行為，沒有計劃，沒有組織，歸趨者也無所謂主動與被動，各不相知；其三，同一思潮內部，往往分成眾多小支派，相互辯駁排擊，但其中卻有著共通的思想觀念或稱思想齣發點。梁啓超對於社會思潮共相的概括，有其生動傳神之處，特彆是僅將思潮限於他自己說的相當於“流行”，或古語“風氣”時。但若以近代往往成為社會政治變革運動的先導，並帶有強烈的政治功利主義的各種社會思潮相況，卻又不免方枘圓鑿。最重要一點是，近代社會思潮雖然都有風起於青之末的特點，但就其重要思潮而言，無一不是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的“運動”的結果。故近代既稱思潮，必有主要的代錶性人物和作為他們宣傳陣地的代錶性刊物，以及相知相謀的奮鬥軌跡。戊戌維新思潮的代錶性人物不正是康有為與梁啓超本人嗎？《時務報》、《清議報》等不正是他們先後仰賴的輿論陣地嗎？民主共和思潮的領袖人物無疑是孫中山，他成立瞭革命團體同盟會，更創有《民報》，目的是要宣傳自己的三民主義，使之傢喻戶曉。同樣，後來的新文化運動，也正是陳獨秀諸人通過創辦《新青年》雜誌而鼓蕩起來的。但是，梁啓超所強調的思潮的第三個特點：一個思潮內部往往有眾多的支流，相互駁難，體現瞭思潮的多樣性統一，卻是提齣瞭一個閤乎辯證思維的重要見解。長期以來人們恰恰忽略瞭這一點。緣上所述，作者以為，思潮的研究是重要的，但為瞭更加深入地理解與把握特定的社會文化思潮，避免簡單化，還應當重視思潮流派的研究。

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思考，作者曾集中研究瞭資産階級革命派和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思潮一翼，以章太炎、劉師培、鄧實、黃節諸人為代錶的晚清國粹派及其國粹思潮，並於1992 年齣版瞭《國粹、國學、國魂——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一書。之後，又選定學衡派作為新的研究課題。遺憾的是，這一課題的完成拖瞭太長的時間。學衡派與晚清國粹派有一定的聯係，這不僅錶現為前者的主要代錶人物劉伯明和吳宓曾分彆師從章太炎與黃節，鬍先驌且列名與晚清國粹派一體的著名的南社；更主要還在於，二者都以弘揚中國文化為自任，在根本的文化主張上一脈相承。晚清國粹派和學衡派，在今天都被認為屬於近代的文化保守主義，但我選取它們作為研究對象卻並非齣於看重保守主義的緣故，而是因為它們獨具個性，有助於彰顯各自時代社會文化思潮的豐富內涵，同時，也是因為它們被長期輕忽瞭。對於晚清國粹派，這裏不作贅述，隻單錶學衡派。

人所共知，1919 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文化思潮洪波湧起的轉捩點。不過，其內涵不僅是指緣於對辛亥革命後復闢思潮的反省，新文化運動勃然興起，對封建舊文化進行瞭全麵而激烈的批判，從而與傳統的時代判然劃開瞭界限；同時，還包含著歐戰後國人對中西文化關係與民族國傢命運的重新審視。歐戰後的西方齣現瞭批判理性主義與現代化的思潮。因時代的落差，這一思潮不僅影響瞭中國，而且與新文化運動互相激蕩，相反相成，構成瞭時代彌足珍貴的思想張力。由是，中國社會文化思潮呈現齣新的變動，即由原先的新文化運動一枝獨秀，浸成瞭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馬剋思主義各領風騷和多元發展的新態勢。也因是之故，20 世紀20—30 年代成為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流派林立、思想文化空前活躍的重要時期。

以梅光迪、吳宓諸人為代錶的學衡派，正是於20 世紀20 年代初應時而起。其活躍期長達11 年之久，曾産生瞭廣泛的影響。學衡派自身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其主要代錶人物多是歐美留學生，且為南北著名高等學府的名教授；二是服膺美國白璧德為代錶的新人文主義。學衡派將西方的某種“主義”公開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以此為思想指導，這不僅在所謂的東方文化派中獨樹一幟，而且在其時眾多的文化流派中，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三是於新文化運動持激烈的批評態度。與新文化運動相頡頏者，多被目為守舊派，但學衡派主要人物卻多是歸國的留學生，這種似乎反常的現象曾令人們睏惑不已。故研究學衡派文化思想，不僅是研究中國近代文化史的重要課題，而且更是深入研究20 世紀20—30 年代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所必需。毋庸諱言，主要是由於學衡派對新文化運動多持批評的態度，故在很長的時間裏，受“左”的思潮影響的學術界將之視為反對新文化的守舊乃至於反動的勢力，加以簡單的貶斥。更有甚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原屬學衡派的一些人復遭到瞭殘酷的迫害，吳宓本人且被迫害緻死，釀成瞭悲劇。實則，曆史發展從來都是多樣性的統一，如前所述，梁啓超早就指齣瞭，一個思潮的內部常容有多樣的支流，異趣而同質。斯時新文化或叫中國現代文化思潮，是內涵十分豐富、場景甚為開闊的曆史現象，其內部存在不同的流派，相互辯駁，卻立於共通的觀念層麵，當是理有固然。但是，由於人們僅僅用傳統的“新文化運動”來規範當時的社會文化思潮，以之作為分水嶺，順之者進步，逆之者反動，緻使本來豐富多彩的曆史變得索然無味。同時，也唯其如此，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於學衡派的研究是很薄弱的，以至於當年赫赫有名的梅光迪、吳宓、鬍先驌等學衡派諸子，湮沒無聞。

20 世紀60 年代初，有人建議吳宓寫有關學衡派迴憶錄之類的東西，但吳宓拒絕瞭。他明確指齣，欲客觀評價學衡派，當在四五十年之後，而今實非其時。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吳宓的話反映瞭身處逆境中的學者的心酸與憤懣，但又顯示瞭這位大學者的先見之明。近些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解放思想，學術環境日趨寬鬆，人們對於學衡派的看法開始有瞭變化。相關的成果也漸漸多起來，僅有關吳宓的全國性學術討論會就已舉辦過數次。盡管人們對學衡派的認識未必完全一緻，但顯然已無人堅持原先簡單貶斥的觀點。不過，從總體看，已有的研究還隻是剛剛起步，尤其是將學衡派作為一個思想文化派彆做整體和綜閤性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見。

本書不僅係統地考察瞭歐戰後世界文化由東西方對立走嚮對話，以及緣是引起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而且也深入地探討瞭19 世紀中葉以降，西方人文主義的轉型及以白璧德為代錶的美國新人文主義的興起。其目的是要為研究學衡派的崛起及其文化思想，提供愈形開闊的時代大背景。由是以進，本書復具體地探討瞭學衡派的文化觀、文學思想、史學思想、教育思想和道德思想，等等。作者力圖對學衡派及其文化思想做齣客觀的評價。馬剋斯·韋伯曾指齣：“社會科學領域裏最值得重視的進步毫無疑問與下列情況有關：文明的實際問題已經轉移並且有對概念結構進行批判的形式。”歐戰與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有力地錶明瞭20 世紀初的世界“文明的實際問題

已經轉移”：資本主義危機和社會主義、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已成瞭為人關注的時代大趨勢；“歐洲文化中心論”動搖，世界文化開始由東西方對立走嚮對話；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受到質疑，人文與科學、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繼承傳統與創新進取必須協調發展等諸多問題，也愈益成瞭人們反省的熱點。從根本上說，學衡派新人文主義的文化思想，正反映瞭對業已轉移瞭的文明的實際問題的思考，錶現瞭對既有概念結構的批判。它開拓瞭時人的思維空間，同時也豐富和推進瞭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發展。本書不迴避學衡派與新文化運動的衝突及其固有的失誤，但又肯定二者都是在現代思想層麵上運作的思想文化派彆，其分歧的本質乃在於學理之爭，故互有得失；本書指齣瞭學衡派因文化保守的情結，而於傳統情有獨鍾，但又肯定他們從世界人類發展的角度立論，在中西文化問題上，卻體現瞭較比更為健全的文化心態；本書肯定新文化運動是其時的主流文化，學衡派不免於邊緣化，但復強調後者同樣屬新文化的一族。不僅如此，學衡派所反復強調的，在人類社會追求進步與發展的過程中不容輕忽人文關懷的重要命題，無疑又具有可貴的前瞻性。在人們訴求人性和人文精神的呼聲日高的今天，其內在的閤理性愈加明顯。這也正是吳宓諸人重現魅力，為人們記起的重要原因所在。

學衡派諸子多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準確把握他們的文化思想並非易事。作者學養有限，因之，本書疏漏之處，尚祈讀者指正。

精彩試讀：

學衡派對於文化問題有自己獨到的思考。他們明確地提齣瞭文化發展具有世界與曆史的統一性的重要觀念，和文化交流中的選擇原則，決定瞭他們的運思較其時許多人具備瞭更加開闊的視野和更為豐富的辯證思維。他們認為，文化既具有時代性，同時又具有傳承性，因是之故，文化的傳統既不應固守，也不能盡棄。文化的創新，歸根結底，應當理解為是傳統的發展。他們提齣“進步是傳統的不斷吸收與適應”的見解，集中反映瞭學衡派在新舊文化關係上所由達到的思想深度。正是由此齣發，他們不贊成新文化運動鼓吹文化“革命”的觀念，簡單否定文化傳統，認為中國五韆年文明一脈相承，其本身即說明瞭中國文化生生不已，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中國文化內含的“中國曆史文化之基本精神”，一脈尚存，是不容割斷的。陳寅恪挽王國維詩有“文化神州喪一身”句；吳宓與陳寅恪的贈彆詩也曰“神州文化係，頤養好園林”。學衡派以光大中國文化精神，弘揚中國文化為自己的神聖使命，並以此互勉。陳寅恪、吳宓諸人甚至身處逆境，矢誌不渝。在近代，以此為誌者甚多，但唯有學衡派營造齣瞭神聖悲壯的文化氛圍，至今感人至深。與此同時，緣於對文化具有世界統一性的深切理解，又使他們保持清醒的頭腦，避免瞭歐戰後在許多人中重新齣現的隆中抑西非理性的文化虛驕心理。相反，他們提醒時人不要幸災樂禍，盲目虛驕，誇大西方文化的沒落，而使中國重蹈自我封閉的故轍。對於中外文化關係，學衡派重在探究異質文化相互融閤的內在規律性，同樣創見迭齣。他們從印度佛教傳入並對中國文化發展産生深遠影響的曆史事例中，看到瞭吸收外來文化的積極意義和此種吸收以本民族文化為主體的必然性。不僅如此，他們還提齣瞭依世界的潮流，“於舊學說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實用”，即藉助於西方現代學說對於傳統進行重新闡釋，以期實現傳統的現代性轉換的重要思想。此種見解，在其時發人所未發，它顯然較梁啓超“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的說法，遠為深刻。作為新人文主義者，學衡派信奉阿諾德的文化定義：文化是人類古今思想言論的最精美者。因之，盡管他們以復興中國文化自任，但從本質上說，他們又是文化的世界主義者。他們“深信人類之精神，不問其古今中外，皆息息相通”。吳宓曾指齣，自己間接承繼瞭西方文化的道統，所資感發及奮鬥的力量，實來自於西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遵照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的教導。這毫不足奇，因為新人文主義的宗旨就是主張集中東西方的文化智慧，以引導人類追求和諧發展和真善美的理想境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學衡派的文化思想從一個側麵同樣反映齣瞭歐戰後世界文化呈現由東西方對立，走嚮東西方對話新的曆史發展態勢。

1948 年馮友蘭曾將50年來的中國哲學發展分為三期：1898 年戊戌變法時期；1919 年新文化運動時期；1926 年以來新時期。他說：“我們現在所關注的不是像第一、二兩個時期的知識分子那樣，用一種文化批評另一種文化，而是用一種文化來闡明另一種文化。因而就能更好地理解這兩種文化。我們現在所注意的是東西文化的相互闡明，而不是他們相互批評，應該看到這兩種文化都說明瞭人類發展的共同趨勢和人性的共同原則，所以東西文化不僅是相互聯係的，而且是相互統一的。”學衡派的文化思考無疑彰顯瞭第三期的取嚮。他們既不贊成主張全盤西化的民族虛無主義，也不贊成一味隆中抑西的民族虛驕情緒。可以說，在中西文化關係問題上，他們已具有瞭較比更加成熟、開放和平衡的文化心態。

學衡派不願附和新文化運動，但是他們獨到的文化思考無疑有助於展拓時人的思維空間，進一步豐富瞭新文化運動，尤其他們提齣的探討中國曆史文化需“先大其心量”，要懷有同情瞭解；不忘中華民族精神；對舊文化另下新理解；提倡新的孔學運動，以復興中國文化為己任等等思想，更為其後新儒學的興起開闢瞭先路。賀麟是吳宓的學生，張蔭麟的摯友，同時也是公認的新儒學重要的倡始者。1945 年他在贊揚湯用彤治史抱有“溫情與敬意”的態度和對中國民族精神的可貴執著時，寫道：“他這種說法當然是基於對一般文化的持續性和保存性的認識。這種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發展史的新指針，且於積極推行西化的今日，還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緻淪亡斷絕的新保證。而在當時偏激的全盤西化聲中，有助於促進我們對於民族文化新開展的信心。” “民族文化新開展”是新儒傢的標準語，賀麟明確肯定瞭學衡派的文化思想促進瞭新儒學的興起。如果我們注意到作為新儒學興起有代錶性的著作，即賀麟的《儒傢思想的新開展》一文，1941年正是首先發錶在由張蔭麟、張其昀主編的《思想與時代》創刊號上，而該刊的主要撰稿人也正是由原先的學衡派主要人物與賀麟、錢穆、唐君毅、雷海宗等後起的新儒傢代錶人物共同組成，那麼學衡派文化思想於後者産生瞭重要影響，也就愈益無可疑義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