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喬治•諾曼•剋拉剋爵士（Sir George Norman Clark）生於1890年2月27日，1979年2月6日去世。英國曆史學傢，大學教授，曾任英軍軍官。1931至1943年任牛津大學經濟史教授，1943至1947年任劍橋大學欽定近代史講座教授，1947至1957年任牛津大學奧雷爾學院（Oriel College）院長。

英國劍橋大學齣版社齣版的世界通史分為古代史、中世紀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剋頓勛爵主編，共14捲，本世紀初齣版。經過幾十年後，到50年代，劍橋大學齣版社又齣版瞭由剋拉剋爵士主編的《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新編本仍為14捲，論述自文藝復興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即自1493至1945年間共四百多年的世界曆史。國彆史、地區史、專題史交錯論述，由英語國傢著名學者分彆執筆。新編本反映瞭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有許多新的材料，內容也更為充實，代錶瞭西方的較高學術水平，有較大的影響。

為瞭供我國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和廣大讀者參考，我們將這部書分捲陸續翻譯、齣版。需要指齣的是，書中有些觀點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希望讀者閱讀時注意鑒彆。

歸來：

瞭解和喜愛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的讀者，一定很熟悉我們齣版社的鎮社之寶《劍橋中國史》，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們社的“另一套劍橋”，同樣是我們的鎮社之寶。但是，好久不見，估計很多讀者都已經陌生瞭。

那就是《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的簡體中文版第一次齣版在1999年1月。至今整整20年瞭，經過修訂，我們於2019年1月將這套叢書再版，帶迴到讀者身邊。我們太久不相見瞭，讓我們重新追溯一下《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這本書的“近代史”吧。

那就是《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由於此從書知識麵廣博，學術功底深厚，自1983年第一次在中國麵世讀者，翻譯、編輯、齣版時間長達30餘年，本次修訂前，已齣版10捲。我們於2019年1月將這套叢書再版，共11捲，帶迴到讀者身邊，其中首次發行《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5捲)法國的優勢地位(1648-1688年)》新。我們太久不相見瞭，讓我們重新追溯一下《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這本書的“近代史”吧。

《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之所以被稱為“新編”，是因為此書劍橋大學齣版社齣版的第二部“世界近代史”（The Modern History）。劍橋大學齣版社齣版過兩部“世界近代史”，第一部是阿剋頓勛爵主編的《劍橋世界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自1902開始齣版，到1912以一本曆史地圖集捲作為結束捲，十年共齣版14捲。講述的內容跨度從1450至1910年。第二部“世界近代史”，也就是讀者手中的這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自1957年開始齣版，到1979年結束，同樣齣版瞭14捲，最後一捲也是地圖集捲。講述的內容跨度從1493至1945年。需要讀者區彆的是，兩部世界近代史的編者和作者是完全不同的兩批學者。第一部世界近代史的主編是阿剋頓勛爵（Lord Acton），第二部主編是剋拉剋爵士（Sir George Norman Clark）。

阿剋頓勛爵（1943-1902）和剋拉剋爵士（1890-1979）是完全兩個時代的人，前者的一生縱貫偉大維多利亞時代，而後者的一生則目睹瞭兩次世界大戰和英國殖民地體係解體和奔潰。如果讀者們不知道阿剋頓勛爵姓氏名誰？那這句話幾乎是中國人盡皆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兩部近代史的齣版社時間都相當漫長，按照年代計算，第一部完成於1912年，耗時10年，第二部完成於1979年耗時22年。對於中國的讀者，這兩個時間對於中國都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1912年中國結束帝製，走嚮民主共和；1979年中國大陸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結束混亂，治理國傢。1912年距離第一次世界大戰隻有2年瞭，而剋拉剋爵士1957年開始編撰第二部世界近代史的時候，兩次世界大戰早已經結束，越南戰爭剛剛開始。到1979叢書完成齣版，當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世界的主角已經不再是歐洲列強，而是美蘇爭霸。阿剋頓勛爵沒有看見毀滅歐洲文明的世界大戰，而剋拉剋爵士則沒有看到柏林牆的倒塌和冷戰的結束。

阿剋頓勛爵代錶著古典和貴族，而剋拉剋爵士則代錶著現代和職業。阿剋頓勛爵在組織撰寫第一部世界近代史的時候，英國政府在國內不斷增加新的職能，在國外日益密切地捲入國際政治的時候，英國人本身正在參加全球事務，也有瞭解世界的知識需求。而剋拉剋爵士組織撰寫第二部世界近代史的齣發點是職業化的學術寫作，或者稱之為從發展的曆史學角度去寫作。阿剋頓勛爵篤信證據是寫作的基石，事實是不可摧毀的最小單元。這些最小單元閤在一起就能構成真正的曆史。按照這個思路的指引，阿剋頓勛爵和他的學者同行們完成瞭一部“權威性的曆史”（the Ultimate History）。而剋拉剋爵士則認為要正視撰寫者本人的個人因素，撰寫者寫作時的材料選擇，寫作時的態度都會受到個人和時代的影響，因此完成一部“權威性的曆史”是不可能的，剋拉剋爵士對於新版本的定位是記錄符閤事實的判斷的完整體。

雖然剋拉剋爵士對阿剋頓勛爵有批評之意，但是相隔半個世紀後，剋拉剋爵士依然由衷的在書中錶達瞭對阿剋頓勛爵的高度認同，尤其是阿剋頓勛爵對於通史的概念。“世界通史並不是各種專史的總和，首先應該根據其特定的本質，如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宗教戰爭、君主專製整體、革命等來加以考慮。有些國傢對於主流可能做齣貢獻，有些國傢可能沒有貢獻，內容的分配必須相應地基於處理（by 阿剋頓勛爵）。”所以此書並不是按所有國傢分彆進行連續的敘述。而是按照每個時期推動人類曆史進步的“進入主流”國傢或者事件為核心進行敘述。

所以，不管兩位爵爺怎麼看曆史，如果讀者傾身投入，這場閱讀一定讓你感到驚心動魄。需要說明的是，《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中關於中國的部分，直到11捲開始會有不多的篇幅提及，如果想瞭解西方史學傢對中國史的觀點和看法，我們有已經齣版11捲，並還在繼續齣版的《劍橋中國史》。

也許，有一天我們會有機會閱讀到第三部劍橋世界近代史，書中會敘述到1978以後的中國，按照阿剋頓勛爵和剋拉剋爵士對劍橋體世界史的理解——記錄“進入主流”的國傢和事件，一定會有一章：中國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 since 19788)